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天,黑龍江,我二叔背著鋪蓋卷,坐了三天綠皮火車去兵團,那時候的年輕人沒得選,街上全是待業的,工廠車間空著,供銷社門口也站滿了閑晃的人,我父親那輩人后來跟我說,六六年到六八年,全國四百多萬初中畢業生,沒學上,也沒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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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輩人說北京東直門那地兒天天有人動拳頭,上海弄堂里整天吵吵嚷嚷,地方干部夜里睡不踏實,農村更難,我有個親戚在河北滄縣,說那會兒村里連個會打算盤的都找不著,種水稻全靠老農憑經驗估水深,娃娃們念書就靠掃盲班那塊黑板,城里人憋著氣,鄉下人使不上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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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冬天,一場大動作突然來了,《人民日報》一發話,全市中學的操場全掛上了橫幅,我三姨夫就是那時候被分到云南邊疆的,他總說去那兒是怕留在城里惹麻煩,后來才明白,這事早有安排,蘇聯那邊炮聲不斷,北京這邊得有人去守邊,我表舅在北大荒待了八年,他們兵團白天種地,晚上挖戰壕,連睡覺都枕著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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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變化,最實在的還是年輕人帶來的活計,我表姐在兵團當過赤腳醫生,回城后開了診所,總說當年跟著老中醫認草藥,黑龍江種水稻,云南種橡膠,現在看尋常,那時卻讓莊稼人覺得新鮮,政策里頭的門道更不少,農村孩子能上大學,城里娃得先下地干活,我堂哥是靠推薦上大學的,現在說起這事總嘆,要擱現在,那幫小鎮做題家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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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回村,老支書還總提起當年的知青點,人走了,井還在,樹也長起來了,現在城里來的大學生又往村里跑,不是下放,是帶著電商當村官,我看著新聞里頭“鄉村振興”這幾個字,忽然想起三姨夫臨終前說的,那時候誰懂啊,只當是吃苦,后來才曉得,那是給中國攢后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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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年輕人總說躺平,可翻翻相冊里那些黑瘦的下鄉青年照片,總覺得咱們這代人少了點什么,那些在零下四十度搓紅纓槍的兵團戰士,那些在土坯房里辦夜校的姑娘,他們用青春鋪出來的路,如今反倒成了稀罕物。
飯館的電視正播著共同富裕的新聞,我端著碗饸饹面,想這大概就是為啥總書記總說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當年的知青把知識撒進土里,現在的年輕人能不能把手機當新農具使,窗外的雪開始落了,像極了我二叔日記里寫的那個冬天,今天在北大荒收稻子,手凍得抓不住鐮刀,可心里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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