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 Lucy Easthope 的《When the Dust Settles》時,反復回響著一個原則:
危機管理不是控制現場,而是安頓人心;不是處理事件,而是修復世界。
過去二十年,作為英國災難善后專家的Lucy 幾乎出現在所有重大災難的第一現場。空難、爆炸、洪水、911、印尼海嘯、伊拉克戰爭……這些歷史節點與她的名字緊密相連。
但這本書不是專業操作手冊,而是一部“灰燼中的人性手稿”。
她記錄了災難背后那些不被媒體聚焦的瞬間:當一個冰柜里塞滿了沾血的背包、雨衣和靴子時,工作人員如何保持尊嚴;當遇難者家屬堅持要觸摸孩子身上的傷口時,專業流程與人性需求如何平衡。
在那樣的世界里,流程并不重要,制度不是全部;重要的,是人要如何重新站起來。
而這,也正是今天我們討論危機管理時最容易被忽視的部分。
1.
危機真正的考驗:不是滅火,而是復原。
Lucy 在書序里寫了一個難忘的場景。暴雨傾盆,她拖著一個裝滿條形碼遺體袋的手提箱走進災場。警察和應急人員一片慌亂——只有她已經不再陌生。
“我們總是以為會有秩序、有時間、有標簽。但現實從不給我們這種奢侈。”
這句話,道破所有組織的幻想:
危機不是可控的,它是可修復的。
在企業輿情中,人們誤以為危機的終點是平息,是刪帖,是“輿論歸零”。
但所有真正的危機專家都知道:
危機的終點,是修復關系、修復信任、修復內部人心。
熱度消失后,才是危機真正的開始。
它決定組織能否繼續被信任,能否在下一次風暴之前站穩。
真正的考驗,往往在熱度消退之后的漫長恢復期。
“災難恢復不是短跑,甚至不是馬拉松,而是人類所能想象的最艱苦的耐力賽。”
這跟我 的觀點不謀而合:危機的終點,不是平息,而是修復。品牌的信任度、公眾對事件的集體記憶、員工對組織的安全感,這些才是危機過后,最需要關注的“長期余波”。
2.“墓碑效應”:制度改革往往比犧牲慢
Lucy 參與過無數災難的后續調查。她得出的最殘酷洞察是:
制度改革常常要等到“墓碑數量”足夠多。
這不是宿命,而是慣性。
她提到1989年的希爾斯堡球場慘案:96名球迷因為警察的錯誤判斷被擠壓致死。事件暴露了制度失靈、組織推諉和媒體操控。直到慘案幾年后,英國才最終修改了大型活動的安全法規。
每一條安全法規背后,都站著沉默的名字。
她稱之為The Tombstone Effect。
這讓我想起國內許多重大事故的進程:公眾的哭聲往往比制度的腳步更快。
作為長期研究危機的從業者,我始終強調:
企業不能靠災難倒逼改革,必須提前建立“戰備意識”。
制度的前置,遠比悲劇后的修補更有力量。
Lucy 提到的“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特別值得中國企業借鑒:
安全不是寫在制度里,而是寫在空氣里、寫在走廊里、寫在員工的臉上。
一個組織是否安全,從“氣味”就能聞出來。
我在培訓和演練中,從跟客戶的初步接觸中,也能大致聞得到這家公司的“氣質”。
3.
人性尊嚴,是危機修復的起點
書中有一段描寫:一位士兵遺孀看到丈夫遺體被“過度修飾”后怒吼:
“他是個該死的士兵,你們卻把他弄得像個唱詩班男孩!”
那一刻,Lucy 明白了:
專業流程,有時會抹去生者對逝者的真實感知。
她曾主持一次反恐桌面演練,當場指出一個嚴重漏洞——所有“幸存者”都被集中到詢問區,但沒人想到他們可能“衣服全部是破爛不堪的,需要立即遮蓋身體”。這是關注人真正的尊嚴,而不是立刻開始詢問事實。
她說:“我們忘了,他們首先是人。”
這與企業的危機聲明何其相似。
當公眾質疑時,組織迅速遮丑、格式化回應、用技術性語言掩蓋情緒。
結果不是平息,而是更深的裂痕。
危機溝通最重要的原則是:
誠實比體面更有力量。
在《危機公關實戰手冊》中,我寫過一句話:
公關不是說“漂亮話”,是為真相“歸還姓名”。
每一次真實回應,都是一次信任的縫補。
4.演練不是匯報,是允許犯錯
在2005年倫敦公交車爆炸案中,Lucy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她描述看到的景象:“街道上散落著手表、被燒焦的筆記本、寫著博士論文的紙張,還有被炸開的沙拉盒。”
媒體稱那四十四分鐘的救援是“混亂”,她卻說:“那是個血淋淋的奇跡。”
她引用軍方的格言:“沒有計劃能在與敵人第一次接觸后幸存。”但她強調,計劃的意義在于提供一個“心理支架”,讓人在徹底的恐慌中能有參照、有秩序地行動。
哪怕只是一張簡單的清單,也能讓指揮官在極度高壓下記得下一步是什么。不是完美的計劃,而是清單、步驟、節奏。
在中國企業危機演練中,常見的誤區是“把演練當匯報”。流程完美無缺,但沒有真實的壓力測試。
Lucy 的提醒很重要:
演練的價值在于暴露漏洞,而不是證明優秀。
當她發現演練中“幸存者衣物破碎卻無人準備遮蓋”時,她說:
“我們忘了,他們首先是人。”
這句話,應該被寫進每家企業的危機預案首頁。
5.Hiraeth:災難后的心理地平線
“Hiraeth” 是威爾士語,意為“對失去家園的永恒鄉愁”。
Lucy在唐卡斯特洪水后的社區里,遇到兩位老太太問她:“這一切要多久才能恢復?”她回答:“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她發現,這種真誠的沉默比任何空洞的承諾都更有力量。
她觀察到:媒體只會在災難當天、三天后和一周年紀念日回來。但居民卻要日復一日地生活在那場洪水留下的陰影中。
這與中國輿論場的“七日記憶”現象如出一轍。熱點迅速消退,公眾轉移了注意力,但當事企業和受影響的群體仍在恢復之中。
前兩天,記者節前后,我在朋友圈看到央視《新聞調查》欄目編導馮健老師轉發百色排澇情況報道。
一個多月前,我在南方為某央企培訓時,正值臺風肆虐。我也提到了洪水災害的巨大影響力以及與此并不相稱的報道規模。
關于排澇,社交媒體上相關報道稀少。傳統媒體報道模式固定且短暫:通常在洪水發生初期進行現場報道,幾天后關注漂浮物品,一年后在紀念日回顧社區重建。
與爆炸、空難等戲劇性災難相比,公眾普遍輕視洪水影響。由于通常(被認為)死亡人數少,且缺乏大規模受害者安置的場面,公眾對洪水的關注度有限。
洪水是一種長期性災難。其深遠影響遠超媒體報道的短暫周期。對當地社群的影響可持續幾年到十幾年,甚至波及1-2代人。
造成財務損失、迫使居民居住臨時居所,累積財務和資產的喪失,并導致“自我喪失”等身份認同問題。這長期損害社區的“心理社會健康”。
感謝 ,在記者節的前后,看到這樣的報道,讓人依然對新聞的影響力和社會價值懷有希望。
我在《危機公關實戰手冊》也曾提出“社會記憶管理”:危機的終結,不在于刪帖的成功率,而在于集體記憶能夠被溫柔、妥善地安放。
制度承諾、公開整改、定期回訪,這些都是“未來的地平線”。
危機之后的每一個行動,就是未來的第一塊磚。
6.給他一杯熱茶:危機溝通的情感溫度
Lucy曾直言不諱地批評英國政府讓“從未進過太平間的公務員”來撰寫災難預案。因為他們不懂得恐懼,也無法理解尊嚴。結果是,計劃看上去天衣無縫,卻無法真正落地執行。
在中國企業危機管理中,這種“紙上理性”的弊端也普遍存在。流程設計得精致,但語言是冷漠的;聲明足夠規范,卻缺乏人情味。
而真正的危機溝通,必須讓制度理性與情感理性并行不悖。
Lucy曾在一次洪災現場,只做了一件事:為一位哭泣的家屬沏了一杯茶。
她說:“那杯茶不是用來安慰的,它是一種存在的確認。”
在商業世界,這意味著一句真誠的“我們理解你的失望和憤怒”,往往勝過十句“請理性看待”。
危機處理不是控制情緒,而是允許情緒存在。制度用來止損,情感用來療愈。兩者缺一,信任難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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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危機成為鏡子
書的最后一章,Lucy回憶起她參與的一次流行病演練。演習設定了學校停課、葬禮取消、餐館關閉。
她寫道,那是她參加過“最令人恐懼的情景”。更諷刺的是,幾乎所有參與演練的部長都在幾年后親歷了真實的疫情。
她寫道:“那是關于破碎的夢想、失去的街角咖啡館和無法再舉行的婚禮。”這段文字,與我們對過去幾年集體創傷的記憶是相通的。危機不僅改變了生活方式,也改變了社會對信任與秩序的根本理解。
Rebecca Solnit在《地獄中的天堂》中寫道:“災難摧毀制度的同時,也讓我們看見更廣闊的可能。”Lucy引用這句話作為全書的結尾。
危機,是一面鏡子。它讓組織看清自身的裂縫,也讓公眾看清制度的真實面貌。災難不是終點,而是組織和個人重新學習建立信任的起點。
危機不是清算,而是更新。不是終點,而是重新建構信任的起點。
8.
行動建議:寫給中國的危機管理者
以下是我 從 Lucy 的經驗與中國組織實踐中提煉的可執行方案:
建立“安全文化”指標體系:不僅看文件,更要用環境整潔度、員工反饋頻率、溝通透明度來衡量組織健康。
制度化“情感演練”:在危機預案中增加共情語言和安撫姿態的訓練。
設立“事后復盤委員會”:將每一次危機都轉化為組織內部的學習事件,提煉經驗教訓。
堅持“公眾尊嚴優先”:回應時多使用真實人名和具體場景,避免使用空泛的抽象名詞。
延長“恢復期溝通”:危機熱度過去后,持續、低調地發布改進進展,直到信任真正恢復。
建設“組織記憶檔案”:完整記錄每一次危機與改進過程,形成內部的危機案例庫。
引入跨學科專家:邀請心理學、輿論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專家共同參與預案制定。
將危機管理轉化為品牌資產:讓“責任、透明、溫度”成為長期贏得信任的核心價值。
9.
當塵埃真正落定
這本書提醒我們:危機管理者不是那個在廢墟中滅火的人,而是那個在廢墟中拾起碎片、縫補尊嚴的人。
當塵埃落定,我們真正應該問的是:
經歷危機之后,我們是否變得更真實、更穩固、更值得信任?
我們是否學會了以人性修復人性?
我們是否能在廢墟里長出新的韌性?
這,才是危機管理的終極目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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