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政府辦主任2010攻堅記：家電、防汛與征地破局

2009年底的鄉鎮調研收尾時，我將梳理出的農產品滯銷、基礎設施薄弱等問題匯總成報告，沒想到這份報告直接成了2010年工作的重要參考。這一年被定為全縣的“攻堅年”，年初的全縣干部大會上，趙縣長把“家電下鄉”“園區建設”“新農合提標”列為三大重點任務，全壓在了政府辦頭上。

全國推開家電下鄉政策的文件剛下來，我縣就接到了硬指標：三個月內完成12個鄉鎮的銷售網點布局，確保補貼兌付率達到100%。這事看著簡單，實則牽扯到商務、財政、供銷三個局，各有各的顧慮——商務局說要審核網點資質，怕有不良商家騙補；財政局說要嚴控資金風險，怕補貼款放出去收不回來；供銷社說自己有基層網點，應該由他們牽頭，卻拿不出足夠的人手。

第一次協調會就不歡而散，商務局李局長拍著桌子說：“資質審核不嚴，出了問題誰負責？”財政局張局長慢悠悠地說：“去年的扶貧資金還有缺口，家電下鄉補貼款得省著花。”我坐在主位上，看著吵得面紅耳赤的幾位局長，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各位先冷靜，咱們的目標是讓農民得實惠，讓政策落地，不是爭誰牽頭。”散會后，我把三位局長分別留下來單獨談，跟李局長說“資質審核可以搞‘雙公示’，網點信息和補貼名單都上網，接受群眾監督”，跟張局長承諾“建立補貼臺賬，每筆錢都追根溯源，每周對賬”，跟供銷社王主任說“你們出網點，商務局出人員審核，財政保障資金，三方分工合作”。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成了“空中飛人”，每天早上七點蹲在財政局張局長辦公室門口堵人，跟他一起核資金撥付流程；中午帶著材料去供銷社食堂，和王主任邊吃邊聊網點改造方案；下午跟著商務局的人去各鄉鎮驗收網點，晚上還要陪趙縣長去網點暗訪，看商家有沒有明碼標價、有沒有虛報價格。有天下午在城關鎮的網點暗訪，碰到農戶李大爺買冰箱，老板說“補貼要等一個月才能到賬”，我當場給財政局打電話，要求把補貼兌付時間從“按月結算”改成“按周結算”。

回到辦公室已經凌晨兩點，我趴在桌子上改補貼兌付細則，突然聽到敲門聲，趙縣長端著碗熱面條走進來：“我剛才路過辦公室，看你燈還亮著，聽說你胃不好，別總啃餅干。”面條上臥著個金黃的荷包蛋，香氣直往鼻子里鉆，她坐在我對面說：“這是我跟食堂劉師傅特意說的，少油少鹽，加了點山藥粉養胃。”那段時間，我的辦公室抽屜里塞滿了蘇打餅干和方便面，保溫杯里永遠泡著濃茶，胃藥更是從一盒變成了三盒，放在辦公桌最顯眼的地方。

家電下鄉政策剛步入正軌，汛期就來了。6月底的一場暴雨連下了三天，我縣境內的大清河水位突破了歷史警戒線，沿線的城關鎮、李店鄉、固城鄉三個鄉鎮有漫堤風險。趙縣長帶著水利、應急、公安等部門的人駐在了大清河大堤前線，我在后方坐鎮政府辦，統籌調度所有后勤保障和應急物資。

那天早上剛上班，水利局長就打來電話：“王主任，大堤東段有個管涌，急需編織袋和砂石，交通局的車堵在半路了！”我一邊讓小李給交通局局長打電話，讓他親自去疏通道路，一邊給砂石廠老板打電話，讓他組織工人緊急裝貨，還聯系了附近的武警中隊，請求支援搬運物資。

剛安排完物資，民政局又來報信：“安置點已經接收了200多個轉移群眾，但是被子不夠，還有幾個老人高血壓犯了，沒藥吃！”我趕緊給民政局撥了筆應急資金，讓他們去超市采購被子和生活用品，又給縣醫院打電話，讓他們派醫療隊去安置點。

忙到中午，我才想起沒吃早飯，剛拿起餅干咬了一口，趙縣長的電話就打來了：“小王，前線的同志們三天沒好好吃飯了，盒飯要保證熱乎，還要加個葷菜！”我放下餅干，給市場監管局打電話，讓他們盯著配餐公司，每一份盒飯都要保溫，還要檢查衛生；又給屠宰場打電話，讓他們緊急供應新鮮豬肉。

最緊張的那三天，我幾乎沒合眼，辦公室的沙發成了我的床，手機從早到晚響個不停，電池換了三塊，嗓子啞得說不出話，只能靠潤喉糖頂著。第四天早上，水利局長傳來好消息：“水位開始退了，大堤保住了！”我趴在桌子上，眼淚一下子就流了出來，不是因為累，是因為想起了前線的同志們——趙縣長在大堤上摔了一跤，膝蓋腫得像饅頭，還堅持指揮；應急局的小張為了堵管涌，跳進齊腰深的水里，回來后發高燒。

那天下午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推開門就看見小宇舉著張獎狀跑過來，奶聲奶氣地喊：“媽媽，我作文拿一等獎啦！”獎狀上印著“《我的媽媽是‘大忙人’》獲縣小學生作文比賽一等獎”，我接過作文本翻開，里面寫著：“我的媽媽是政府辦的主任，她每天都在打電話，有時候我睡著了她還沒回來，早上我醒了她已經走了。有次我發燒到39度，媽媽在辦公室忙防汛，爸爸帶我去醫院，我躺在病床上說想媽媽，爸爸給媽媽打電話，媽媽說‘等媽媽忙完就回去陪你’。媽媽的辦公室燈比星星還亮，她在幫很多很多人，我為媽媽驕傲。”

愛人站在一旁紅著眼圈說：“孩子發燒那天，哭著要找你，我沒辦法，只能帶他去政府辦門口看了一眼，他看見你辦公室的燈亮著，就說‘媽媽在工作，我不打擾她’。”我蹲下來抱住小宇，他在我耳邊說：“媽媽，我給你留了個蘋果，放在你枕頭邊了，吃了蘋果就不累了。”

2010年工業園區一期建設，涉及到城關鎮5個村的征地，有幾戶村民不愿意搬遷，有的甚至躺在工地門口阻攔施工。我帶著辦公室的人去村里蹲點，每天早上就去村民家串門，幫著挑水、喂豬，跟他們拉家常。村民老張跟我說：“我們祖祖輩輩都住在這里，搬了家沒地種，以后靠什么生活？”我跟他說：“工業園區建起來后，會招很多工人，優先招咱們村的人，還會建農貿市場，你們可以擺攤做生意。”

我還帶著老張去市里的工業園區參觀，讓他看搬遷村民的新生活。最后，老張帶頭簽了搬遷協議，其他幾戶村民也跟著簽了。

看著工業園區三棟標準廠房拔地而起，第一批企業入駐時，老張穿著新的工作服來給我送喜糖：“王主任，我現在在廠里當保安，一個月掙3000多，比種地強多了！”攻堅任務的推進中，我愈發意識到，民生改善既要解燃眉之急，更要固長遠之基，而農村教育的薄弱，正是我調研中最放不下的一塊心病，這也成了2011年我最想啃下的硬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