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 | 梁劍兵：陳興良教授，您錯了！

作者：梁劍兵，遼寧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評陳興良教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出罪條款的法教義學分析》

陳興良教授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之出罪條款的刑法教義學分析》一文中提出，應對非法買賣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目的限縮”，主張該罪須以騙取國家稅款為目的。以下截圖截自陳教授原文：

這一觀點雖然試圖糾正實務中將″虛開罪″混淆為"買賣罪"的司法錯誤，但其中“非法買賣空白增值稅發票必須以騙稅為目的”的論斷，不但不能糾偏，反倒支持并加重了現實中的司法錯誤。

我認為，這一觀點不僅不符合語言邏輯和普通常識，而且割裂了犯罪目的與行為本身的直接關聯，更混淆了不同罪名的基本區別，值得商榷。

首先，該觀點嚴重忽視了非法買賣空白發票行為作為一個獨立罪名的獨立違法性。

非法賣出空白增值稅發票的行為人，其犯罪目的只是通過出售發票非法牟利，意在獲得來自買票者本人的臟款，并不是意在騙抵應納國庫稅款。按″四要件"理論，這一行為目的已完整符合非法買賣發票罪的主觀構成要件，僅以本罪論處即可，無需強行疊加“騙稅目的”。

按陳老師觀點，若要求其必須具有騙稅目的，既不符合此類行為的常發樣態（實踐中大量存在單純倒賣空白發票牟利的現象），也人為提高了入罪門檻，可能導致對這類擾亂發票管理秩序行為的放縱。

至于買入空白發票者的目的，則需具體分析：若僅為加價轉賣空白發票，其目的仍是通過交易獲利，在完成轉賣后即構成非法買賣發票罪一罪；若買入是為了填寫虛假內容虛開騙抵國稅，則買入行為本質上只是騙稅犯罪的預備或手段，不能單獨認定為非法買賣發票罪，更不存在與“虛開”行為數罪并罰的問題。

其次，非法買賣發票罪與虛開罪的犯罪對象和行為方式存在本質差異，不可混為一談。從法條罪狀看，非法買賣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犯罪對象是“空白”發票，核心是未經許可買賣空白票證的行為；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犯罪對象是“已填寫虛假內容”的發票，核心是在空白增值稅發票上虛構交易信息和價格、偽造稅款抵扣依據的行為。前者是“買空賣空”，后者是“填寫虛假信息”，其行為性質及犯罪客體均有明顯區別。若將非法買賣空白發票的行為強行綁定“騙稅目的”，不僅模糊了兩罪的邊界，更可能導致司法實踐中對“買賣空白票”行為的進行錯誤的數罪并罰。

再次，陳教授提出“目的限縮”的初衷，據說是“基于刑罰均衡性”(其實就是通說中的罪刑相適應)的考量，試圖通過限定“騙稅目的”來限縮非法買賣罪的適用范圍。但其首創的″刑法教義學″本身就存在″混淆彼此"的致命缺陷，所以，這種″限縮說″不但缺乏規范依據，反倒指鹿為馬將買賣罪說成了虛開罪。

當我們論及買賣發票罪時，一方面，刑法對非法買賣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規制，并未明確要求“騙稅目的”，只要是″買空賣空″發票獲得臟款就是犯罪，臟款越多量刑越重，臟款數額巨大時最高可判無期徒刑。所以陳教授對"買賣空白發票為何也要判無期？"的質疑顯然是不了解法條文義。另一方面，陳教授強行添加″騙稅"的目的要素又嚴重超出條文文義，肯定是違反對″買賣發票罪"的法律文義解釋之常識常理的。

當我們論及″虛開罪"時，一方面，虛開罪通過司法解釋確立“目的犯”屬性（以騙抵稅款為目的），并不必然推導出關聯罪名(買賣發票罪)也需具備相同目的。另一方面，在實務中，兩罪雖可能存在行為鏈條上的關聯，但各自犯罪構成的四要件應各自判斷，不可在"買賣發票″罪的主觀要件中添進另一罪的主觀要件，更不應在"虛開罪"中將″犯罪預備階段行為"與犯罪既遂相混淆變成兩罪。

綜上，對非法買賣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解讀，在正常情形下，本應回歸條文本身文義，尊重法律本身，正確認識“買賣發票”的犯罪客體是“擾亂發票管理秩序”，而″虛開發票″的犯罪客體是國家稅款收入。這才是符合正常的語言邏輯和人類常識。陳老師卻以"教義學"之名行混淆罪名之實，強行附加給非法買賣發票行為的“騙稅目的”，不僅邏輯上難以自洽，更可能破壞刑法體系本身的協調性。

學術探討固然需要創新，但更需以規范文本為根基，避免因亂創"教義″發生指鹿為馬的錯謬，進而損害法律的規范性以及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

2025年11月11日，于遼寧大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