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共性:在文明的地方豪橫，在野蠻的地方懦弱！

古往今來，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橘生南淮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同樣一個人，在不同的氛圍會表現出不同的性格。我就拿魏征來說，他分別在李密、竇建德、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手下為官，在李密和竇建德手下他偶爾獻策，聽不聽是你的事。在李建成手下，他會為其謀劃，并且勸誡李建成的所作所為。而到了李世民時期，魏征卻出了奇的放飛自我，他不僅反駁李世民的建議，甚至當著朝堂文武百官與李世民反著干，那么魏征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其實就揭示了歷史中存在的一個現象:在文明的地方豪橫，在野蠻的地方懦弱。

君主制

首先，在文明的地方豪橫。如果在一個王朝只有幾個人冒死直言，那是這個王朝的悲哀。如果一群人無所顧忌的上書直言，那標志著這個王朝統治清明。而唐太宗時期就是這樣，魏征、褚遂良、馬周、杜如晦等都積極勸諫，甚至有一次唐太宗去狩獵，孫伏伽拉住唐太宗的馬痛斥其玩物喪志，并且說道:陛下要過，就從臣的身上踏過去。最終唐太宗只能作罷，而一個臣子為什么敢這么做呢？他真的不怕死嗎？當然不是，這是唐朝統治清明，在這種文明的時期，臣子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歸屬感。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里面或許有諂媚之人的投機行為，但更多是對這個王朝的愛。畢竟在君主制，皇帝一怒之下殺人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比如唐太宗一怒之下就殺了張蘊古，如果為了功名，房玄齡和杜如晦哪個不是做到了人臣的頂端呢？而他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一個開明的君主，他們在文明的時期看到了對未來的希望?；实刍蛟S一怒之下會殺掉他們，但更多的是他們相信皇帝會采納自己的建議讓整個大唐欣欣向榮，即使他們死了，他們的后人也能感受到唐太宗與他們共同創造的未來。

魏征

其次，在野蠻的地方懦弱，明清以來君主制不斷強化，對內實行文字獄，對外卑躬屈膝。這時候人口比唐朝還多，為什么連一個魏征和褚遂良都沒有呢？他們別說反對皇帝的意見，就是說一個字都要看一下皇帝的臉色，阿諛奉承之詞更是信口拈來。這里面除了畏懼之外，更多是他們對于這種野蠻統治的絕望。他們在皇帝的眼中是奴才，是下等人，那么既然這樣他們為什么還要對皇帝出謀劃策呢？這種懦弱的背后是一個王朝離心率的喪失，既然皇帝把臣子不當人，臣子又怎么會把皇帝當人看呢？

無非的最終結果就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就像嚴嵩一樣一邊極力討好嘉靖，一邊加緊給自己的兜里撈銀子。他們無非就是撈一筆就跑，然后下一任接著撈，卻沒有任何一個大臣真心將大明治好。而出現這樣的原因很簡單，他們對大明王朝的絕望，他們對于未來的絕望。因此明清才有了走西口、下南洋和闖關東，這種絕望背后是一個民族的衰落，當一個人的一言一行不是為了做事，而是為了明哲保身時，這個王朝的未來又能走多遠呢？甚至清朝后期，貪腐成風，三年清知縣，十萬雪花銀成了常態，明清從制度到經濟再到文化，可以說爛透了！

王朝

最后，越是野蠻的王朝，他的數據就越容易造假，從宋仁宗的泰山封禪到朱元璋時期的污吏橫行再到康乾盛世的餓殍遍地。盛世的底線越來越低，但這終究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再華麗的數據也難以掩蓋腐朽不堪的事實，再華麗的歌功頌德也難以掩蓋人們內心渴望逃離這片野蠻之地的渴望。反觀唐朝，開明的背后是人才可以無所顧忌的人盡其才，然后促進大唐的繁榮穩定，從百姓到臣子看到了未來可期的模樣。而這就產生了一種向心力，別說你打開邊境讓他們走，你就是趕都趕不走他們。

而不僅他們，各國的遣唐使紛紛絡繹不絕的來到長安，有的甚至在這里定居做官。數據會騙人，但結果不會，如果明清再怎么造假，他們營造不出遣唐使絡繹不絕的景象，不僅沒有粉飾太平，而且還是嘩眾取寵。這也是歷史上沒有譴明使和譴清使的原因，而人才的豪橫是讓這個王朝開枝散葉，是讓這個民族更加輝煌。燕國因為郭槐的豪橫而召開樂毅這樣的名將，并在五國伐齊時重創齊國。齊王因為鄒忌的豪橫而廣開言路，最終齊國擊敗強大的魏國。反觀魏惠王，臣子的贊美此起彼伏，而魏國的實力越來越弱。

廣開言路

一個王朝最可悲的不是大臣豪橫，而是大臣懦弱。李自成兵圍北京，明朝文武大臣沒有一個勸諫，難道他們真的沒有更好的辦法嗎？當然不是，這樣的制度，這樣的王朝，這樣的君主，壓根不值得自己用生命去犯險。崇禎在煤山自盡的遺書里痛斥文臣漠視社稷存亡時可曾想到，曾經周延儒也痛斥時弊，卻被崇禎誤認為背叛，更滑稽的是，朝黨攻擊周延儒貽誤軍情、勾結后金等一些毫無實據且捕風捉影的攻訐時崇禎竟然信了，他甚至在周延儒自縊后害怕其不死，還讓人把釘子釘在周延儒身上。其實周延儒如果真的貽誤軍情和勾結后金，清朝就不會在修明史時將其列為奸臣了。這就像一個典故:你開了個玩笑，他一笑了之，說明只是玩笑。你開了個玩笑，他急了，大概率說明你戳中了他的痛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