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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鄭毅生(天挺)先生,立即展現我眼前的是他那滿面春風的笑容,我確實不記得他曾有過疾言厲色的時候。
我同毅生先生不能算是很熟識,卻又不能算是很不熟識。我于1946年來北大任教。那時候的北大確實是精兵簡政。只有一個校長,是胡適之先生,并不設什么副校長。胡先生大概有一半時間不在北京,當時還叫北平。他下面有一個教務長,總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學。還有一個秘書長,總管全校的行政后勤。再就是六個學院的院長。全校的領導僅有九人。決不像現在的校長一走廊,處長一禮堂,科長一操場這樣偉大堂皇的場面,而學校的工作,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依然如“源頭活水”,并沒有任何停滯的現象。
我進北大時的秘書長就是毅生先生。他是清史專家,蜚聲士林。以后有一段時間,北大的歷史系的教授隊伍齊全,水平較高。從古至今,每一個時代都有一位專家擔任教授,按時代先后排列起來,有張政娘、翦伯贊、周一良、鄧廣銘、邵循正、鄭天挺等,其中有幾位是后來加入的。不管怎樣,這個陣容之整齊,在當時,甚至以后,都是難能可貴的。
當時北大校部就設在沙灘孑民堂前面的小院子里。東屋不過十幾平米,是校長辦公室。同樣大小的西屋是秘書長辦公室,毅生先生就在這里坐鎮。六大學院,上萬名學生,幾千個教員,吃、喝、拉、撒、睡,工作頭緒是異常復雜的。雖然六院的院長分擔了一部分工作;但剩下的工作也還是夠多的。作為這樣一個龐大機構的秘書長,其繁忙程度可以想見。我當時是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雖然只有四個教員,十幾個學生,在八九平米的系主任辦公室里就能召開全系大會;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時也免不了同秘書長打打交道。這就是我認識毅生先生的客觀條件。我每次去見他,他總是滿面春風,笑容可掬。能辦到的,立即辦理,從來不推托扯皮。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了,毅生先生也已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留給我的印象,依然宛在目前。只要我還能存在一日,這印象就永遠不會泯滅。
按照學術界論資排輩的習慣,毅生先生長我一輩,是我的師輩。但是,對他專長的清史研究,我幾乎是完全陌生的。他的文章,我讀過幾篇,也不甚了了,除了高山仰止之外,實不敢贅一詞。院系調整后,留給了我兩個疑問:一是,為什么讓一個學有專長的學者擔任繁忙的行政工作?二是,為什么把陣容整齊的北大歷史系人為地搞得支離破碎?這些問題都不是我能回答的。我想,毅生先生也是回答不了的。他調往南開,又給我帶來了點欣慰。南開和北大是兄弟學校,友誼極深。他可能把北大的學風帶了一點過去,與南開的學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嶄新的學風。至于這種新學風是什么樣子,愧我孤陋,實在說不明白了。
南開和北大的傳統友誼將會永遠存在下去,而且日益加深。毅生先生的滿面春風的笑容也會永遠留在我的眼前,他會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99.10.19
轉自: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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