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離去,不僅是一個生命的終結,更是一種教育理想的永恒追問:為何七十余年來,中國再也培養不出楊振寧、李政道這樣的國際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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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珞珈山上的老圖書館靜默矗立,它見證過1980年代徹夜不息的燈火,也目睹了那個被稱為“當代蔡元培”的校長如何點燃一代人的思想火花。2025年11月7日,劉道玉逝世,享年92歲。
01 黃金時代的遺產
劉道玉曾將1980年至1988年稱為“我國當代教育改革的黃金時代”。
在那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年代,他帶領武漢大學推行了一系列突破性改革:學分制、主輔修制、轉學制、插班生制、導師制等。
這些改革的核心在于把學習的自主權還給學生。那個年代的武大,學生可以自由選課、轉專業甚至轉學院。
劉道玉的教育理念與蔡元培一脈相承。他認為:“大學是一個學術共同體,它的品行是獨立追求真理和學術自由。”
在短短七年間,武漢大學成為中國高校改革的試驗田,被譽為“80年代中國的小深圳”,孕育了無數具有批判精神和創新能力的杰出人才。
02 教育本源的迷失
劉道玉曾尖銳指出中國教育的三大本源問題:教育理念、教育體制和人才培養模式。
他將中西教育理念的差異歸結為“成長”與“塑造”的根本區別:西方教育讓學習者按個人興趣自然生長,而中國教育則將學生視為原材料,用標準模具批量生產。
這種“塑造”模式導致學校沒有特色,學生沒有個性、沒有創造性。
當今大學教師考核的“一刀切”現象,正是這種理念的延續。有高校對講師及以上級別專任教師均需完成每年32本科教學學時,否則績效將受影響。
行政化的管理體制進一步窒息了學術活力。劉道玉曾批評:“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許許多多的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計劃,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計劃性越強,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思維在教育戰線上的表現。”
03 大師為何難再現?
楊振寧、李政道這樣國際大師的缺失,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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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道玉曾統計:“諾貝爾獎誕生107年了,大概有將近700位獲得者,其中有600人分布在世界一流大學里,而中國現在一位都沒有。”
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的成長經歷提供了鮮明對比:他1938年以高二學歷考取西南聯大,后改念物理系,1957年即獲諾貝爾獎。
這種跨越式成長在當今專業細分、評價標準化的體系中幾乎不可能再現。
當今的教育體系過早陷入實用主義漩渦。1990年代后,“市場上要什么,我們就供應什么”。
法學、工商管理等專業報考人數一路高歌猛進,而基礎科學卻日漸萎縮。學生奮斗方向變成了英語四六級、計算機等級、考研考公等“國考”。
04 改革之路在何方?
劉道玉晚年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在中央領導下,開展一場教育改革的啟蒙運動;
二是成立教育改革指導小組,邀請國內外開明教育家、思想家制定改革方案。
回歸學生本位應是突破口。以學生作為大學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破題難度最小,阻力最小的。
其核心理念是給學生自由生長的空間,讓教育回歸對“人”的關注,而不是塑造工具人、市場人、考試人。
數字化與人工智能為教育改革提供新可能。教育部今年推出《關于組織實施數字化賦能教師發展行動的通知》,部署開展教師數字素養提升行動。
但需警惕技術異化,全國政協委員劉林指出:“過度依賴人工智能容易導致人的大腦思考能力弱化”。
新時代的教育改革已拉開帷幕。2025年11月舉行的新時代人民教育論壇強調要“深化教育綜合改革,聚力教育強國建設”。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也提出“完善拔尖創新人才發現和培養機制”。
劉道玉曾在《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中寫道:“我們移植了大學的軀殼,卻舍去了它們的精髓和靈魂——獨立、自由、民主、質疑和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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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離去,帶走了那個教育理想主義的黃金時代,但留下了不滅的改革火種。
當下,人工智能掀起新變革浪潮,教育部推動數字化戰略行動,“十五五”規劃描繪教育強國藍圖。
路在何方?或許就在他那未被遺忘的理念中:讓學校成為學術共同體,讓學生按內心興趣自由成長,讓教育回歸塑造靈魂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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