25年狂攬22個諾獎，日本給我們哪些啟示？

就在前段時間，日本三天之內獲得了兩個諾貝爾獎，一個是日本科學家坂口志文獲得了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一個是京都大學的北川進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根據數據統計，在本世紀截止目前的25年時間里，日本已經有22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獲獎者，幾乎平均每年都有1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

看到這里，我知道有人要說了，諾貝爾獎的評選壓根就不公平，西方國家長期戴著有色眼鏡在審視我們，他們故意不發給我們，甚至還有國內的網友說咱們中國人不拿洋獎，不屑于拿什么諾爾貝獎，這些話雖然聽起來很解氣，但我說句實在話，我們沒必要搞精神勝利法，諾爾貝獎的評選過程雖然存在一些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斗爭，比如說諾貝爾和平獎還有文學獎這兩個獎項，那是公認的主觀色彩濃厚，行不行，主要看評委的個人的傾向。

但是在自然科學獎項領域，那是實打實的要看科研成果的，而且這些科研成果往往都要經過幾十年的市場驗證，最終才會把獎項頒發給別人，就連莫言當初也說過一句話，他說：文學獎具有一定的主觀性，要是能拿物理學獎那才是本事。

也就是說，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含金量，我們國內也是認可的，我們沒必要啥都去質疑。

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日本這個國家25年能拿22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他們到底做對了哪些事情？

從日本的教育體系來看，我發現了四個關鍵的原因：

第一，日本非常重視對學生探索精神的培養。

在我們國內瘋狂刷題，不停上補習班，大量考試的同一時間，日本小學階段就開始通過飼養動物、拆解電器等實踐活動來激發學生的好奇心了，他們的教學模式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學生提出了質疑，老師很多時候往往不會給他們一個固定的答案，而是鼓勵學生自己去尋找原因，比如說學生對收音機感興趣，老師就會找一個機會讓學生去拆解一個不用的收音機，讓學生自己去了解電器的結構，通過這種方式去探索問題的答案。

到了大學階段的時候，他們也不會用學分考核來限制學生的時間，比如說咱們國內大學畢業所需的學分往往在140-180之間，極個別高校甚至能達到200分以上，如此多的學分要求，就導致很多學生為了能順利畢業，必須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不感興趣的學科上，哪怕去睡覺，也必須走完所有的流程。

但是日本不一樣，他們大學四年的學分要求只有124，遠遠低于國內的標準，他們解放了學生的時間，然后24小時開放實驗室，鼓勵學生去實驗室做科學研究，比如說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頂尖高校就允許學生直接參與前沿課題，在國內你很少能看到本科生直接參與到實驗項目，但是在日本，從中學開始，他們就有大量的實驗訓練了，這種從娃娃抓起的教學模式，讓日本很多人充滿了探索精神，而咱們國內很多好苗子，他們的核心目標就是高考考個好學校，然后進入大學之后也沒有多少參與實驗的機會，最后天賦直接就被浪費了。

第二，日本的科研環境真的非常友好。

我舉個例子跟大家說明，最近剛獲得諾爾貝獎的坂口志文，他在1985 年就提出了調節性T細胞的猜想，然后沉寂了整整40年時間，直到今年才獲得諾爾貝學獎，在這40年的時間里，他沒有因為短期無成果而被放棄，日本政府和機構一直在給他提供資金支持。

我們想一下，如果是國內，一個科學家研究了40年都沒有出現成果，那他能堅持多長時間？

還有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他研究的是非常冷門的手性催化劑，這種冷門項目，日本政府和企業也愿意耐心的投入等到最后出現成果。

如果放在國內，3年就要理論突破，5年就要技術落實，10年就要全面推廣，在這10年的時間里，論文你起碼得發個幾十篇吧，如果發不出來，誰有耐心等你40年？

這就是科研環境的差異。

第三，日本在基礎研究領域的投入比重很高。

根據我查到的數據，2023年，日本在基礎研究領域的投入比重高達14.6%，而我們則是6.91%，那什么是基礎研究領域呢？我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你看到蘋果落地，就會去想為啥東西都會往下掉，不會往天上飛，這叫基礎領域的研究。

與之對應的則是對應用科學的研究，你看到蘋果落地，想的是怎么用蘋果做果醬，這種為了做一個產品，為了解決某個具體問題的研究，叫做應用科學的研究。

原本這兩個領域的研究沒有高低之分，在不同時期各有優劣，但是很多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往往需要基礎研究的助力，比如說楊振寧就是世界物理學領域基礎研究領域的頂級大咖，他的研究也許有一天會直接改變整個人類的命運。

也就是說，我們國內的科研投入其實并不低，但是大多都是為了趕緊做出某個產品，解決某個具體的問題，而缺乏在基礎科學領域的長期投入，日本之所以能獲得那么多諾貝爾獎，就是因為他們在上世紀70 年代轉向了 “基礎研究優先”，這才在21世紀轉化出了諾獎成果，比如說藍色LED、鋰離子電池等等。這也是需要我們注意的一個細節。

第四，日本社會對科學家非常尊重。

我們國內近些年對科學家的態度出現了明顯的好轉，但是在21世紀初的時候，國內的風氣一度十分魔幻，在那個年代，很多孩子的夢想不是成為科學家，而是成為大老板，國內的教育模式整體偏向功利化，缺乏對科學研究者基本的尊重。

但是日本國內不一樣，科教興國在他們國內是一個全民共識，整個社會對科學家都十分尊重，企業也愿意拿錢支持科學家的研究項目，這種“舉國共識” 讓科學家獲得了職業安全感，他們沒有必要為了生存而去搞一些來錢快的項目，只有放棄急功近利的心理，才能做出偉大的成績，這在任何一個行業都是通用的道理。

比如說在日本的高校，教授普遍認為科研大于教學，他們愿意把自己主要的精力用在科學研究上面去，而不是忙著發論文，寫經費申請，評優評獎，因為沒有那個必要，這些問題自然有人會幫他們解決好。

反觀國內，當考核只看論文數量的時候，試問誰會沉下心來做那種長期的科研工作？

還有學生的求學態度，很多外國教授來中國之后發現了一個非常不理解的現象，他們說：中國的孩子非常聰明，但是他們好像不太喜歡提問。

其實這不是中國學生自己的問題，而是中國的教育模式，一直以來就是老師講，學生聽，很多人習慣了被動接收的過程，慢慢的就被培養成了一個不會質疑的解題機器，而學習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不斷質疑，不斷求證，最終出現成果的過程，所以中國的很多學生在學校的時候考試能力特別強，但是進入社會之后，直接就泯然眾人了，因為社會不需要做題，需要的是那種好奇心強，有探索精神的人，而中國的很多學生并沒有培養起來那種質疑和探索的精神，在很多領域都停留在表面認知階段，所以很難做出成績。

當然，我不否認國內有部分高校很重視培養學生的探索精神和好奇心，比如說山東大學，但是我們必須得承認，絕大多數中國高校，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教育模式出了問題。

今天我之所以聊這個話題，不是為了吹捧日本，我是想通過這個現象來和大家聊一下我們教育體系存在的一些問題，看看有沒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學習的地方，只有不斷地取長補短，一個國家才能長久的興旺。

而且我們也完全不必感到沮喪，雖然我們目前在諾貝爾獎數量方面還比不過日本，但我經過查證之后得知。

日本這22位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科學家，他們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出生在二戰結束之前，有超過80%的人，他們獲獎的關鍵性科研成果是在上世紀70、80、90年代做出來的，在21世紀之后做出成果的，只有一個人。

這意味著，從做出成果到最終獲獎，往往有20-30年左右的 “滯后時間”，如果我們現在開始改變，對教育系統進行一次大調整，那等到2040-2060年左右的時候，我預計我們也會出現一次科研成果的井噴期。

盡管諾獎的數量不是評價一個國家科技實力的唯一標準，但的確也是一面非常有參考意義的鏡子，它能反射出一個國家在教育領域的不足，然后指導我們走向更加正確的方向，我相信，隨著中國90、00、10一代年輕人的全面成長，等到他們的研究成果得到驗證，未來40年中國一定會出現大量的諾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