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臺北松山機場的清晨,王濟甫最后碰的是一桶航空汽油,他沒料到會因為姐夫的事被塞進吉普車,連飛行帽都沒來得及拿,那時他剛四十歲,穿著熨好的軍裝,每天想的都是金門機場的輪胎夠不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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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關進綠島石窖牢房,王濟甫才曉得什么叫活受罪,每天扛二十公斤花崗巖修路,肩胛骨磨破了皮,獄醫用紫藥水抹傷口,跟貼張破紙差不多,有次他咳出血,染紅了毛巾,獄警說他思想不純,罰他多扛三塊石頭,三年工夫,從一百八十斤瘦到一百二十斤,床板叫他摳出五千多道印子,今天搬了多少石頭,明天夢見孩子幾回,全刻在發霉的木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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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那年他五十六歲,提著個帆布包站在臺北街頭,身份證上“叛亂犯”三個字,比綠島的鐐銬還壓人,修車攤擺在臺北橋底下,招牌上“空軍老兵”幾個字寫得小得幾乎看不見,有人認出他是當年松山基地的處長,他笑笑說,上校早摔進海里了,現在就修摩托車,夜里他總去淡水河邊,對著對岸發呆,腿腳不好了,也再沒去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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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基金會撤判決那天下雨,王濟甫把發霉的判決書照片發給基金會,六百萬補償金到賬那天,他全捐給了綠島人權博物館,臨終前托人把滿是劃痕的床板送去展覽,工作人員說導覽機里能聽見沙啞的聲音,這些劃痕不是眼淚,是活著的證據,如今游客走過那塊褪色的木板,總忍不住數那些深淺不一的劃痕,沒人知道哪一道里藏著妻子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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