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仲廉
融媒體主編/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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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統梳理陳垣先生對故宮文物保護的學術貢獻,從多維度揭示其在該領域的深遠影響。陳垣先生自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起,便以理事兼圖書館館長身份參與文物管理,在動蕩年代為故宮文物保護奠定基礎。
在檔案整理方面,他提出"秤不離砣"原則與《整理檔案八法》,構建科學整理體系,曾搶救8000麻袋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推動《掌故叢編》等檔案文獻出版,促成文物資源共享。
文獻研究領域,其"古教四考"等宗教史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等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為故宮相關文物提供學術解讀;《中西回史日歷》則成為文物年代考證的重要工具,提升文物價值認知。
抗戰時期,他留守北平研究未南遷文物,如深入整理《嘉興藏》,并以理事身份為文物南遷提供決策參考,培養那志良等關鍵人才。
此外,他秉持"以學術為公器"理念,反對學術壟斷,通過輔仁大學教學與故宮實踐,培養方甦生等明清檔案專家,形成重視史料、嚴謹考證的學術傳統。
綜上,陳垣先生以學術研究為基、人才培養為脈、開放理念為魂,為故宮文物保護構建理論、方法與人才體系,其貢獻兼具時代價值與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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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陳垣;故宮文物保護;學術貢獻;檔案整理;人才培養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Chen Yuan'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Palace Museum, revealing his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is fiel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1925, Chen Yuan participated in relic management as a council member and library director,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relic preservation during turbulent times. In archival organization, he proposed the "scale-and-weight" principle and Eight Methods for Archival Organization,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system that saved 8,000 sacks of Ming-Qing imperial archives and promoted the public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like Historical Anecdotes Series, facilitating resource sharing. In textual research, his works on religious history such as Four Studies on Ancient Religions and studies on cultural exchanges like Sinicization of Western Regions People in the Yuan Dynasty provided academic interpretations for related relics, while his Sino-Western-Muslim Calendar became an essential tool for dating artifacts, enhancing their value recogni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e remained in Beijing to study non-evacuated relics, such as the Jiaxing Buddhist Canon, while providing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relic relocation and nurturing key personnel like Na Zhiliang. Moreover,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cademia as a public good" and opposing academic monopoly, he cultivated experts in Ming-Qing archives like Fang Susheng through teaching at Fu Jen University and practical work at the Palace Museum, establishing an academic tradition emphasiz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igorous research. In conclusion, Chen Yuan built a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talent system for relic preservation with academic research as the found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s the vein, and open-mindedness as the spirit, making contributions with both contemporary value and long-term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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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hen Yuan; Palace Museum relic preservation; academic contribution; archival organiz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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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學者與文物的深厚淵源
陳垣先生 (1880-1971) 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界的泰斗,與故宮文物保護事業有著密切而深遠的聯系。作為歷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陳垣先生不僅在學術研究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更在故宮文物保護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動蕩的 20 世紀上半葉,面對內憂外患的局勢,陳垣先生以其淵博的學識、堅定的信念和卓越的組織能力,為故宮文物的保存、整理和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
陳垣先生與故宮的緣分始于 1925 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他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理事兼圖書館館長,此后長期參與故宮文物的管理和研究工作。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他不僅關注學術研究,更以保護國家文化遺產為己任,積極參與故宮文物的清點、整理和保護工作,為故宮文物保護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本文將從多個維度探討陳垣先生對故宮文物保護的學術貢獻,包括檔案整理方法的創立、文獻研究的推進、文物南遷的支持以及人才培養等方面,以期全面展現這位史學大師對故宮文物保護事業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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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檔案整理的科學方法:奠定文物管理基礎
2.1 "秤不離砣"原則與《整理檔案八法》
陳垣先生是中國最早以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和研究清代檔案的學者,他提出的檔案整理原則和方法對故宮文物特別是明清檔案的保護產生了深遠影響。1929 年故宮博物院改組后,陳垣繼續擔任故宮博物院理事,并負責故宮文獻部工作,期間他撰寫了《整理檔案八法》,系統闡述了檔案整理的科學方法。
陳垣先生提出的檔案整理八法包括:
分類:可以按檔案種類分;也可以按形式分,如紙樣格式、長短大小、顏色紅白、成本的、散頁的;還可以按文字分,如漢文、滿文、蒙古文等。
分年:將同年的同類文件集中在一起,再按月日先后集中,以便明確檔案的時間順序。
分部:把檔案歸入各部署檔內,如兵部檔案、禮部檔案等,使檔案按其所屬的行政機構進行歸類。
分省:將各省來的文件歸入各省名下,便于查找和了解不同省份的相關檔案情況。
分人:把各省總督、巡撫所來的文件歸在各人名下,突出個人在檔案形成中的作用和相關性。
分事:凡屬同一事的有關文件集中在一起,并按年月日排列,這樣能將同一事件的相關資料完整呈現,方便研究具體事務的來龍去脈。
摘由:完成上述分類等工作后,把每一文件的事由摘出來,記錄在目錄卡上,讓查閱者通過目錄卡就能先了解文件的大概內容,提高查閱效率。
編目:把整理好的檔案編成幾種總目,如分部、分省、分人、分事等總目,使用時只要查總目,便能依類尋出所需檔案,實現檔案的系統化管理和便捷查詢。
陳垣先生還提出“秤不離砣”原則,作為當時整理檔案的基本要求,即不能把寫有年月日的包紙輕易與檔案原件分散移動,以防止損壞檔案原貌。這八法體現了科學性與實踐性,對后世檔案整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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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明清檔案的搶救與整理
陳垣先生對故宮文物保護的貢獻,首先體現在對明清檔案的搶救和整理上。1921 年,歷史博物館賤賣存放于故宮端門的約 8000 麻袋內閣大庫檔案,這批珍貴的明清檔案面臨被銷毀的危險。時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的陳垣先生挺身而出,積極斡旋,最終使這批檔案劃歸北京大學整理,避免了一場文化浩劫。
此后,陳垣先生一直關注明清檔案的保存和整理工作。1924 年,遜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陳垣作為委員之一,負責組織人員點查故宮文物、圖書及檔案。1925 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后,他繼續在文物整理和保護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期間,陳垣先生特別注重保護檔案的完整性。1926 年,他為故宮博物院起草致北洋政府國務院的公函,強調軍機處檔案與 "宮中所藏檔案關系至密,往往一檔分載兩處,亦有兩種記載互相發明,合之兩美,離之兩傷",成功將文獻部最重要的館藏之一軍機處檔案重新帶回故宮。這一舉措對于保護故宮檔案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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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檔案文獻的編輯與出版
陳垣先生不僅重視檔案的整理和保存,還積極推動檔案文獻的編輯和出版,以促進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他反對故宮工作人員 "近水樓臺" 利用明清檔案先寫出文章,認為應先公布史料,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
在陳垣先生的倡導下,故宮博物院掌故部 (后改為文獻館) 率先出版《掌故叢編》,之后又編印了《史料旬刊》。這些刊物采用線裝裝幀,以便讀者根據不同需要拆散重裝,體現了陳垣先生對學術便利的考慮。
陳垣先生還親自參與檔案文獻的編輯工作。1925 年,他在故宮懋勤殿發現《教王禁約》和《康熙諭西洋人》兩份檔案,將其陳列在故宮博物院文獻部的樂壽堂,并進行整理和研究。在他的主持下,這些珍貴檔案被影印出版,為學術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
隨著檔案整理工作的深入,故宮文獻館陸續出版了《清代文字獄檔》《清三藩史料》《清代外交史料》等專題性檔案文獻匯編,極大豐富了史料來源,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學術資源。這些工作的開展,與陳垣先生的倡導和推動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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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獻研究的學術貢獻:提升文物價值認知
3.1宗教史研究與故宮文物價值挖掘
陳垣先生在宗教史研究領域的卓越成就,為故宮文物的價值挖掘和保護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支撐。他的 "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襖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等宗教史研究著作,開創了中國宗教史研究的新局面。
1925 年,陳垣先生在故宮懋勤殿發現《教王禁約》和《康熙諭西洋人》兩份檔案,這兩份檔案與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歷史密切相關。陳垣先生敏銳地意識到這些檔案的歷史價值,不僅將其公開展示,還進行了深入研究,撰寫了跋語介紹檔案的情況、背景和內容。
陳垣先生對宗教史的研究,為故宮收藏的相關文物提供了學術解讀,提升了這些文物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也為后來的文物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推動了故宮文物研究的深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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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西文化交流史料的整理與研究
陳垣先生對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為故宮文物保護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等著作,深入探討了元代西域人在中國的文化融合過程,為研究中國古代對外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范式。
在學術生涯中,陳垣先生始終關注與中西文化交流相關的文物和文獻。約1931年,他在與故宮毗鄰的嵩祝寺發現了一套保存基本完整、此前未受重視的《嘉興藏》(又稱《徑山藏》),共計2141種、2453冊。這部明代佛教大藏經不僅是中國印刷史上的重要遺產,更是研究明清時期佛教傳播與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貴文獻。
陳垣先生深知這批文獻的學術價值,立即組織團隊開展搶救性整理與研究。在艱苦的工作環境中,他展現出非凡的學術毅力(注:同時期整理北大所藏明清檔案時,陳垣先生曾因環境惡劣需服用奎寧丸預防疾病,這種治學精神同樣體現在他對所有文獻整理工作中)。通過對《嘉興藏》的系統研究,陳垣先生發掘出大量前所未見的史料,為明清佛教史研究開辟了新路徑。
正是基于這批珍貴文獻,陳垣先生撰寫了《明季滇黔佛教考》等重要著作,開創了利用佛教典籍研究明清社會變遷的新范式。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更彰顯了故宮及周邊寺院所藏文獻的巨大價值,為后續文物保護的學術定位提供了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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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中西回史日歷》與文物年代考證
陳垣先生在年代學領域的杰出貢獻,特別是《中西回史日歷》的編纂,為故宮文物的年代考證提供了重要工具。這部著作于 1926 年出版,是陳垣先生花費四年時間、五易其稿完成的重要學術成果。
《中西回史日歷》是一部系統的年代學工具書,它將中歷、西歷、回歷三種歷法的日期進行對照,為歷史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年代轉換工具。陳垣先生在該書自序中謙虛地表示:"茲事甚細,智者不為,然不為終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憚煩,亦期為考史之助云爾。"
這部著作對于故宮文物的年代考證具有重要價值。在研究故宮收藏的文物時,特別是那些涉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準確的年代考證是評估其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的基礎。《中西回史日歷》的出版,為故宮文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支持。
陳垣先生的年代學研究成果,不僅為故宮文物的年代考證提供了便利,也為后來的文物研究和保護工作奠定了基礎。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至今仍在文物研究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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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殊時期的堅守:抗戰期間的文物保護
4.1北平淪陷時期的學術堅守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故宮文物面臨著被日軍劫掠或破壞的巨大危險。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陳垣先生選擇留在北平,以其獨特的方式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化守護工作。
在日偽高壓統治的恐怖氛圍中,陳垣先生依然心系故宮文獻。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深入研究當時北平所能查閱到的文獻資料(包括故宮未南遷的部分藏書),在此期間撰寫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等一系列不朽著作。這些著作表面考史,實則寓含了‘有意義之史學’理念,以古喻今,砥礪氣節,激發了在淪陷區堅持抗爭的愛國知識分子的民族精神。
陳垣先生在淪陷區的堅守,不僅是對學術的執著,更是在刀叢中以筆為劍、保護國家文化血脈的特殊形式的抗爭。他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不僅為后來的文物與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更樹立了一個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關頭堅守文化使命的崇高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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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支持故宮文物南遷的幕后貢獻
雖然陳垣先生沒有直接參與故宮文物南遷的具體押運工作,但作為故宮博物院理事和學術領袖,他在幕后為這一偉大的文物保護行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決策和學術支持。1933年,面對日軍侵華的嚴峻形勢,故宮博物院決定將部分珍貴文物南遷以避戰火。
在這一重大決策過程中,陳垣先生以其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對故宮文物價值的深刻理解,在南遷文物的遴選、保護方案的制定等層面提供了權威性的咨詢意見。
此外,陳垣先生很早就為故宮的事業培養了中堅力量。1924年底,他介紹那志良進入“清室善后委員會”參與點查清宮文物。那志良歷經鍛煉,最終成為故宮文物南遷工作全程最重要的核心參與者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陳垣先生為故宮文物南遷早已埋下人才伏筆,間接而有力地支持了這一偉大的文物保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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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未南遷文物的研究與保護
在故宮文物南遷后,陳垣先生雖身處淪陷區,卻更加致力于利用北平現存的文化資源進行學術研究。他雖未直接負責故宮未南遷文物的保管工作,但其深厚的學術研究本身,就是對這批文化遺產價值的另一種形式的確認與“激活”。
在日偽統治的艱難歲月里,陳垣先生堅持著述,完成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等一系列不朽著作。這些研究雖非專注于某一件具體文物,卻大量運用了當時在北平所能查閱到的各類文獻,其中必然包括故宮未能南遷的豐富藏書。他以卓越的學術成果,揭示了這些“靜止”藏品中所蘊含的磅礴歷史能量,從文化精神層面加強了對它們的守護。
因此,陳垣先生的堅守與研究,為特殊時期故宮文物的保護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學術維度和精神支撐,他的研究方法與成果至今仍是相關領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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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術為公的理念:推動文物資源共享
5.1 "以學術為公器"的開放理念
陳垣先生秉持 "以學術為公器" 的理念,積極推動故宮文物資源的開放共享。他反對壟斷檔案,主張將文物和檔案資料向學術界和公眾開放,以促進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
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期間,陳垣先生反對故宮工作人員 "近水樓臺" 利用明清檔案先寫出文章,認為應先公布史料,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他的這一理念,推動了故宮文物資源的開放和共享,為學術界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
在陳垣先生的倡導下,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出版了《掌故叢編》《史料旬刊》等刊物,以及《清代文字獄檔》《清三藩史料》等專題性檔案文獻匯編,極大豐富了史料來源,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學術資源。這些出版物不僅面向學術界,也向公眾開放,促進了文化知識的傳播和普及。
陳垣先生的開放理念和實踐,為故宮文物資源的共享和利用奠定了基礎,推動了故宮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他的這一理念,至今仍在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中得到體現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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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文物整理與研究的示范作用
陳垣先生不僅提出了先進的文物整理和研究理念,還通過自己在故宮的實踐為后人樹立了榜樣。他對故宮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完美體現了嚴謹的學術態度與科學的研究方法相結合。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陳垣先生在故宮懋勤殿發現《教王禁約》和《康熙諭西洋人》兩份檔案后,并未止步于發現,而是立即組織將其公開展示,并親自撰寫了詳盡的跋語,考釋其背景、內容和重大歷史價值。這種將文物整理、展示、研究、出版相結合的方法,為后來的文物工作者提供了完整的工作范式。
此外,陳垣先生對故宮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系統性整理與研究,更是其科學方法的集中體現。他創立的‘整理八法’及其對檔案關聯性的深刻理解(如“離之兩傷,合之兩美”),不僅拯救了珍貴史料,更將零散的檔案提升為可供系統研究的學術資源,為故宮文物的綜合研究與價值挖掘提供了最為根本的方法論范例。
他的這些實踐,為故宮文物的保護、研究和利用確立了高標準,其影響至今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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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反對壟斷、促進學術交流
陳垣先生堅決反對學術壟斷,積極促進學術交流。他認為,文物和檔案資料是國家和民族的共同財富,應該為全體學者和公眾所共享。
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期間,陳垣先生積極推動文物和檔案的公開出版和展示,反對將這些珍貴資源據為己有。他的這一立場,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促進了學術研究的民主化和開放化。
陳垣先生還積極參與學術交流活動,與國內外學者保持密切聯系。他的學術視野開闊,不僅關注中國傳統學術,也關注國際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這種開放的學術態度,為故宮文物研究的國際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陳垣先生的反對壟斷、促進學術交流的理念和實踐,對故宮文物保護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這一理念,至今仍在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中得到體現和傳承,推動了故宮文物研究的深入開展和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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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才培養的遠見:為文物保護事業積蓄力量
6.1培養文物研究專門人才
陳垣先生非常重視文物研究專門人才的培養,他認為,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需要一批具備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才。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期間,他主動承擔起 "導師" 的職責,教授大家關于檔案整理的原則、方法,以及如何從事明清檔案相關的學術研究。
陳垣先生的教學方法靈活多樣,注重實踐和理論相結合。他不僅傳授專業知識,還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和創新思維。文獻館的許多工作人員,如方甦生、張德澤等都從陳垣身上獲得不少教益,后來均成為明清檔案專家。
陳垣先生對年輕人的循循善誘與悉心指導,不僅為檔案整理工作培育了人才,有力推動了中國檔案事業的近代化進程,也為新中國明清檔案事業發展積蓄了力量。這些人才后來在故宮文物保護和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傳承了陳垣先生的學術理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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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輔仁大學與故宮人才培養
作為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先生將其深厚的史學素養和對文物保護的重視融入大學教育之中。他雖未直接設立‘文物研究’專業,但其主導的文獻學、史學考證等課程,為學生奠定了從事文物研究的堅實學術基礎。
得益于其在故宮博物院的領導職務,陳垣先生很可能為部分優秀學生創造了接觸和參與故宮文物整理實踐的條件,這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模式,為其學生日后投身文博事業積累了寶貴經驗。
在陳垣先生的熏陶下,輔仁大學培養出的眾多史學、文獻學人才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后來進入故宮博物院等文化機構工作,成為了業務骨干。他們不僅在學術上繼承了陳垣先生的衣缽,更傳承了他守護民族文化遺產的使命感,為故宮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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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學術傳承與文物研究傳統的形成
陳垣先生不僅注重培養直接參與文物保護的專業人才,還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形成了一種重視文物研究的學術傳統。他的學術理念和方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物工作者,推動了故宮文物研究的深入開展。
陳垣先生的學術傳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重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強調 "竭澤而漁" 的研究方法;二是注重歷史考證,強調嚴謹的學術態度;三是關注跨學科研究,將歷史學、文獻學、考古學等多學科方法相結合;四是強調學術為社會服務,將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和國家建設相結合。
這種學術傳統的形成,為故宮文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推動了故宮文物研究的深入開展。在這一傳統的影響下,故宮文物研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成為中國文物研究的重要陣地。
陳垣先生通過自己的學術實踐和教育活動,為故宮文物研究培養了人才,形成了學術傳統,推動了故宮文物研究的發展。他的這些貢獻,對故宮文物保護事業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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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語:陳垣先生對故宮文物保護的深遠影響
陳垣先生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界的泰斗,對故宮文物保護事業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貢獻。他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具體的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上,更體現在他為故宮文物保護事業奠定的理論基礎、開創的研究方法和培養的人才隊伍上。
陳垣先生提出的檔案整理原則和方法,如 "秤不離砣" 原則和《整理檔案八法》,為故宮檔案的科學整理和保護提供了重要指導。他的這些理論和方法,至今仍在故宮檔案管理工作中得到應用和發展。
陳垣先生在宗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領域的研究,為故宮收藏的相關文物提供了學術解讀,提升了這些文物的歷史和文化價值。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也為后來的文物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推動了故宮文物研究的深入開展。
陳垣先生在抗戰時期的堅守和貢獻,展示了一位知識分子對國家文化遺產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的學術研究和文物保護工作,為故宮文物的保存和研究做出了特殊貢獻。
陳垣先生的開放理念和實踐,如 "以學術為公器" 的理念、文物整理與研究的示范作用、反對壟斷、促進學術交流等,為故宮文物資源的共享和利用奠定了基礎,推動了故宮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
陳垣先生對人才培養的重視和貢獻,為故宮文物保護事業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形成了學術傳統,推動了故宮文物研究的發展。他的這些貢獻,對故宮文物保護事業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陳垣先生對故宮文物保護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他所處的那個特殊歷史時期,更體現在他為故宮文物保護事業奠定的基礎和樹立的榜樣上。他的學術理念和方法,他的開放精神和責任感,至今仍在故宮文物保護事業中得到體現和傳承。
作為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和教育家,陳垣先生用自己的學識和行動,為故宮文物保護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他的貢獻將永遠銘刻在故宮文物保護的歷史上,激勵著后人繼續為保護和研究國家文化遺產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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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董少新. 陳垣與明清間天主教漢文西書的整理與研究[J]. 國際漢學, 2020(3): 10-15.
[2] 王改嬌. 風雨故宮路,守檔七十年:單士元檔案工作實踐與理論探析[J]. 檔案學通訊, 2020, 43(3): 90-96.
[3] 林世田. 徐森玉與國立中央圖書館[J]. 國家圖書館學刊, 2020, 29(1): 3-12.
[4] 王曉靜. 單士魁與單士元兄弟檔案思想研究[D].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2020.
[5] 李飛. 南京國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員會研究(1928—1949)[D]. 杭州: 浙江大學, 2019.
[6] 張玉菡. 單士元學術歷程與思想研究[D].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 2018.
[7] 劉乃和. 陳垣同志遺稿的保存和整理[J]. 歷史文獻研究, 1994(1): 1-5.
[8] 齊鵬飛. 中共黨史研究中的歷史年代學問題[J]. 教學與研究, 2012: 78-85.
[9] 馬建春. 伊斯蘭文明的中國之路:以天文學為中心的研究[M]. 北京: 中華書局,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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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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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仲廉,哲學博士,武漢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湖北省中華詩詞學會辭賦工作委員會顧問,湖北省中華詩詞學會高校詩歌工作委員會顧問,湖北省美學學會副會長,珞珈詩派研究會名譽會長。著有《行悟人生》《書道窮源》《六根弦音》《靈魂的解讀》《珞珈山起風了》《鄉關何處尋舊夢》《椿萱集》《我的所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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