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50年6月，臺北松山機場的清晨，王濟甫最后碰的是一桶航空汽油，他沒料到會因為姐夫的事被塞進吉普車，連飛行帽都沒來得及拿，那時他剛四十歲，穿著熨好的軍裝，每天想的都是金門機場的輪胎夠不夠用。
被關進綠島石窖牢房，王濟甫才曉得什么叫活受罪，每天扛二十公斤花崗巖修路，肩胛骨磨破了皮，獄醫用紫藥水抹傷口，跟貼張破紙差不多，有次他咳出血，染紅了毛巾，獄警說他思想不純，罰他多扛三塊石頭，三年工夫，從一百八十斤瘦到一百二十斤，床板叫他摳出五千多道印子，今天搬了多少石頭，明天夢見孩子幾回，全刻在發霉的木頭上。
出獄那年他五十六歲，提著個帆布包站在臺北街頭，身份證上“叛亂犯”三個字，比綠島的鐐銬還壓人，修車攤擺在臺北橋底下，招牌上“空軍老兵”幾個字寫得小得幾乎看不見，有人認出他是當年松山基地的處長，他笑笑說，上校早摔進海里了，現在就修摩托車，夜里他總去淡水河邊，對著對岸發呆，腿腳不好了，也再沒去過福州。
2019年基金會撤判決那天下雨，王濟甫把發霉的判決書照片發給基金會，六百萬補償金到賬那天，他全捐給了綠島人權博物館，臨終前托人把滿是劃痕的床板送去展覽，工作人員說導覽機里能聽見沙啞的聲音，這些劃痕不是眼淚，是活著的證據，如今游客走過那塊褪色的木板，總忍不住數那些深淺不一的劃痕，沒人知道哪一道里藏著妻子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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