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淇《女孩》：寫給青春的散文詩

演員舒淇自編自導、以親身經歷為藍本的電影《女孩》，雖然助其一鳴驚人，入圍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并在第30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斬獲最佳導演，但是，自11月上映以來，該片迄今票房仍未突破500萬。豆瓣開分亦是無功無過的7.2，評論兩極分化，有人說情節平淡破碎，觀影堪稱折磨，有人指戳中青春心事，看得淚流滿面。無論從叫好還是叫座角度，相較“女性成長”的市場大勢，疊加“大女主”舒淇跨界首執導筒的噱頭，《女孩》的曲高和寡，確實不似預期。

但這一切顯得既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舒淇屢次在訪談中坦承，“做導演完全是侯導叫我拍”。2009年，侯孝賢已建議她“試試做導演，寫自己的故事”，惟說者有意聽者無心，參演《聶隱娘》之際，侯導再度殷殷叮嚀，舒淇才有意識地“從最熟悉、最想表達的內容開始”，正式籌備劇本。

其實，作為出道30年的女演員，舒淇“自己的故事”，關于酗酒的父親、18歲生下她“小孩帶小小孩”的母親，早早在媒體一遍遍自揭身世的訪問中，如她自己所言，“被家暴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也許正是那千百次剖白的淘洗，令她最終交出的作品，在題材上顯得“避重就輕”：她大可打造一個離家出走叛逆少女，邂逅花花世界的奇情成長記，或是迎上“東亞小孩原生家庭”的輿論東風，放大罪與罰之下的暴力陰影。

然而，沒有《熱辣滾燙》式逆襲復仇的超燃結局，也沒有《好東西》中處處讓人莞爾的詼諧過程，舒淇將《女孩》輕拿輕放，平靜地落在“不懂愛的父母會對小孩造成多大的傷害”上，與其說這是一部文藝劇情片或半自傳電影，它更像導演以“過來人”身份，投向主人公林小麗（白小櫻飾，取自舒淇原名林立慧），或是“女孩”時期自己的深情回眸，有散文詩般的溫柔細膩，也有自言自語的破碎踟躕，因其既真且拙，方見一片冰心。

撰文 | 一把青

細節推動情節

圍繞青少年成長與家庭羈絆、自傳色彩濃郁的作品，遠有侯孝賢《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一》；近有《陽光普照》的兩兄弟，還有講述臺中家庭式理發店的《本日公休》、臺南餐廳單親媽媽與三個女兒的《孤味》，向來是臺灣電影脈絡中一張王牌。不同于這些攝影機背后、文本出發的創作者，從鎂光燈焦點處走來的演員舒淇，經歷過華語電影黃金時代，她擁有最佳的職業修養，擅長通過細節勾連起畫面，繼而氤氳開場景與情緒，這是當好“說故事的人”的切入口，在她不少談及童年的采訪中都可見一斑。

被問起小時候最害怕什么？她不假思索回答，是窗外摩托車的聲音：要辨別那是不是爸爸的車，再從引擎的“突突”聲連貫與否，分析他今天喝醉了沒有，醉了難免要遭毒打，所以就要躲到塑膠衣櫥中，再輕輕拉上布簾的拉鏈。

《女孩》劇照。

“其實沒必要輕輕拉對不對？（爸爸）人還在外面呢”，話音剛落，舒淇以招牌式明艷笑容向主持人自嘲，卻將這套童年記憶中的流程，原封不動搬入《女孩》的劇情，并填補了更具感官層次的聲音與畫面：基隆灰撲撲的天空、連綿不絕的夜雨、父親（邱澤飾）斷斷續續的摩托車轟鳴由遠而近、擋泥板上巧笑倩兮的美女明星倩影，上樓的腳步聲、腰間鑰匙的晃動聲；畫面一轉，林小麗家，鏡頭掃過客廳里夜夜開著的電視，正播放張國榮齊秦上臺灣綜藝《連環炮》作為背景音，餐桌上堆滿塑料花的零件，是理發店上班的母親阿娟（9m88飾）幫補家用接的手工活。

事件的時空坐標，便在細節的堆砌中建立起來。80年代末，臺灣破舊立新，經濟加速起飛的時間窗口，自視“一家之主”的男人自顧不暇，在外受挫的壓抑與疲憊只能發泄在酒精與妻兒身上，比舒淇小3歲的同代人周杰倫，也在早期代表作之一《爸，我回來了》中有過類似表述，“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媽媽/就因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媽出氣”，林小麗父母，不過是那個新舊過渡期的社會，萬千“追不上時代腳步”家庭的縮影。

《女孩》劇照。

女導演的仁慈體貼，也表現在舒淇為了保護小演員不留下心理陰影，未以動作直接呈現挨打場面，而是借助衣櫥狹小空間中被放大的音效，以及一只想象中突然伸入的黑色大手，還原主人公絕望的窒息感。母親因為她成績不佳打她、忘帶便當打她、懷疑偷錢打她、放學不歸打她，小麗內心仍始終想與之親近，企盼像妹妹一樣，讓母親為她煎雞蛋、編頭發，對父親，則是深淵般充滿未知的無邊恐懼，“你跟他離婚好不好”，最后一次，在被母親“驅逐”去大姨家的前夜，習慣察言觀色、以緘默瑟縮作為保護色的小麗，終于大膽隔著鐵門，對阿娟、這個早早成為她媽媽的“女孩”，說出心底的話。

深度就在表面

侯孝賢在談論小說的深度時，曾引用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寫到的“深度就在表面，深度是隱藏的”，指文字結構能透露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說不清楚的，只有身處事件中才明白的事情，比起直白的表達，更可貴的是微妙曖昧的空間。《女孩》中的潛流是什么呢？這并非一個全員惡人、虎毒食子的慘痛故事，相反，每重暴力關系的兩端，都有不曾宣之于口，明明是愛卻又刀刃相向的模糊地帶。

前一夜暴戾無度的父親，會在酒醒后欲言又止地向妻子道歉，打開冰箱拿起啤酒又換成水，是他改過自新的微小決心；而在又一個醉酒受傷的夜晚，妻子接起電話后騎摩托車載他回家，后座爛醉的丈夫依偎在她的脊背，阿娟的眼中分明有三分認命三分堅韌還有三分柔情，動作與構圖，恰似侯孝賢《最好的時光》中，舒淇在摩托車后座倚靠張震的浪漫一幕。

夫妻如此，母女亦如是。在教育與人權理念普及以前，上一輩人只會模仿他們的上一輩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母親擔憂小麗步自己后塵，正話反說地斥責她是“偷情偷來的”“以后給別人做工，嫁給老兵就好了”，其實她記得小麗生日，忙里忙外一天后不忘在廚房一個又一個地用紅紙給雞蛋染色，為女兒實現小小的民俗儀式感。發現小麗便當沒帶后，她匆匆送到學校，反手又是教室門口眾目睽睽下的一記耳光，像是基因中的條件反射本能，讓人想起曾經眷村子弟上《康熙來了》的一集，眾嘉賓憶起黃昏某個鐘點，家家戶戶紛紛響起打孩子的聲音，為了不落人后地證明給鄰居看，自家有人在管教，“打是親罵是愛”——坐在校園的秋千上恍神，阿娟的記憶回轉到她的少女時光，父親罵她學無長進讓家族蒙羞，一代又一代，如此粗糲、殘酷又隔閡地野蠻生長。

《女孩》劇照。

飾演阿娟的9m88生于1990年，拍戲時，為了理解角色，她問舒淇，“為什么她會做這樣的選擇，而不逃走？”舒淇答，“那個年代的女人，從來沒想過選擇這件事”。阿娟沒有，小麗也沒有，是坐在前桌美國回來的轉校生莉莉像一束光照進她乏善可陳的生活。從天而降的莉莉時髦美麗、家境優渥，她分給小麗有雞腿的便當，帶著小麗化妝逃課、去錄像廳看電影，學著大人模樣坐在男生的摩托車后座，告訴她因為父母離婚才跟媽媽回臺灣、父親的情人在電影院門口畫著鮮艷的口紅。

認知以外的大千世界蜂擁而至，新鮮神秘，又亦真亦幻：莉莉帶她鉆密道離開校園，透過學校墻上的洞，小麗望見了年輕時的母親；與莉莉穿行在郊野的樹林里，小麗拿出繩索上吊，做“不可怕的鬼”，墮下一秒，又平靜躺回莉莉身邊——在舒淇的設定中，莉莉是小麗的幻想朋友，是她一體兩面的超我，抽離現實世界，通向“理想中的自己”的一把密鑰。但需承認的是，從4小時的初剪到2小時的成片，電影的鋪墊仍有不少語焉不詳之處，讓劇情存在斷裂，觀眾難以跟上“設定”的步伐，例如莉莉是否存在？小麗是否親生？母親為什么偏心妹妹？酒駕車禍的父親到底有沒有當場去世？這固然是導演刻意埋下的開放式懸念，雖然不可謂無跡可尋，但野心有余交代不足，則難以形成侯孝賢式的悠長余韻。

《女孩》劇照。

更任性，甚至奢靡的是，舒淇之所以是舒淇，她在故事線的取舍中，以大量“無用筆力”完成了對侯孝賢，以及侯孝賢鏡頭下的自己的致敬和呼應。像是小麗跑出家門，母親追逐找尋的一場戲，在《千禧曼波》（2001）中Vicky（舒淇飾）夜色漫步的藍色長廊曼波橋上，媽媽和小麗前后擦身而過，光影明暗之間，母親鼓足勇氣，轉身扎入不見天日的勞碌，小麗則鼓足勇氣，奔赴未來沒有回頭。直至多年后，不吃早餐昏倒要進校醫室的少女，陽光下奔跑的網球運動員，小麗與莉莉合二為一，回到熟悉又陌生的舊居，吃著母親親手做的面線，千言萬語化作一句，“你有沒有想過這些年我過得好不好”。

《女孩》劇照。

還有一幕，片頭的樓梯上，小麗仰視站在高處、被寵愛的妹妹背影，她的書包里，突然飄出一顆輕盈的紅氣球，自由自在飛往高處去，那抹鮮艷，來自侯孝賢《紅氣球之旅》（2007），其本身也是致敬1956年的法國電影《紅氣球》：小男孩在上學途中，解救了纏在電燈柱上的紅氣球，從此紅氣球認定了他，天天相伴。一天，其他小孩出于莫名妒忌，把紅氣球射破了，正當小男孩落淚時，窗外卻有漫天色彩繽紛的氣球，齊齊飛到窗前，把小男孩帶到巴黎蒙馬特的上空去。

戲夢浮生，從衣櫥里躲閃畏縮的林小麗一路走來，《女孩》也成了舒淇自己的紅氣球。

《女孩》電影海報。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一把青；編輯：走走；校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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