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血長歌的大漢舞臺上，會有人記得有匹小小驛馬曾經走過

提起大漢，人們腦海中會想起長安的博大，洛陽的繁華，會想往邊塞的獵獵長風，西域的金戈鐵馬，有辭賦所歌詠的文治，有玉門所見證的武功，有豪邁的帝王，也有不羈的游俠，這些吉光片羽的印象，構成了世人對大漢的想象，但如果從漫長的四百年歲月中抽取幾個瞬間的切片，你會看到想象中雄渾博大的大漢所未見的光景，你會看到終日勞作的庶民在荒年如何不顧妻子，執劍而去；你會看到辛勞的工匠，將自己的手印摁在精美畫像磚上，萬千的磚石建成了帝王的陵墓，但自己最終卻只得裹席藁葬的片土；你會看到年邁的戍卒在寒夜烽燧中為家中妻兒寫下殷切思念的書信，但那書信寄往的地方，卻已松柏冢累累。

無數的瞬間，無窮的人們，行走在大漢四百年的歲月中，生生死死，霸占史書的敕文誥命的縫隙里，總能留下匹夫匹婦的輾轉呻吟，生于后世的我們，回顧往昔，猶如漢賦中所言：“傳聞于未聞之者，曾仿佛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

“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僅僅是四百年里的十三個瞬間而已。

歲月湮沒了太多的瞬間，就像黃沙掩蓋了太多的足跡。當你站在這片西北荒漠的黃沙之中時，你或許不會想到，兩千年前，有一行人馬的足跡從這里出發西行，去迎接從西域遠道而來的貴賓。

而這所謂的貴賓，是兩匹馬。

“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詔使甘□□迎天馬敦煌郡，為駕一乘傳，載奴一人。御史大夫廣明下右扶風，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這枚在敦煌懸泉置驛站遺址發現的流沙墜簡，記錄下了公元前74年12月28日那天，從懸泉置出發的漢使到敦煌郡迎接天馬的歷史。天馬，這個名字在今天總能引起壯闊雄渾的想象，就像漢武帝在《天馬歌》中歌詠的那樣：

太一貢兮天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騁容與兮跇萬里， 今安匹兮龍為友。

大漢天子逸興遄飛的辭句，賦予了自西極遠道而來的天馬以最神逸曠遠的姿態，這種讓天子為之心馳神往的天馬來自大宛，根據《史記》的描述，大宛在大漢的正西，去漢可萬里。昔日張騫出使西域歷經萬險終于歸國后，向漢武帝形容了大宛國的這種寶馬，來自遙遠異域的聲音在長安宏麗堂皇的殿堂中回蕩，撥動著深居宮禁之中帝王的心弦，他深知這是他永遠舍棄緊握的皇權才能抵達的遠方，但他可以讓腳下萬千臣民背井離鄉，前往絕域去滿足自己內心不可自拔的嗜欲。

起先，是百余人組成的使團，帶著一匹黃金鑄造的金馬前往萬里之外的大宛，以重禮求取天馬。在遭到了拒絕后，便是數萬人的軍隊，長途跋涉的西征，企圖用武力來奪取這天子夢寐以求的神駿。終于，在三年后，由外戚李廣利率領的大軍終于奏凱而還，那張騫口中描述的天馬，終于活生生地出現在帝都長安的街市之上，出現在帝王貪婪而興奮的目光中。

鎏金銅馬，茂陵博物館藏。

大漢天子慷慨激昂的歌詠，廟堂臣僚山呼雷鳴的稱頌，響徹了以長樂未央命名的宮殿，巍峨的宮墻，成功地阻隔了外面的哭泣與悲鳴，那是年邁的父母在哭泣自己的兒子，是妻子在哭泣自己的丈夫，是兒子在哭泣自己的父親，是親友在哭泣自己的兄弟，也是戰士在哭泣自己的同袍——為獲取天馬出征的三萬騎兵與六萬步兵，當返回玉門關時，僅剩一萬余人。出關的三萬馬匹，也僅剩一千余匹。

玉門關內，敦煌懸泉置驛站里的黃沙，會見證這慘烈的凱旋，也會聽到這哀泣和悲鳴，它們會看到導致他們死亡的，將帥的貪暴和官吏的欺凌是如何枉送了這萬千性命。但這黃沙卻永遠無法飛到千里外的長安，因為獲得了天馬寶駿的大漢天子已經下旨，“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當然，無論是當時還是如今，都不乏為這場以天馬為名的西征辯護之人，他們會說漢武帝雄韜遠略，天馬只是個名義，他真正想要的是通過遠征振大漢之聲威，是為了從匈奴手下獲得西域的控制權，是為了打通西域促進文化交流。中國式的辯證法總能找到顛倒是非善惡的辦法，所謂的遠見就是其中之一。而遠見之所以是遠見，就是因為它離現實太遠，所以總能獲得那些只看得到現實的短淺目光之外的勝利。

但對兩千年前懸泉置的那些喂養馬匹的士卒來說，他們所見的只有眼前的現實，或許，在公元前74年12月28日那天，跟著使者隊列前往敦煌迎接西域天馬的士卒回到驛站時，會向他的同袍講述那天馬的英姿，或許天馬也曾在這座驛站駐留，與那些驛站中注定要在驛道上奔波勞碌的驛馬站在一起，它們擦身而過，然后走向不同的命運。天馬要去的地方，是驛馬永遠無法抵達的長安。

但歷史總有它獨特的意志，對天馬的英姿，后世總是充滿了想象，爭執不休。但對懸泉置中的普通驛馬，歷史卻留下了它們的足跡，在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傳馬名籍》中，我們看到了昔日驛馬的形象：

“傳馬一匹，騧，乘，左剽，齒八歲，高五尺九寸半，驂，名曰黃爵。”

我們會看到千年黃沙中，有一匹名叫黃爵（雀）的驛馬留下了它的身影，它是一匹黑嘴黃馬，牙口八歲，它的左邊打上了驛馬的烙印，身高1.37米——后面這一點說明，盡管距離天馬進入玉門關已經過去了三十年，但天馬高大雄壯的血脈從未融入過這些驛馬平凡的身軀。

陶馬，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但它們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哪怕僅僅是一個瞬間。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11月7日專題《大漢的十三個瞬間》B04-05版。

B01「主題」大漢的十三個瞬間

B02-B03「主題」西漢的七個瞬間

B04-B05「主題」東漢的六個瞬間

B06-B07「主題」樂觀但不天真，悲觀絕不膚淺

B08「中文學術文摘」法學方法論與敘事理論

作者 | 諶旭彬

尊號

漢五年（前202）二月甲午日，劉邦接受諸侯王及群臣所上尊號，于汜水北岸即皇帝位。參與儀式者，包括諸侯王、軍功列侯等共計三百余人。這是中國第二個帝制王朝“漢”正式誕生的日子。事后來看，無論如何都是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天。遺憾的是，史料中竟未能留下關于登基儀式的任何具體細節。

好在諸侯王與軍功列侯推舉劉邦為皇帝的疏文，仍留存在《漢書》當中。該疏文由以楚王韓信為首的眾諸侯王領銜，內容不過百余字，簡潔明快，陳述了劉邦可稱“皇帝”的兩項理由。一是劉邦在眾諸侯王中“功”最多。這個“功”指的是滅秦與滅項羽，即“滅亂秦，威動海內”和“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二是劉邦的“德”最厚。這個“德”指恢復諸侯與封賞功臣，即“存亡定危，救敗繼絕”與“功臣皆受地食邑”。據此，眾人認為“王”不足以區分劉邦與眾諸侯王，敦請其使用“皇帝”尊號。

山東臨淄山王莊村西漢墓出土的兵馬俑。西漢初期的軍功集團掌握著大量兵馬，足以與皇權達成權力上的制衡。　黑敀攝

眾所周知，“皇帝”一詞始于趙政。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趙政消滅東方六國后，命群臣另議尊號以匹配自己的豐功偉績。王綰、馮劫、李斯等秦臣阿諛奉承，贊頌趙政已超越上古五帝，不但“王”已不夠資格，“帝”也會辱沒其偉大，惟“皇”勉強可用，且須是最尊貴的“泰皇”。趙政對“泰皇”并不滿意，遂獨斷自稱“皇帝”。皇者大也，所謂皇帝，便是指帝中最偉大者。相形之下，劉邦的“皇帝”卻要遜色許多——雖然都有功業層面的比較，趙政的比較對象是傳說中的上古五帝，劉邦的比較對象只是同時代一起打天下的諸侯王。趙政的比較結論是古往今來唯我獨大唯我獨尊；劉邦的比較結論止于“功”與“德”相對其他諸侯王更多一些。可見趙政自稱皇帝是絕對皇權在貫徹自我意志，劉邦被推舉為皇帝彰顯的卻只是一種相對皇權。

尤為重要的是，韓信等諸侯王領銜的推舉疏文里，竟無一字提到劉邦做皇帝是“天意所歸”。后世熟知的那些關于西漢建國的神話故事，如赤帝子斬白帝子、芒碭山有天子氣等，疏文里全然無載。這自然是因為眾人知根知底，不覺得誰比誰天然高貴，且漢帝國乃眾人合力浴血廝殺所得，非是劉邦的個人產業。劉邦做皇帝，其他人或為諸侯王，或為列侯，不過是按功勞與實力排序并瓜分勝利蛋糕。這種建國邏輯簡單粗暴，本也不需要神話故事來渲染。劉邦去世后，呂后因“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而憂心忡忡，也是緣于這種簡單粗暴的邏輯。呂后去世后，軍功列侯發動誅呂政變，則意味著這種邏輯已嚴重失衡。

“告訐之俗易”

文帝二年（前178）五月，漢帝國自朝廷至地方郡國的各級官府，集體收到了一道來自長安的詔書。詔書說：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后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詔書中“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后相謾”一句如何解釋，目前還存在一些爭議。有意見認為指皇帝與百姓有約定（相約結）然后又言而無信（相謾）的情況下，百姓用巫蠱之術詛咒皇帝。也有意見認為指百姓結伙（相約結）用巫蠱之術詛咒皇帝，后來又互相攻擊告發（相謾）。不過，爭議不影響對詔書整體精神的理解。皇帝說得很明白：古人治理天下，設置進善之旌與誹謗之木，鼓勵給朝廷提建議，也鼓勵批評官府。本朝律法里卻設置誹謗妖言之罪，讓朝臣不敢說真話，讓皇帝沒機會聽到真意見，故必須廢除。百姓用巫術詛咒皇帝，用言語批評官府，說些刺耳的話，從前會被定為大逆或誹謗之罪，自詔書發布之日起，也不再追究。

《從劉邦到王莽》

作者：諶旭彬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

頒布這樣一份詔書，目的不僅僅是減少文字獄，也是在打擊當時泛濫成災的舉報告密之風。

自商鞅變法以公權力強迫底層百姓彼此監視、互相舉報，告密就成了傳統政治中極常規的統治手段。商鞅死后，這種手段被秦國忠實繼承了下來。按睡虎地出土秦簡中秦律的規定，不獨鄰里之間，連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負有告密舉報的義務。比如丈夫行盜，其妻知情并共享所盜之物，須同罪論處。唯有丈夫犯罪后，妻子于案發前主動告密舉報，才能保證自己的嫁妝不被沒收。西漢建國后，同樣繼承了這套統治術，蕭何以“約法三章”不足以御奸為由，“采摭秦法……作律九章”，其中便有鼓勵舉報的內容。可以說，直到文帝執政初期，漢帝國仍在以告密治國。

下詔廢除誹謗妖言之罪，連以巫蠱之術詛咒皇帝都不再追究，顯而易見可以大幅減少告密舉報的名目。與之配套的另一項新政策是“罪疑者予民”，大意相當于今人所謂的疑點利益歸于被告。這種司法審判原則也是從制度上弱化告密舉報的良策。舉報者、審查他人思想言論者的常規手段，無非是捕風捉影、割裂情境與翻查舊賬。疑點利益歸于舉報者，強迫被舉報者自證清白，舉報的成功率自然很高，舉報之風必然大盛；反之，若疑點利益歸于被舉報者，舉報成功率自會斷崖式下跌。當告密者再無法輕易舉報成功然后自官府獲得好處時，便會悻悻然收起其陰毒的視線，回歸茫茫人海成為賢愚難分的普通人。

這些新政策讓漢帝國在文帝統治時期有限脫離了告密型社會，史稱“告訐之俗易”。百姓們短暫獲得了二三十年較為寬松的生存環境。

“徙陵”

元朔二年（前127年）夏天，漢帝國地方郡國的中產之家猝不及防遭遇了一場滅頂之災。

主父偃某日給漢武帝劉徹出了個主意：“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隨后，劉徹下詔“徙郡國豪杰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地方郡國里有名氣的豪杰、家產超三百萬的富戶，被朝廷集體搜尋出來，強制遷往修筑中的茂陵。

在西漢，這種做法有個專門的名詞，叫作“徙陵”。

劉徹統治時期，黃老無為的理念已成為過去，朝廷轉而追求對民眾更嚴格的控制與更高效率的汲取。一切可能影響到這種追求的有組織力量，都被列入了拔除之列。在長安中央，淮南王劉安因“陰結賓客”而被納入到了謀反大案之中；魏其侯竇嬰與武安侯田蚡亦因“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衛青之語）而敗亡。在地方郡國，則主要依賴徙陵這種制度化手段，去消滅那些有資產、有聲望、有組織能力者。

除元朔二年這次外，劉徹還于太始元年（前96）再次啟動徙陵，間隔只有短短三十年。這或許是因為劉徹已經意識到三十年時間足以讓民間發育出一批新的有組織能力之人，故有必要每隔二三十年便徙陵一回。

漢闕上的車馬行從圖。謝閣蘭攝，1914年。

劉徹死后，以徙陵這種制度化手段來消滅有組織能力者的政策仍在繼續。

如宣帝在本始元年（前73）“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又于元康元年（前65）“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直到元帝即位，才于永光四年（前40）下詔廢止徙陵政策，承認這項暴政違背了“安土重遷”“骨肉相附”的基本人性，讓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不人道。

成帝統治時期雖曾短暫恢復徙陵，好在只持續了短短三年時間。班固后來在《漢書》中說，西漢哀帝、平帝年間，“郡國處處有豪杰”。郡國豪杰再現，與徙陵這種統治術的廢止有極大關系。

生子不舉

初元五年（前44）秋冬某日，御史大夫貢禹上奏元帝，建議朝廷將針對兒童收取的“口錢”，自三歲征收提高到七歲征收。貢禹說：

“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貢禹生于元朔五年（前124），至初元五年恰好八十歲。他于該年六月被元帝提拔為御史大夫，至十二月去世，僅在任半年。大約是自覺人生已走到盡頭，儒家經學教育出身的貢禹希望能為漢帝國百姓多做點事情，于是“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其中最重要的上書，便是請求推遲征收口錢。

口錢是針對兒童的人頭稅，其在西漢出現的具體時間不是很確定，或許劉徹即位之前便已存在。漢民獲取金錢很困難，口錢本就是很沉重的負擔。劉徹為滿足其頻繁征伐的欲望，出臺政策要求孩子僅滿三歲便須繳納口錢，更是苛政。百姓們交不起口錢，又無法對抗官府，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便只好“生子輒殺”，將剛生下來的孩子殺掉。貢禹在劉徹時代生活了三十七個年頭，是天下戶口減半慘劇的親歷者。“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的暴政將百姓逼至“生子輒殺”的地步，可以說是他的親身見聞。

貢禹的上書還蘊含著一種提示：“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這項暴政并未隨著劉徹死亡而消失，反而一直延續到了元帝時代。所以貢禹才會給元帝提建議，希望朝廷將征收口錢的年齡標準從三歲提升到七歲。元帝采納了貢禹的建議。不過，僅將口錢的征收年齡從三歲提高到七歲，只是稍有改善，并不足以全面扭轉那些無名之子的命運。西漢中后期，百姓因人頭稅沉重而生子輒殺、生子不舉的記載仍很常見。但貢禹的上書仍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沒有這道上書，或者這道上書沒有被《漢書》保存下來，那些一出生就要被父母親手殺死的無名孩童，便會消失在歷史深處，難以留下半點痕跡。后人能夠記住的，便只有帝王將相們的雄才大略。

“雖遠必誅”

建昭三年（前36）冬天，長安城陷入到了一種空前奇特的情緒當中。有些人異常興奮，另一些人則憂心忡忡。

引發情緒對立的原因，是匈奴郅支單于的頭顱被傳送至京師，正懸掛在蠻夷居住區的邸門之上。斬殺郅支單于的功臣是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與副校尉陳湯。元帝朝，漢帝國西部邊境整體平靜，但對西域的影響力已衰。與康居王聯姻的匈奴郅支單于，是西域相對較強的政治勢力。陳湯隨甘延壽出使西域期間，欲聯合烏孫國兵力以突襲戰術攻擊郅支單于。甘延壽同意其主張，但認為開啟戰事須得到朝廷批準。陳湯遂趁甘延壽生病之機矯制發兵，并脅迫甘一同行動。此役，陳湯合漢兵、西域各國兵共計四萬余人，攻破了郅支單于根據地，斬殺了包括郅支單于在內的諸多匈奴貴族。

通往玉門關小方盤城遺址的路上到處插滿了漢字旗。李夏恩攝

捷報傳至長安后，朝廷內部陷入了激烈論戰，興奮與憂懼兩種對立情緒也隨之蔓延開來。興奮者認為陳湯等人的行動讓漢帝國揚眉吐氣，應大張旗鼓予以褒獎和宣傳，以“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憂懼者則認為矯制發兵的做法不可鼓勵，更不可重賞。理由是重賞之例一開，奉使之人為博取功名必紛紛效仿。這些人頻繁“生事于蠻夷”，等同于是在給國家招災。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壽等儒臣強烈反對將郅支單于懸首示眾，還主張追究陳湯的矯制發兵之罪。元帝罕見地沒有采納這些意見，做出了將郅支單于懸首示眾十天、對陳湯等人論大功者不錄小過的裁決。由此可見鮮少有皇帝不喜歡耀武揚威，好儒的元帝也難例外。

不過，因為儒臣們的堅持，對陳湯等人的封賞還是打了折扣，且延遲到竟寧元年（前33）夏天才落定。甘延壽獲封列侯，陳湯獲封關內侯。原計劃各賜邑千戶，縮水為各賜邑三百戶。此時，距陳湯擊破匈奴已過去兩年有余，且稍后元帝便去世了。直到去世前夕，元帝才乾綱獨斷下旨將對陳湯等人的封賞落實下來，可見朝堂之上的反對力量實在強大。

匡衡等儒臣之所以在“雖遠必誅”一事上與元帝來回拉鋸兩年之久，主要驅動力是對劉徹時代窮兵黷武歷史教訓的深刻恐懼。陳湯們想要立功封侯，匡衡們憂慮歷史卷土重來。這憂慮由來已久。宣帝時馮奉世出使大宛，矯制發漢兵及西域各國兵一萬五千人，擊破倒向匈奴的莎車國，將莎車王人頭傳送至長安。宣帝有意對馮“加爵土之賞”，時任少府蕭望之便堅決反對，理由與匡衡等人反對封賞陳湯高度一致。

經歷了天下戶口減半的慘劇后，朝野上下對任何輕啟戰爭的行為都深懷警惕，哪怕這些冒險有可能獲得勝利。

黃霧四塞

成帝建始元年（前32）四月壬寅日早晨，所有長安百姓都被一場巨大的沙塵暴困在了家中。史書后來如此記載這一天：“大風從西北起，云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

這些沙塵暴，來自生態已遭到嚴重破壞的黃土高原。劉徹時期，朝廷屢次大規模往黃土高原強制移民。如元朔二年衛青收復河南地后，“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元狩三年遷徙貧民至關西，充實“朔方以南新秦中”的百姓達七十余萬口；元鼎六年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郡開墾田地，又強制遷徙“卒六十萬人”。僅這三次便往黃河中上游地區遷徙了150萬人口。可以想見，隨著大量耕地以火燒的方式開墾出來，原有的森林草原將遭到破壞。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在研究西漢中后期黃河水災頻發問題時，便將主因直指劉徹時代：

“西漢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黃河下游的決徙之患越鬧越兇，正好與這一帶（指黃河中上游）的墾田迅速開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對應；也就是說，這一帶的變牧為農，其代價是下游數以千萬計的人民遭受了百數十年之久的嚴重水災。”

違背自然規律大規模向黃土高原移民，既導致黃河中上游蓄水能力大減，大量泥沙進入了黃河，河患隨之加劇，也導致沙塵暴經常光顧長安城。這些水災和沙塵暴在成帝統治時期進入高發期，又與當時流行的基于天人感應思想的“災異學說”結合到了一起。幾乎每一次洪水、每一場沙塵暴，都會演變成朝堂之上的政治斗爭。應該由誰來為這些天災承擔政治責任，成了各派系學者唇槍舌劍的重要命題。于是，支持皇權的學者，將建始元年四月壬寅日的這場巨大沙塵暴，解釋成了陰氣太盛侵了陽氣，指責王氏外戚的權勢蓋過了皇帝。與王氏關系密切的學者，則將之解釋為上天對成帝沒有子嗣發出警告，將鍋甩給了皇帝。

天災是真，災異學說卻牽強附會毫無邏輯可言。后者的畸形繁盛，遮蔽了災害真正的歷史成因，也破壞了對真人禍的反思。當災異學說愈演愈烈至極端處，便有了漢哀帝承認漢帝國氣數已盡、改元更號再受命自稱“陳圣劉太平皇帝”的鬧劇，也給了王莽操弄祥瑞代漢自立的絕佳機會。

連環畫《王莽篡漢》，實際上歷史上的王莽表現得謙恭有禮，并未像連環畫中那樣是個粗野莽夫。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諶旭彬；編輯：羅東 李陽；校對：薛京寧 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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