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血卒回憶寧都起義：那是我第一次見毛主席，他非常和藹可親

1931年5月，中央蘇區(qū)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后，蔣介石不甘心失敗，又調集了三十萬大軍，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三次“圍剿”。

由于此前毛主席、朱老總成功利用誘敵深入戰(zhàn)略打退了敵人，因此此番作戰(zhàn)，毛主席、朱老總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仍然擔綱指揮，共殲國民黨軍17個團3萬余人，其中俘1.8萬余人，繳獲長短槍1.5萬余支，機槍175挺，迫擊炮55門，電臺6部。

也是在打退國民黨軍此次進攻后，中央蘇區(qū)迎來了飛躍的發(fā)展，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

1931年11月7日，經過多次細致的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

與此同時的是，一場更大的勝利接踵而至。

同年12月14日，原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在江西寧都起義，起義部隊進入中央蘇區(qū)后，被改編為紅五軍團，下轄三個軍。季振同任總指揮，蕭勁光任政治委員，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參謀長兼第十四軍軍長，黃中岳任第十五軍軍長，何長工、黃火青、左權分任各軍政治委員。

寧都起義其實打破土地革命時期紅軍的一個記錄，即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勝利，并且也開創(chuàng)了紅軍史上改編起義部隊人數最多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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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們聊中央蘇區(qū)第二次反“圍剿”作戰(zhàn)時，就提到過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這支部隊是當時進攻中央蘇區(qū)的部隊之一。

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原來是馮玉祥的西北軍，大革命時期，中共曾派黨員干部到該部從事政治工作，并發(fā)展了不少黨員。

大革命失敗以后，馮玉祥盡管同中共公開“撕破臉”，但是卻并沒有對隊伍里的共產黨人狠下殺手，而是禮送出境。不過即便如此，西北軍中還是遺留了不少不公開身份的共產黨人。

圖|孫連仲

1930年中原大戰(zhàn)，馮玉祥戰(zhàn)敗，西北軍也被蔣介石逐漸分化收買。原馮玉祥麾下的孫連仲在接受蔣介石改編后，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在經過多次縮編后，該軍下轄第25師、27師兩個師六個旅。

值得一提的是，孫連仲部被改編后，一開始駐扎在山東濟寧，當時山東省主席是韓復渠，孫連仲與韓復渠關系還算尚好，兩人也有相互依托之意，這正犯了蔣介石忌諱。

蔣介石認為，韓復榘野心大，反復多變，故對其時加防范；而孫連仲勇于作戰(zhàn)，忠于上司，一旦拉過來，定當甘為驅使，所以對孫連仲極為籠絡。

也正因為如此，在1931年初，孫連仲部被蔣介石調往江西參加“剿共”，孫連仲本人還兼任了江西清鄉(xiāng)督辦。

不過問題就是，孫連仲部多數士兵都是出身西北，不習慣南方水土，自從被調到江西以后，軍中瘧疾流行，更加上連續(xù)兩次參與“圍剿”紅軍，作戰(zhàn)多次失利，部隊損失慘重，軍中彌漫著不滿的情緒。

客觀上，這為寧都起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而推動寧都起義的，就是當時潛伏在二十六路軍中的共產黨人。

應該指出的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后，東三省淪陷，當時全國掀起了一股抗日救國的新潮，在二十六路軍中也不例外，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感召之下，二十六路軍的廣大官兵也發(fā)出了“回北方，打日本”的呼聲。

二十六路軍后來被調到江西以后，隨處可見紅軍張貼的標語，上面寫著要求抗日的話，這也使得我黨在二十六路軍中開展工作非常順利。

不過，當時在二十六路軍的中共地下黨還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組織領導。

圖|袁血卒

根據曾領導過寧都起義的袁血卒回憶，二十六路軍在江西宜黃的時候，劉振亞（中共黨員、寧都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就同他感慨過：

“我原來想得太簡單了，我是共產黨員，到蘇區(qū)說明來意就行了。實際上事情是復雜的，并不像我想的那樣容易，要經過一個崗哨，沒有紅軍總司令部的蓋章證明是不行的。即使跑過去了，跑到了紅色區(qū)域，臉上沒有寫著字，人家也不相信我是共產黨員。怎么辦？即使承認我是共產黨員，對革命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同樣道理，我是當參謀的，對革命有益的情報是容易拿到手的，但又怎能轉到紅軍中呢？”

2

袁血卒是參加寧都起義的領導人中唯一一個活到新中國成立以后得人，他也是當年受劉振亞指派專程赴上海去尋找黨中央匯報情況的，后來還專門寫了一篇回憶文章介紹他是如何北上與北方的黨組織取得聯系，在經由黨的交通線到的傷害。

盡管袁老在講述這個過程的時候文字語氣十分平靜，但是也不難體會到當中的兇險。

1930年3月初，在二十六路軍抵達江西后，在劉振亞指示下，袁雪卒出發(fā)了，他先是到了開封，與在開封的黨組織接上了關系。開封的黨組織聽了袁血卒匯報的二十六路軍的情況后也十分重視，也派了兩個人跟袁血卒一同南下。

袁血卒一開始考慮的是，如何通過黨組織的關系去江西，這樣能直接跟中央蘇區(qū)接上關系，但有同志提議，去江西之前還是先去上海匯報一下情況。

圖|寧都縣博物館一部分

袁血卒雖然是1927年2月就入黨的老黨員，但他此前從來沒有到過上海，他是安康市寧陜縣，1926年考入馮玉祥辦的西北軍官學校，后來也是在軍官學校入的黨，此前他從來沒有同南方的共產黨員有過接觸。

一行人一路南下，抵達上海后，就安頓在浙江路中國旅館。

不多時間，他們就與中央接上了關系。

這里有個頗有意思的故事。

袁血卒一行人同中央接上關系后，帶回來的消息說，第二天要和他們接頭的人是個“草包”，后來還有一個叫“豐收再望”的同志也和他們接上關系。

“草包”向袁血卒一行人解釋了黨組織地下工作原則，而“豐收在望”則是向他們傳達了中央對他們的指示：

“你們這次到江西去的任務，中央已經決定了，就是爭取國民黨的二十六路軍到革命方面來。二十六路軍存在著直接革命的因素，勝利的大小就要看你們去江西的努力了。”

在接受了中央指示以后，袁血卒也沒來得及問兩位接頭同志的姓名（根據組織原則大概也是不能問），就匆匆忙忙離開了上海，一路出發(fā)趕往江西。

1931年夏，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二十六路軍二十五師七十三旅董振堂部任上尉參謀的劉振亞組織了中共特別支部，劉任特別支部書記。

此后特支在劉振亞的領導下，在二十六路軍中積極發(fā)展黨員，并爭取了一大批對同情革命的骨干，這其中就包括后來領導寧都起義的參謀長趙博生、73旅旅長董振堂，74旅旅長季振同等愛國將領。

當時，二十六路軍中的黨的地下組織發(fā)展很順利，然而不久之后，就出了個意外的情況。

1931年11月低，黨中央決定調在二十六路軍工作的王超回上海（之前我們提過的開封黨組織成員，當時是中央特派員），在途徑南昌時，發(fā)現了特支在南昌的交通站被敵人破壞。

當時，王超尚不知道這一情況，就被埋伏的敵特套出了潛伏在二十六路軍里黨組織的領導人名單，王超后來雖然及時察覺逃脫，但敵人那時已經掌握了特支在二十六路軍活動的情況。

同年12月5日，蔣介石在南昌聽說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電令二十六路軍：

“責令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營懲處。”

幸運的是，當時孫連仲并不在軍中，一切事物都是由參謀長趙博生說了算，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趙博生已經經中央批準，被吸收為特別黨員。

劉振亞意識到，起義已經箭在弦上，不能不發(fā)，于是當機立斷，決定提前起義，并派袁雪卒趕赴中央蘇區(qū)匯報情況。

在拿了劉振亞開的路條后，袁雪卒火急火燎的就出發(fā)了。

3

當時，二十六路軍司令部駐地所在的寧都，是兩個世界。

袁血卒后來回憶稱：

“寧都的固厚區(qū)（紅軍控制的地區(qū)），距寧都城八十華里，當中隔一小山嶺，這就變成兩重天，一邊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統(tǒng)治區(qū)；一邊是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紅色區(qū)，形成赤自對立的兩個世界，中間是無人區(qū)。”

袁血卒之前也沒有見過中央蘇區(qū)的領導人，劉振亞也只是告訴他接頭的暗號“朱瑞叫我來的”，但他也不知道，這個“朱瑞”同志是誰。

圖|袁血卒（袁漢澄）

沿著山嶺走了不知道多長時間，天快光亮的時候，就在袁血卒思索如何過紅軍哨卡的時候，一聲斷喝將他攔了下來。

“站住！”

在被攔住后，不遠處飛奔過來四個戴著紅領巾的小伙，不由分說就把袁血卒五花大綁起來，一邊綁還一邊罵，但說的是江西話，袁血卒聽不懂。

袁血卒意識到，這可能是到了蘇區(qū)了。不過，他此時也不敢主動暴露身份，畢竟他也不確定情況。

在幾番解釋說不通的情況下，袁雪卒索性唱起了國際歌：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只要唱起國際歌，就能找到同志和戰(zhàn)友，這句話不是白說的，幾個人聽到他唱國際歌，立馬過來給他松了綁。

在見了彭湃縣委書記何步青后，袁血卒說出了接頭的話：

“朱瑞叫我來的。”

當天下午，袁血卒就被送到了紅軍司令部。

也是在紅軍司令部，袁血卒見到了朱老總，并同軍委討論了二十六路軍起義的計劃。

第二天早飯后，袁血卒又被王稼祥、劉伯堅、左權帶去了毛主席的住處，這也是袁血卒同毛主席第一次見面，即便是時隔幾十年，袁血卒回憶起這件事，仍然是歷歷在目。

袁血卒同毛主席聊了二十六路軍的情況，毛主席也問了他起義有多大把握。

盡管兩人石初次見面，但彼此之前卻仿若熟識，毛主席和藹的態(tài)度，讓袁血卒緊張的神情放松了不少。

毛主席聽袁血卒說是“朱瑞”派他來的，還以為他見過，就隨口問了一句：

“你見到朱瑞了嗎?他現在還好吧？”

袁血卒搖頭：

“我不認識朱瑞，‘朱瑞’，是軍委告訴我們的聯絡暗語。”

毛主席頗有些意外：

“沒到二十六軍工作前，你不是在上海軍委受訓過嗎？當時，都認識了哪些人呀？”

袁雪卒想起來之前到過上海的經歷，仍舊苦笑著搖搖頭：

“只認識兩位，但也只是知道他們的代號。”

哦？”毛主席頓時來了興趣，問：“那你說說，這兩位的代號都叫啥？”

“一位是‘豐收在望’，另一位是‘草包’。”

毛主席疑惑的回頭，問在一旁的劉伯堅、王稼祥、左權幾人：

“‘豐收在望’和‘草包’都是誰呢？”

王稼祥是跟著任弼時一起到中央蘇區(qū)的中央代表團成員之一，對上海中央的情況很熟悉，看見毛主席發(fā)問，就主動介紹了一下：

“‘豐收在望’就是朱瑞同志了，至于‘草包’，那是李富春同志的代號。’

毛主席有些忍俊不禁地說：

“哈，真沒想到，學識淵博的富春同志還竟然起了這么一個雅號!”

袁血卒也是至此時才知道，“草包”和“豐收在望”究竟是誰？

在商定好起義事項后，袁雪卒又返回了二十六路軍，并將情況跟劉振亞做了匯報。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定的方案中，二十六路軍起義以后，是改番號為紅16軍，但季振同提出意見，認為番號應該再商量一下，還有就是一批軍餉、棉衣被運到了廣昌，他們想拿了再走。

袁血卒后來又過界，把這一消息傳遞出來。

朱老總領著軍委開了個會，決定還是尊重二十六路軍的意見，決定部隊起義時間從原來的13日推遲至14日，部隊起義后以后，改番號為紅五軍團，下轄三個軍。

毛主席與朱老總親自簽署了委任狀：

“季振同任紅五軍團總指揮。趙博生任紅五軍團的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董振堂任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黃中岳任紅五軍團十五軍軍長。”

袁血卒帶著這些委任狀回到了二十六路軍。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等領導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余人，于江西寧都城所舉行的武裝起義，對推動全國反蔣抗日的形勢，起到了突出作用。

紅五軍團也成為繼紅一軍團、紅三軍團之后，紅軍的又一主力軍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