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越作戰獨家戰術：通訊兵“明牌”傳達指令，越軍截獲，一臉懵！

1993年，我軍和越南的“兩山輪戰”結束后，溫州軍分區開了一場特別的表彰大會。在這次的表彰大會上共表彰了9名戰斗英雄，按照慣例，大會都會宣傳戰斗英雄的英勇事跡。但是在當時的那場大會上，主持人卻只提到了類似“沖鋒在前，撤退在后，作戰英勇，不怕艱苦”之類的話，關于這9人的具體事跡一個字也沒有透露。

事后，有記者找到溫州市委辦公室的一位秘書，想要幫著安排采訪這9位戰斗英雄的英勇事跡。秘書得知記者來意后說了一句話“這是軍事秘密，別到外面說去，他們都是因為會講溫州話而立功的”。

會說溫州話為什么會立功呢？當時我軍參戰部隊的戰士們來自全國各地，多少都會講點普通話，作為方言的溫州話為什么這么特殊呢？

俗話說的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兩軍交戰，軍事實力是一方面，情報獲取工作也十分重要。當時我軍在新式裝備方面的研發已經起步，但距離世界先進水平還有很大的差距。

當時越南的背后是蘇聯，上世紀70年代，前蘇聯為越南在亞洲地區的擴張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不僅派出蘇聯軍事專家顧問團進入越南軍隊幫助指揮，還為越南提供了大量先進的武器裝備。再加上越南抗法、抗美戰爭中繳獲了大量美軍、法軍遺留下來的先進武器，越軍的武器裝備是優于我軍的。

在“兩山輪戰”打響前，軍領導已經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對參戰部隊的人員安排和武器配備方面盡可能地進行保障。即便如此，我軍戰斗初期還是暴露出裝備方面的劣勢。當時越軍已經在老山、者陰山地區構筑了不少陣地，我軍向越軍前沿陣地發動進攻，隨著戰斗進程的推進，越軍陣地越來越多，指揮部不能跟著部隊一起在前線，這就需要通訊聯絡。當時我軍的裝備比較落后，營和連以下部隊的通話依靠步話機進行，很多時候營部指揮下屬部隊作戰都需要步話機。

但步話機又存在一個很大的弊病——容易被敵人監聽。

為解決這個問題，軍營級以上的命令是通過密碼交流，營長、連長、排長則配有通訊員，專門用“861”和“龜兩瓦”步話機由上至下傳達命令，班長自帶步話機用于接收命令。盡管這樣的通訊方式聽起來很方便，但步話機功能和對講機相似，在直接通訊時容易被敵人竊聽。

越軍在1979年之前并沒有電話監聽設備，但蘇聯作為世界兩極之一，在監聽裝置方面的研究早有一定水平。越南軍方在戰斗開始前就請了蘇聯人為他們訓練譯電員，還花費巨額資金向世界各國購買先進監聽設備，想通過竊聽情報得知我軍動向。

在戰斗前，越軍確實通過監聽手段獲取了我軍部分部隊的動向，因為中國在1979年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和越南聯系都比較緊密，不少越南人都能聽懂、會說廣西話、云南話和普通話，這也就導致我軍當時一些部隊下達的命令被越軍得知，一些部隊的行動暴露在敵人監控之下。

據參戰老兵回憶，在對越還擊戰打響后，我軍的聯絡方式總被敵人破譯，造成了一定的傷亡。發現這一情況后，軍指揮部剛開始的時候也很頭疼，沒有防竊聽技術是硬傷，現在戰斗已經開始了，且我軍的電臺數量有限、專業的電報員也有限，給前線的營、連、排臨時派發電臺也不現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軍想到了用方言下達命令防竊聽。這種傳統的防竊聽方式在很早之前就出現在了戰場上，其效果也是有證可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使用的無線電加密技術還比較簡單，敵人通過一些技術很容易破解并監聽通話內容，為防止日軍竊聽，美軍曾專門征召過一批印第安納瓦霍族人擔任譯電員工作，因為印第安納瓦霍族人的語言外族人聽不懂，這也就導致日軍無法通過竊聽裝置獲取情報，保障美軍順利進攻，戰后美國人將這些印第安納瓦霍族人稱之為“風語者”。

抗戰時期，國民革命軍第60軍剛進云南就被日軍竊聽了軍事電話，導致60軍作戰部署和軍事機密泄露，短時間內陣亡5名團長，部隊損失慘重。之后60軍組建由白族士兵組成的通訊連，使用“白語”通話，日軍聽不懂，在短時間內難以破譯，60軍的情報安全得到保障，這才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在當年的朝鮮戰場上，志愿軍第210團為防止美軍截獲無線電通訊內容，也臨時改用了蒙古語進行通訊，美軍聽不懂，無法得知我軍動向，將210團稱為“二戰時期的‘風語者’”。

確定應對越軍竊聽對策后，選擇用什么方言來防竊聽成為了軍指的又一個難題。根據《其實你不懂溫州人》一書記載：

“當時我軍各部隊的戰士們都來自全國各地，你講普通話，敵方會找能講普通話的人來聽，你講云南話或廣西話，敵人也會找會說云南話或廣西話的人來聽。怎么辦？一位指揮員想到了部下幾個溫州兵整天嘰里咕嚕，說著誰也聽不懂的‘鳥語’，于是就決定把步話員全部換成了溫州兵，這一招還真靈，對方連聽到的是那個地方話還沒搞清，就稀里糊涂地吃了敗仗。”

根據當時的參戰老兵，原陸軍1師3團高射機槍連某班班長胡建光回憶，身為班長的他當時配發有步話機，接收命令的時候全是溫州話，剛開始的時候他還有點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后來才逐漸明白。

當時我軍這一獨特的防竊聽戰術在“十年輪戰”中繼續使用。1985年3月8日，我軍啟用溫州話作為通信語言，所有排長級干部的通訊員全部換成溫州籍士兵。從戰前部署到戰時指令，再到傷亡情況匯報，全程使用溫州話傳遞，確保信息絕對保密。胡建光回憶起這場戰斗時表示：

“上級通訊員用溫州話發號施令，對外地人來說簡直難以理解，但對我們本地人來說，卻傳遞著親切的安全感。”

參戰老兵，原陸軍1師3團2連某班班長虞尚義回憶：

“1985年，我軍在攻打968高地時，上級通訊員全是溫州人，大家彼此溝通都是用溫州話。打仗時，越軍很狡猾，在路面安插了很多地雷、釘板、陷阱，步話機里常會出現溫州話的提醒聲：留心，前面有埋伏！遇到敵軍火力集中時，步話機又會響起溫州話指令：走邊上過，某班左邊，某班右邊，兩邊包抄。戰場很慘烈，周圍躺滿了尸體，但聽到鄉音，就感覺特別親切踏實。”

戰后，記者專門調查我軍在作戰中使用溫州話進行作戰命令傳遞的情況，可以確定的是，在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部分戰役中，溫州話確實被用作通訊語言使用，最終幫助我軍取得了戰斗勝利。

原陸軍1師3團助力炮連某排排長戴國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為了反竊聽，我們特意使用了溫州通訊兵，我當時是排長，專門配有通訊兵，時常參加連隊會議，這個情況我是清楚的。越軍有很多特工，我軍用過普通話、廣東話，都被敵軍破譯了。

之后首長要求連隊用溫州話通訊，所有排長級干部身邊的通訊員全部換成了溫州人，正因如此，115戰役取得大捷。戰后總結會，首長特意表揚了溫州話方言作戰的保密性很強。”

除了使用溫州話防竊聽，還使用了莆田話。據《兄弟，替我回家》一書記載：一位李忠彬的戰士剛進入越南戰場不久就被調到了通訊連，剛開始他還不知道這是什么原因，自己就是名普通士兵，沒有接受過專業的通訊訓練。

過了一段時間后，李忠彬才明白，原來因為我軍通訊員都使用普通話傳遞密語，很容易被越南特工識破，導致前線戰場受創。

為克服這種情況，參謀部下令把全師的福建莆田籍戰士都調到了通訊連，專門成立了一個“興化通訊連”，負責使用莆田話傳遞作戰密語。由于莆田地處福建和廈門之間，當地方言福建其他地方的人也聽不懂，越南人就更聽不懂了。

不僅如此，在1984年老山戰役中，南京軍區陸軍第1軍6連連長朱喜才在戰斗中臨時組建了上海話通信小分隊，應對越軍竊聽，在小尖山夜襲戰中，通信員王健重傷堅持用上海話傳遞進攻指令，確保部隊協同作戰，最終壯烈犧牲。越軍雖然攔截到了無線電信號，但是聽不懂，始終無法掌握我方作戰意圖。

在一次次的戰斗中，我國地方方言發揮出了獨特優勢，保障我軍作戰命令無法被越軍竊聽，發揮了重大作用，確實是立了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