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城〕黃花煙草原產中國與蘇東坡吸煙推測

——從量子思維與濛溪河遺址破解煙草起源之謎

文 / 李后強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人類文明的認知圖景中，一個關于作物的“哥倫布神話”曾長期占據主導地位——1492年之后，美洲大陸才為舊世界帶來了玉米、馬鈴薯、辣椒以及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煙草。這一敘事如此強大，以至于“煙草原產南美洲，明代傳入中國”幾乎成為歷史常識。然而，當我們拂去時光的塵埃，以一種更為前沿、更具包容性的“量子思維”來審視歷史——即承認多重歷史軌跡可以并存、疊加，而非簡單的非此即彼——一幅遠比想象中更為復雜、壯闊的畫卷正緩緩展開。這幅畫卷的主角，是一種名為“黃花煙草”的植物，而它的故鄉，很可能就在世界的東方，在中國。

一、以“量子思維”打破煙草起源的單一敘事，推進范式革命

傳統的史學觀常常陷入一種“經典決定論”的窠臼，即認為一個作物的起源只有一個中心，其傳播是線性的、替代性的。在這種思維下，源自美洲的紅花煙草的全球性成功，便輕易遮蔽了其他地區存在本土煙草的可能性。然而，量子力學啟示我們，微觀粒子可以同時處于多種狀態的“疊加”之中，直到被觀測才“坍縮”為某種確定狀態。將這一思維范式應用于歷史研究，我們便可以欣然接受這樣一個“疊加態”——煙草的起源，完全可以是一個多中心、平行演化的過程。

從植物學上嚴格定義，煙草是茄科煙草屬植物的統稱。該屬下有超過64個物種，其中最具經濟價值的兩個栽培種便是紅花煙草和黃花煙草。它們是不同的物種，擁有獨立的遺傳背景和演化路徑。紅花煙草原產南美，喜溫暖，是全球卷煙工業的絕對主力；而黃花煙草則耐寒性強，其遺傳學和分布證據強烈指向其源生于喜馬拉雅山脈周邊及中國西南部的高海拔地區。

因此，爭論的焦點不應是“煙草是否只源于美洲”，而應是“我們如何定義煙草”。若將“煙草”狹隘地等同于“紅花煙草”，那便是以偏概全。如果我們采用一個更本質的功能性定義——即任何含有足量尼古丁（煙堿，C??H??N?），能通過燃吸或咀嚼對人產生顯著生理效應的植物——那么，尼古丁含量高達4%-10%（遠超紅花煙草的1%-3%）的黃花煙草，無疑是“煙草”家族中更為濃烈、更具“原教旨”意味的一員。承認黃花煙草的獨立地位，就是承認了作物起源的多元性，完成了一次認知上的“量子躍遷”。

二、濛溪河遺址考古發現改寫史前史，奠定萬年基石

如果說“量子思維”為我們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那么近年來一項石破天驚的考古發現，則為“黃花煙草中國起源說”提供了近乎顛覆性的實物證據。這便是入選“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

該遺址的震撼之處在于其前所未有的古遠年代（距今約6萬至8萬年）和驚人的保存狀態。在出土的幾萬種植物遺存中，數萬顆種子和果實甚至未及炭化，仍保留著原始色澤。截至2024年，已鑒定出包括茄科（Solanaceae） 在內的30余科植物。發現了花椒、接骨草等大量藥用植物。這一發現的意義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1. 時間上的絕對優勢。將人類與茄科植物的互動史，從農業革命時代一舉推至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這意味著在智人尚未遍布全球時，東亞的遠古人類已經開始系統性地接觸和利用包括茄科在內的豐富植物資源。

2. 地理上的核心指向。遺址位于四川盆地，這一地區地形復雜，氣候多樣，是著名的生物避難所和物種演化熱點，具備孕育獨特物種的絕佳條件。將黃花煙草的可能發源地指向四川盆地，具有堅實的生物地理學依據。

3. 證據鏈的起點。雖然遺址中的茄科遺存目前尚未能直接鑒定到“煙草屬”，但這恰恰為未來的研究留下了最大的想象空間和探索方向。它如同一個強大的引力中心，使得后世所有關于中國本土煙草的文獻記載，都找到了一個可以追溯的、深不可測的史前源頭。它告訴我們，煙草在中國的故事，可能遠比我們想象的更為悠久。

三、從三國藥草到元代習俗的千年傳承，編織文獻鏈環

有了濛溪河遺址奠定的萬年基石，我們再審視歷史文獻中的記載，便不再是孤立的、可疑的傳聞，而是一條清晰連貫、有跡可循的傳承鏈。

1.漢晉時期的藥用開端。三國時期，諸葛亮南征遭遇瘴氣，士兵依靠當地土著提供的“韭葉云香草”燃燒吸煙霧以驅瘴毒。這一記載歷來被視作傳說，但若與黃花煙草耐寒、喜高海拔、尼古丁含量高（有殺蟲、解毒藥理作用）的特性相對照，其可信度大增。這并非神話，而是對黃花煙草早期藥用價值的忠實記錄。

2.唐宋時期的民俗化。唐代詩人劉禹錫描繪湘西少數民族“馬鞭煙袋細細通”的吸煙場景，詩句生動傳神，表明至遲在唐代，吸食煙草（很可能是黃花煙草）已不僅是一種醫療行為，更是一種成熟的生活習俗和情感交流方式，深深融入地方文化肌理。

3. 元明時期的官方與本草記載。《云南志略》由元代官員李京于大德年間（1303-1304年）編撰，全書共四卷，記載：金齒百夷（即今天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有“嚼煙草的習俗和嗜好”。明人蘭茂《滇南本草》第二卷載有“野煙”，曰：“一名煙草、小煙草。味辛、麻，性溫。有大毒。治若毒療瘡，癰搭背，無名腫毒，一切熱毒惡瘡；或吃牛、馬、驢、騾死肉中此惡毒，惟用此藥可救……”。煙草有大毒”的藥性及治療瘡癰毒腫的功效，并將其正式納入中醫藥體系。這表明，最晚到此時，中國本土的黃花煙草已經完成了從民間知識到官方藥學記錄的升華。

更為有趣的是，1939年12月20日出版的《張建通訊》半月刊稱：“中國之有煙葉栽種，早在漢朝以前。到了漢時，已設吏專管征稅。”

這些文獻環環相扣，與濛溪河遺址的史前證據首尾呼應，共同構建了一條從距今數萬年的植物利用，到兩千年前的藥草實踐，再到一千年前的生活習俗，直至數百年前的本草定論的、完整且自洽的演化序列。中國本土應該產有煙草，只是與外來煙草種類不同，效力亦有不同，在民間是作為中藥。因此，有了中醫就應該有了煙草。

四、黃花煙草與紅花煙草的文明對話，遇見平行之路

黃花煙草在中國的命運，與紅花煙草在全球的擴張，形成了一組意味深長的文明對話。紅花煙草憑借其相對溫和的口感、更高的產量和更強的適應性，在哥倫布大交換后迅速被全球市場接納，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商品，其故事是一部全球化的經濟史。而黃花煙草，則走上了一條更為“內斂”的路徑。它因其強烈的刺激性和藥用價值，更深地嵌入到中國本土的醫學體系（中藥）和區域文化之中（如西北的“莫合煙”、東北的“關東煙”）。它更像一個地域性的文化符號，其演化史是一部社會史和醫藥史。

這種差異并非優劣之分，而是文明與物種在不同環境下互動的自然結果。它雄辯地證明，作物的傳播與利用，從來不是單一的“先進”替代“落后”，而是多元文明基于自身需求，對自然資源進行選擇、改造和融合的復雜過程。

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的考古發現，如同一道劃破歷史夜空的閃電，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個更為深邃、宏大的史前世界。當我們將這萬年的實物證據，與后世千年的文獻記載相結合，并以“量子思維”的范式加以解讀，“黃花煙草原生于中國”的假說便不再是一種民族情感上的執念，而是一個具有堅實科學基礎和嚴密邏輯推導的、極有可能的歷史真相。

這個故事的意義，遠超一株植物的起源之爭。它是對“單一中心論”歷史觀的徹底揚棄，是對人類文明多樣性、適應性以及平行演化能力的禮贊。它告訴我們，在廣袤的歐亞大陸東端，中華文明的先民們同樣獨立地發現、馴化并創造性地利用了屬于自己的“神靈之草”，譜寫了一部與美洲文明交相輝映的萬年史詩。

從此，煙草的全球史，不再是紅花煙草一枝獨秀的獨角戲，而是黃花煙草與紅花煙草東西并立、平行演化的二重奏。接受并理解這種“疊加態”的歷史，正是我們走向一個更包容、更復雜、也更真實的未來的開始。

五、蘇東坡與黃花煙草的可能因緣，試看煙霞瘴癘間的智者

我們告別煙草起源唯一論，迎接世界文明起源的“量子時代”，再看煙霞瘴癘間的智者。

在中國文學史的星空中，蘇東坡無疑是一顆璀璨奪目、性情通脫的恒星。他的詩文飲食、生平軼事，早已成為后世津津樂道的談資。然而，有一個頗為“現代”的疑問卻少有人觸及——這位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文豪，有無可能接觸過煙草？若以嚴謹而又開放的視角推測，答案或許是肯定的——他極有可能在人生困頓的流放歲月中，吸食過中國本土原產的“黃花煙草”，那種被稱為“葉子煙”的古老植物。

要解開這個謎題，首先需打破一個固有認知，即煙草是明代才自美洲傳入的舶來品。植物學研究表明，煙草是一個大家族。我們今天普遍接觸的卷煙，其主要原料是“紅花煙草”。但在它之外，還存在一個耐寒、尼古丁含量更高（可達4%-10%）的古老物種——“黃花煙草”。它原產于喜馬拉雅山脈及其周邊區域，包括中國西南特別是四川盆地等地，在中國有悠久的本土利用史，常作藥用，俗稱“土煙”或“葉子煙”。

蘇東坡一生宦海浮沉，尤其是晚年接連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乃至更為偏遠、瘴癘橫生的儋州（今海南儋州），這些地區正是歷史上瘴氣彌漫、蚊蟲肆虐之地。史料記載，蘇軾在南方時，常需應對“瘴毒”侵體之苦。而黃花煙草在當地民間，正有被燃燒后以其煙霧“驅瘴避疫”的古老傳統。對于精通醫理且善于從民間汲取生活智慧的蘇東坡而言，采用這種當地流傳的“土方”來緩解病痛、驅散濕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推測。那辛辣濃烈的“葉子煙”霧，或許曾在他困頓潦倒之時，帶來片刻的慰藉與提振。

更為有趣的線索，藏于他的一首詩中。《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其一》寫道：“但有尊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煙草萋迷。”后世注家多將“煙草萋迷”解釋為“如煙般的蔓草”，描繪一片荒涼朦朧的景象。然而，若以字面本意直解，“煙草”一詞完全可能兼具實指。試想，在祭祀先賢的廟宇祠堂之中，所焚燒的“香燭”，其成分是否可能摻有這類具有特殊氣味的本土植物？其煙霧繚繞，與荒草萋迷的景象融合，共同構成了那種虛實相生的蒼茫意境。蘇東坡筆下“煙草”一詞，或許正是這種現實觀察與詩意想象的精妙結合，為后人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伏筆。

當然，必須承認，目前并無任何確鑿的考古實物或文獻能直接證明蘇東坡曾吸煙。但歷史的魅力往往在于那些合理的想象空間。蘇東坡是一個極其熱愛生活、善于在苦難中尋找樂趣的真性情之人。他能發明東坡肉，也能笑對“日啖荔枝三百顆”的調侃。那么，在蠻荒之地，嘗試一種當地特有的、能提神醒腦或驅避瘴氣的“葉子煙”，對于他而言，并非難以想象之事。這并非要將他描繪成一個“老煙槍”，而是試圖還原一個更立體、更接地氣的文人形象——他不僅飲酒品茗，也可能在人生的至暗時刻，于煙霧繚繞中，進行哲思與創作。

我們認為，盡管“蘇東坡吸煙”只是一個基于史料與植物學知識的合理推測，但這一視角卻為我們理解這位文化巨人打開了另一扇窗。它讓我們看到，蘇東坡的豁達與堅韌，不僅體現在他的詩文書畫里，也可能融入了他與腳下這片土地最樸素的互動之中——包括那可能曾陪伴他度過南國瘴癘歲月的一縷來自中國大地的、古老的黃花煙云。這縷煙云，與他的詩詞歌賦一樣，都是其生命力量在與命運抗爭中，所迸發出的獨特火花。（李后強2025年11月7日在四川中煙“寬窄”創牌十周年暨新品發布會上的主旨演講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