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兒子接受采訪時揭秘：父親的溫情

一、西裝革履的總裁，藏著父親最樸素的秘密

如今在北京坐擁別墅、西裝革履的企業家陳明亮，每年清明都會雷打不動地回山西大寨磕頭。這位戴無框琺瑯眼鏡、文質彬彬的投資公司總裁，和父親那張經典照片里的形象判若兩人 —— 父親總是裹著白毛巾，挽著褲腿，滿手老繭，笑容憨厚得像自家地里的莊稼。

沒人能想到，這位看似與 "農民" 二字毫無關聯的總裁，藏著一個壓在心底幾十年的秘密。某次接受采訪時，陳明亮翻開一個舊文件夾，里面裝著一張泛黃的紙，那是父親陳永貴的遺囑。"這東西我珍藏了一輩子，很多人不知道，我爸的遺囑其實改過。"

說這話時，陳明亮的眼圈紅了。他父親不是別人，正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 "白毛巾副總理" 陳永貴。一個從山西大寨的田埂上，一步步走到人民大會堂的農民，臨終前卻因為 8300 塊錢，和妻子吵了一場這輩子最兇的架。

這個故事，得從陳永貴骨子里的 "軸" 說起。

二、不讓子女沾光的副總理，家人怨過也敬過

陳永貴這輩子最恨 "走后門"，哪怕對自己的親骨肉，也吝嗇到近乎苛刻。

小兒子陳明亮是家里唯一有北京戶口的孩子，這事說起來還挺心酸。當年陳永貴被調到北京當副總理，組織上考慮到陳明亮剛小學畢業，沒人照顧，才特批讓他跟著父母進京。"要是我當時滿 18 歲，能自己過日子，我爸肯定不讓我來。" 陳明亮后來回憶，父親自己的戶口都是卸任副總理后才遷到北京的，之前一直揣著大寨戶口，家里人每年得把幾百斤口糧換成糧票給他捎到北京。

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提過要給陳家安排戶口，全被陳永貴一口回絕。"少一個城市戶口，國家就少一份負擔。" 他總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對子女們更是嚴格到不近人情。

二兒子陳明善在陜西當工程兵，表現特別優秀，入黨后部隊都打算提干送軍校深造，結果陳永貴直接打電話反對。"他是我兒子，再優秀也不能搞特殊。" 就這一句話，讓陳明善從 17 歲當兵到退伍，始終都是個普通工人。后來工廠倒閉，陳明善在家賦閑多年，直到前些年才進電業局做了臨時工。

大哥陳明珠算是兄弟姐妹里職位最高的，在昔陽縣委宣傳部部長任上干了 20 多年，退休后也沒享過什么特殊待遇。姐姐一直在昔陽縣公安局管檔案，陳家的媳婦女婿，清一色都是普通職員。

"我姐夫和嫂子以前常抱怨，說進了陳家門不僅沒沾光，反而處處受壓制。" 陳明亮坦言，家里人一開始確實不理解，覺得父親身居高位，稍微 "關照" 一下子女怎么了？但久而久之，大家慢慢懂了，這就是陳永貴的處世原則 —— 他從農民變成副總理，從來沒把自己當 "官"，始終覺得權力是集體給的，不能用來謀私利。

三、田埂上走出的大人物，講話自帶辯證法

陳永貴能走到中央，靠的可不是運氣，是真真切切干出來的硬本事。

1963 年的大寨，簡直遭了滅頂之災。春天播種的時候趕上特大洪災，之后又是風災、冰雹、霜凍輪番上陣，之前還鬧了長時間干旱。地里的莊稼全毀了，村民們看著光禿禿的山坡，都覺得這日子沒法過了。

時任大寨黨支部書記的陳永貴沒慌，領著全村人扛著鋤頭、推著小車，硬生生在石頭縫里修梯田、挖水渠。那年頭沒有機械，全靠人力，陳永貴帶頭睡在工地，餓了就啃干糧，手上的繭子磨破了一層又一層。

誰也沒想到，災年居然創造了奇跡 —— 大寨畝產糧食 704 斤，總產量 56 萬斤，不僅沒要國家一粒救濟糧，還向國庫上繳了 24 萬斤商品糧。這事兒在當時炸了鍋，山西省掀起了學習大寨的熱潮，陳永貴作為勞動模范，開始在各種大會上分享經驗。

他沒上過學，不識字，講話卻特有感染力。有位著名作家聽了他的報告，連夜整理成文送到山西省委書記辦公室，書記看了大加贊賞："這人才難得啊！沒提一個 ' 毛澤東 '，卻句句都是毛澤東思想；沒說一句 ' 哲學 '，卻處處都是辯證法。"

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李一清去大寨參觀，和陳永貴聊了半天，臨走時感慨："這農民不一般，復雜情況里能看出指揮才能，身上有股超越農民的魅力。"

1964 年，陳永貴受邀參加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會后被周總理叫住："晚上來參加主席的生日宴吧。" 陳永貴當時激動得說不出話，在休息室見到毛主席時，雙手緊握的瞬間，他緊張得手心全是汗。宴席上毛主席親自給他夾菜，讓他別拘束，這份禮遇，讓陳永貴記了一輩子。

1967 年五一勞動節，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看見他，連著說了兩聲 "永貴好"。這六個字登上了各大報紙頭條，陳永貴的名聲徹底傳遍全國，官職也一路攀升，從昔陽縣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直到 1975 年當選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全國農業。

接到任命時，陳永貴慌了，他拉著周總理的手說："我大字不識一個，哪能當副總理？" 周總理表情嚴肅起來："黨員就得服從組織安排。" 就這么著，這位裹著白毛巾的農民，走進了國務院的辦公室。

四、8300 元的遺囑之爭，硬漢的最后一次妥協

當了副總理的陳永貴，還是老樣子。人民大會堂開會，別人都穿中山裝、西裝，他依然白毛巾包頭，一身農民打扮；按規定他能享受政治局委員特供，卻堅持粗茶淡飯，抽三毛錢一包的劣質香煙；工資除了大寨每個勞動日分的 1.5 元，中央每月 36 元生活費，山西 60 元兼職補貼，再無其他收入，而且大部分都交給了集體。

回到大寨，他還是村民眼里的 "永貴大叔"，卷起褲腿就下地干活，和社員們一起扛化肥、種莊稼，沒半點官架子。

可這位一輩子為公的硬漢，在生命最后時刻，卻因為錢的事犯了難。1986 年，陳永貴患上肺癌，臥床不起，當時陳明亮正要參加高考，這是陳家第一個有可能考上大學的孩子。

彌留之際，陳永貴立下遺囑：把畢生積蓄 8300 元全部上交黨費。這錢里，還有土地改革時房子作價給集體的 3000 多元，是他這輩子為數不多的 "固定資產" 變現。

妻子宋玉林看著病床上的丈夫，第一次發了火："你把錢全交了，明亮上大學怎么辦？家里連學費都湊不出來！"

陳永貴躺在床上，眼眶濕了。他這輩子最疼小兒子，一直盼著陳家能出個大學生。他望著天花板，沉默了很久，最終嘆了口氣："改了吧。"

修改后的遺囑里，3000 元留給家里，供陳明亮上大學，剩下的 5300 元，依然上交黨費。

1986 年 3 月 26 日，陳永貴在北京逝世，享年 72 歲。去世前，他拉著陳明亮的手，掉著眼淚說："我本來想再活四年，看著你大學畢業，現在看來，四個月都等不到了。"

陳明亮沒讓父親失望，幾個月后考上了北京師范學院（現首都師范大學）。上大學那幾年，家里特別困難，最拮據的時候他身上只剩 3 毛 5 分錢。從大二開始，他一邊上學一邊打工，畢業后跑過業務、開過發廊餐館，后來還去澳洲進修工商管理，最終成了成功的企業家。

五、精神遺產比金錢更珍貴

如今的陳明亮，經商信條是 "該賺的錢賺，不該賺的白給也不要"，這是父親教給他的道理。他在北京買了別墅，把母親宋玉林接到身邊贍養，母親逢人就夸："我兒子可孝順了！"

每年回大寨，看到父親當年帶領村民修的梯田、挖的水渠，看到那些頭發花白的老戰友拉著他的手說 "明亮回來了"，陳明亮總會熱淚盈眶。他手里的遺囑，不僅僅是一張紙，更是父親一生的寫照 —— 一個從農民到副總理，始終堅守本心的人，在公與私之間，做了最溫柔的平衡。

陳永貴沒給子女留下多少物質財富，甚至因為他的 "不近人情"，讓家人多受了不少苦。但他留下的精神財富，卻讓陳家幾代人受益無窮。那種自力更生、廉潔奉公、公私分明的品格，比任何金錢都更有價值。

現在再看那張泛黃的遺囑，8300 元的分配里，藏著一個共產黨人的初心，也藏著一個父親的溫情。這位 "白毛巾副總理" 的故事，沒有驚天動地的傳奇，卻在點點滴滴的細節里，讓人看到了最真實、最可敬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