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越少，事越大

當上皇帝后，宋太祖趙匡胤有段時間迷上一項休閑運動：彈弓打鳥。

有個御史認為趙匡胤有玩物喪志之嫌，于是，在皇帝玩得正起勁的時候，謊稱有要事稟奏。

趙匡胤無奈放下彈弓，接見御史，但臉色不太好看。等御史奏完事，趙匡胤的臉色更臭了，因為奏的是件芝麻綠豆的平常事，哪里是十萬火急的要事！

他質問御史，你什么意思？

御史不怕，答道：“臣以為此事再小，也比打鳥的事大。”

趙匡胤怒不可遏，當場“以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打落了御史兩顆牙齒。

御史沒有跪地求饒，他緩緩俯下身子，撿起被打落的牙齒，藏到懷里。

趙匡胤懵圈了，你撿起牙齒，莫非還想當物證，到哪里去告我不成？

御史回答：“臣到哪都告不了陛下，不過，自然有史官記下這個事兒。”

這可把趙匡胤嚇壞了，趕緊道歉，并給御史賜金帛。

然而，這件事還是被歷史記錄下來了。

▲趙匡胤畫像。圖源：網絡

1

御史敢監(jiān)督皇帝，不是因為他們不怕死，而是因為他們的背后有靠山——史官。

史官是一群隨時處在事發(fā)現(xiàn)場且堅守如實記錄的人。他們信奉，字越少，事越大。

后人稱他們寫下來的文字，叫做“信史”。就是內容確實可信，沒有掩惡溢美，能夠取信于當代，流傳于后世。

趙匡胤怕自己的不當言行上史書，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還有一次，早朝后，他很不高興，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處理不當，怕被史官記錄下來：“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故不樂也。”

宋代宮中還有女史，專事內起居注的寫作，時刻不離皇帝，記錄其行動，當晚交給史館。她們的住處外面釘有金字大牌，上書“皇帝過此罰金百兩”。

▲女史官。圖源：網絡

按照傳統(tǒng)，皇帝不能翻看當代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記錄。這是為了防止皇帝利用權力篡改歷史。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多次提出要調看關于其日常言行的歷史記錄——起居注。他給出的理由很正能量，說朕看了，才能“知得失以自警戒”，不然自己做錯了都不知道。

第一次被諫議大夫朱子奢制止了，認為皇帝親覽起居注的做法傳示后代，必然使史官不能秉筆直書，信史就無從談起。

第二次是七年后，李世民還是不死心，死皮賴臉要看起居注。當時的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官褚遂良同樣明確拒絕，說起居注記錄人君言行，善惡畢書，自古迄今，從來沒有哪個皇帝躬自觀史。

言下之意，皇帝您不要開這個惡例，要是開了，那也是要上史書的。

李世民問，朕有不善的言行，你真的都記下來了？

盡管聽出李世民語帶威脅，褚遂良還是一字一頓地回答：不記下來，那就是我的失職！

黃門侍郎劉洎站出來為褚遂良打圓場，勸皇帝說，人君有過失，就算褚遂良不記下來，天下人也會記下來的。

多數(shù)皇帝怕史官，是因為有一個關乎真相的標準懸在天地之間。古往今來的史官，為了捍衛(wèi)這個標準，不惜以生命為代價。這，是中國古代史官的一項傳統(tǒng)。

▲李世民畫像。圖源：網絡

2

凡是有修養(yǎng)、有責任感的史家，都會把“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作為共尊的職業(yè)圭臬。你的職業(yè)精神去到哪里，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里。

早在春秋時期，史官就有這種自覺性，以及職業(yè)榮譽感。

最著名的故事是“崔杼弒其君”，為了寫下這幾個字，當時齊國一個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殺了仨，殺得崔杼沒脾氣，只好放棄。最后四兄弟中的小弟幸存下來。

與此同時，齊國另一個史官家族南史氏，聽說崔杼在殺史官，立馬舉家抱著竹簡趕赴現(xiàn)場。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殺光了，我們接著寫，接著用頭顱來捍衛(wèi)真相，捍衛(wèi)歷史的尊嚴。

當時的史官是世襲的，史官秉筆直書，為了天下，也為了捍衛(wèi)家族榮譽。從此，史官和青史的權威就奠定下來了。

司馬遷寫《史記》，不僅寫“古代史”，也寫“當代史”，寫到他生活的年代——漢武帝時期為止。武帝連年對匈奴作戰(zhàn)，是當時一個尖銳而敏感的現(xiàn)實問題。司馬遷在史書中客觀記述了征戰(zhàn)造成的惡果：不僅民眾困苦不堪，連文景時期積累下來的財富也被耗盡了。

司馬遷自述心跡，說他寫這些“負面”東西，是要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不過，記錄真相的阻力之大，時常超乎想象。這種阻力，不僅來自專權殘酷的上層，還來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當時很多社會精英，恰恰認為武帝時期是大漢崛起的關鍵點，司馬遷秉筆直書的這些東西，是他們所不愿看到的。一直到東漢時期，還有人說司馬遷專寫大漢的污點，《史記》是一部“謗書”，以武帝不殺司馬遷為恨。

還好，史官的價值觀還是一致的。他們互相抱團取暖，推崇司馬遷的史書為“實錄”，并將他作為太史、南史之后秉筆直書的新榜樣。

▲司馬遷祠墓。圖源：圖蟲創(chuàng)意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朝代更替與皇帝輪換，跟走馬燈似的。亂世中，無道之事更多，對史家的考驗更大。

這時候，一些史家已經被異化，開始墮落。有的畏懼權勢，誰當權就替誰粉飾太平；有的把手中的筆，當成個人求取富貴的工具，誰給好處，就把他及其祖先捧上天。

最沒節(jié)操的是，負責修北魏國史的魏收，公然放言：什么東西敢和我過不去？我舉之則使之上天，按之則使之入地。

什么職業(yè)操守，什么信史良史，在他那里，都是沒有的事。

當然，整體而言，史官這個群體還是守住了傳統(tǒng)。魏收的《魏書》一出來，就遭到群嘲，被稱為“穢史”。這至少說明，史官好壞、史書良莠的標準并未坍塌。

史官的主流是好的。這時候，出了不少有骨氣的史家，氣概直追春秋史家。比如，寫晉代歷史的孫盛，面對權臣桓溫的滅門威脅，仍然堅持不刪改桓溫在枋頭吃敗仗這段不光彩的歷史。

孫盛算幸運的，崔浩就真的遭到滅門夷族，堪稱當時影響最大的史官血案。

崔浩深得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器重，奉命修撰當朝史書。拓跋燾特意叮囑他，要“務存實錄”。崔浩沒揣摩皇帝這四個字是故作表態(tài)呢還是真心實意，就做起了“當代司馬遷”，把拓跋氏不光彩的歷史，一五一十寫了出來。書成之后，他還好大喜功，命人將這部史書刻石立碑，任人觀看。

崔浩被告發(fā)后，拓跋燾大怒，命人將其收監(jiān)，讓數(shù)十個衛(wèi)士輪流在他頭上大小便。備受羞辱之后，崔浩慘死獄中。

不僅如此，崔浩家族，及其聯(lián)姻的大族，都被滅門，這起史官慘案牽連受戮的人以千計。

這件事給史官群體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心理陰影。

▲崔浩畫像。圖源：網絡

3

史官的另外一道陰影，則是李世民造成的。李世民幾次要求調看起居注，裝作是一個歷史小白，實際上，他對歷史的功用和控制，精通得很。

歷史上，權臣監(jiān)修史書的制度，正是從李世民執(zhí)政時期開始的。通常由皇帝安排一個親信大官，作為官方修史活動的總負責人，這樣有利于當局對國史修撰進行控制。

這個惡例一開，以后正直史官求取真相的空間就縮小了。國史監(jiān)修作為總把關人，第一要務是把不利于當朝的記錄，全部刪削干凈。

真相不能當飯吃，所以，真相不是監(jiān)修們首先要考慮的。安全才是。

李世民最終還是通過宰相、國史監(jiān)修房玄齡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這么多年來，他執(zhí)著地要看起居注，其實是惦記著歷史會怎么闡述他發(fā)動的玄武門之變。

史官對此心知肚明，經過緊急刪改后，呈給李世民。李世民看到自己最關心的玄武門之變寫得很隱晦，語焉不詳，就對房玄齡說，我當年發(fā)動玄武門事變是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干嘛要隱諱呢？

房玄齡是聰明人，不會傻到跟崔浩一樣聽不出皇帝的弦外之音。他立馬心領神會，安排人按照皇帝定下來的基調——玄武門事變是安社稷、利百姓的好事變——重寫這段歷史。

我們今天看到的正史，把前太子李建成寫得一無是處，把殺兄奪權的李世民寫得那么偉光正，就是這么來的。

大約200年后，到了唐文宗時期，皇帝向起居舍人魏謨索要起居注觀看。魏謨拒絕并上奏，說：“陛下但為善事，勿冀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書之。”又說：“臣以陛下為太宗皇帝，請陛下許臣比職禇遂良。”

魏謨表示，自己將向褚遂良學習，希望唐文宗也以唐太宗為楷模。

魏謨竟然不知道李世民后來得逞了，不但看了起居注，而且親自指導了對關鍵歷史事件的重寫。可見，唐代對真實國史的遮蔽到了何其嚴重的地步。

聽到魏謨的話后，你猜唐文宗怎么說？唐文宗淡淡地說了句：你以前的史臣是讓看的。

這句話，足以讓這個堅守史家職責的魏徵五代孫崩潰。曾經抱團取暖，以守護真相為榮的那些同行，他們都到哪去了？

魏謨的孤獨，想想都讓人悲哀。

但事實就是如此殘酷。在魏謨之前，史官行業(yè)早已徹底淪陷。韓愈曾經跟朋友說，他原來想做一名史官，但怕自己因為秉筆直書而丟了性命，還是放棄了。

在韓愈之前，劉知幾那個時代，他已經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史官），卻如披沙揀金”，所以一再感嘆實錄難遇。他說，“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南史氏）、董（董弧）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總之一句話，當時史官的節(jié)操都掉一地了。

▲劉知幾畫像。圖源：網絡

4

史官秉筆直書的精神，越往后世越弱。唐朝開的惡例，很壞，但還不是最壞的。

史官最壞的時光，在清朝。

時至清代，帝王對史館修史的干涉，直接向縱深發(fā)展。舉凡修史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大到修史項目的確定、修史指導思想的確立，小到體例的安排、字詞的推敲，再到史官的任命、史館的管理，皇帝無不親自過問，達到了全面干預修史活動的最高峰。

以前的朝代，官修史書修完了，再給皇帝看；清代帝王則要求，一些重要史籍每修若干卷就要進呈御覽，隨時審閱。康熙曾要求明史館將《明史》寫好的部分，“以次進呈”。所謂進呈御覽，實際上就是審查。

清朝官修的各類史書中，只有起居注號稱皇帝不能看。實際上呢，你懂的，乾隆曾經出來辟謠，說他沒有閱覽起居注，真是欲蓋彌彰。

更可怕的是，從雍正開始，起居注已經失去了它的本意和價值，只是抄錄一些皇帝的諭旨而已，像趙匡胤打落御史兩顆門牙這種事，寫都不敢寫。起居注變成了皇帝語錄，閱與不閱，皇帝其實也無所謂了。

清代史官多是知識精英，原本有著修史以經世的情懷，但修史處處要體現(xiàn)朝廷意志，他們其實心里憋屈得很，倍嘗人格分裂之苦。

一旦禁不住良心誘惑而越軌，史官們就可能慘遭橫禍。嘉慶年間設館編纂《明鑒》，涉及清朝開國之事，其中按語被認定“多有悖謬之處”，嘉慶閱后大為光火，斥責該館總裁等人“率行纂輯，實屬冒昧”。

結果《明鑒》館總裁、總纂、纂修等官均被罷免，交部議處，原稿一律作廢。

到了晚清，梁啟超以歷史的筆調懷念傳統(tǒng)史官：

“從前人喜歡講史官獨立……這種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熱，他單要捋虎須！這自然是國家法律尊重史官獨立，或社會意識維持史官尊嚴，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壞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

手中有筆，就要寫出世間的真。可梁啟超沒有說出來的話是，這種史官，這種精神，從什么時候起變得只剩追憶了：那些堅持寫下“崔杼弒其君”這樣字越少、事越大的人，都到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