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十年”系列】數據確權：從"法律真空"到"三證齊發"的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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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前，很多數據公司想要做業務，必須要準備大量的法律文書。”數據寶董事長、華東江蘇大數據交易中心總經理湯寒林的感慨，道出了中國數據產業曾經的困境。

那是一個規則缺失、信任難以建立的拓荒時代。數據是什么？歸誰所有？交易的邊界在哪里？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如今，數據這一"數字時代的石油"終于沖破法律與規則的真空地帶，成功領取了屬于自己的“身份證”，得以“光明正大”地抵押、入股、入表。回首來路，這是一場中國長達十年的數據確權長征。

價值發現——從成本負擔到價值涌現

歷史的時鐘回撥到十年前，數據的處境遠非現在這般“鮮花著錦”。

且不說還沒有發現其隱藏的價值，在更早的時期，數據甚至不被視為資產。它僅僅是業務運行的“副產品”，或者成本負擔。系統管理員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刪除日志文件，為新的數據騰出空間。這種如今看來近乎"暴殄天物"的行為，卻是當時的常態。

歷史的轉折有時會在不經意間發生。21世紀初，一家美國的搜索公司正陷入經營困境。服務器每天都會產生海量的日志文件，但大部分時間都是被刪除處理掉。直到一位新入職的數據分析師排查服務器故障，在翻閱海量日志時，她萌生了一個想法：

“這些點擊、停留時間、后續搜索行為，不就是成千上萬的用戶每天都在免費告訴我們，哪個結果才是‘好’的。我們為什么不用這些最真實的反饋來訓練我們的算法呢？”

這個“離經叛道”的想法，驚醒了算法團隊：他們夢寐以求的答案，并不只在復雜的數學模型中，更存在于日復一日丟棄的日志里。

理論界開始系統地總結出大數據的“4V”特征（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 Variety多樣,Value價值密度低但整體價值大），為認知數據價值提供了框架。

與此同時，國內移動互聯網的大爆發為大數據的發展埋下了草灰蛇線。2014年，時任阿里巴巴董事長的馬云首次系統闡述從“IT時代”到“DT時代”的論斷，將大數據提升到全新高度。

盡管此時產業界已經達成初步共識，但是困境依舊。“不愿開放、不敢開放、不會開放”的“三不”困境，如同沉重的枷鎖，將海量公共數據的價值深深鎖在各個系統中。

一方面，是數字經濟爆發式增長帶來的現實需求；另一方面，卻是數據權屬不清導致數據流通的踟躕不前。市場的力量就像一只無形的大手，推動著很多企業在法規空白期，“摸著石頭過河”。

湯寒林在接受數據猿記者的采訪中回憶道：“我們在2016年提出了‘國有數據代運營’的方案，雖是政策不明朗下的折中方案，卻真實反映了產業的迫切需求。”

政策破冰——從“數據二十條”到“三權分置”

2015年，是真正的破冰之年。這一年，國務院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大數據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這份綱要首次提出“大力推動政府信息系統和公共數據互聯開放共享”，并明確“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政府數據開發利用”。“社會力量”四個字，首次寫入國務院文件，猶如春雷乍響，為數據授權運營打開了政策空間。

同年，作為數據交易“集市”，大數據交易中心誕生。如貴陽大數據交易所、華東江蘇大數據交易中心等在各區域陸續成立，成為數據確權的“核心樞紐”。

真正的理論突破和制度基石在2022年奠定。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也就是俗稱的“數據二十條”）問世。創造性提出了“三權分置”的數據產權制度框架——將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分置，巧妙地繞開了數據所有權這一全球性理論爭議，聚焦于數據的實際應用與流通需求。

“它扮演了行業‘基本法’的角色。”湯寒林如此評價。之所以稱其為“基本法”，是因為它從根本上回應了行業長期面臨的核心難題——即數據權屬問題。

湯寒林進一步分析認為，從我個人的理解來看，不強調“所有權”，意味著在根本層面上，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其最終權屬歸于國家、全民所有，類似于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的制度設計。在此基礎上，我們更多強調的是各類主體對數據的“持有權”，這一安排從制度層面明確了各方權益，有效避免了因“所有權”爭議而產生的制度內耗，為數據要素的市場化流通奠定了法律基礎。

當數據確權尚未有明確的方案，擱置爭議，應用先行，這一獨居中國智慧的舉措，剎那間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

如果說，“數據二十條”奠定了數據確權和流通的基礎，那么2023年8月財政部印發的《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則成為數據要素邁向資產化的"催化劑"。

這項被業內稱為“數據資產入表”的政策，徹底改變了數據投入的性質：采集、治理等成本不再只是當期費用，而是可確認為資產，讓數據成為能撬動資本的“真金白銀”。

“我們已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多項數據資產化實踐，例如服務貴陽中安科技集團、興義市萬峰林旅游集團等客戶，協助企業通過數據資產實現銀行抵押貸款、作價入股等多元化價值釋放。此外，我們聯合天風證券、湖北融資擔保集團，成功獲得深圳證券交易所受理，發行純數據資產證券化（ABS）產品，規模達30億元人民幣。這在全國尚屬首例。”湯寒林介紹稱。

2025年1月，國家發改委、國家數據局聯合發布“1+3”配套規章，對公共數據資源登記、授權運營、價格形成等作出細致規定。至此，以“中央意見+部門規章+地方條例”三位一體的數據基礎制度矩陣初步定型，宣告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基本完成。

“三證齊發”——打通數據從資源到資產到資本的經脈

在這場深刻的變革中，大數據交易中心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它們制定規則、建立標準，運用區塊鏈鑄造“數字身份證”，通過隱私計算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構建起從合規評估到爭議調解的全鏈條服務。

從2015年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成立為起點，如今數據交易所已經完成了從“交易集市中心”到“數據生態中心”的蛻變。

湯寒林介紹，自2019年起，華東江蘇大數據交易中心率先系統性構建會員體系與生態合作，通過激活平臺活力，最終實現了自負盈虧，這一模式隨后成為行業標準。

交易中心的核心價值在于，它將原本“看不見、摸不著、說不清”的“數據資源”，通過規則、技術和服務的三重賦能，轉化為了權屬相對清晰、邊界相對明確、可計價、可交易的“數據產品”。

湯寒林表示：“數據交易的對象并非原始數據，而是經過加工的數據半成品，我們將其比喻為‘積木’。數據供給方通過隱私計算、可信數據空間等技術，在保障‘數據不出域’的前提下，將原始數據加工為標準化的數據元件（積木）。數據需求方則根據這些積木按需組合，實現數據價值的精準釋放。”

對供給方，數據交易中心是價值“放大器”；對需求方，它是合規“過濾器”；對整個社會，它是數據要素市場化的“核心基礎設施”。

與此同時，國家數據局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為數據要素價值釋放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和制度基礎。隨著國家數據局的成立，以及各地數據交易中心各類創新舉措的推出，數據確權的憑證體系也日益完善，逐漸形成了數據要素登記憑證、數據知識產權登記證書、數據資產登記憑證“三證協同”的格局。

很多人對于這三個數據“證件”有所混淆，湯寒林為我們清晰梳理了"三證"的不同定位和功能：

1.數據要素登記憑證（通常由地方數據局或其下屬機構頒發，如貴州省數據流通交易服務中心），是數據持有權、使用權、經營權的依據。

2.數據知識產權登記證書（通常由地方知識產權局頒發，如貴州省知識產權公共服務中心），保護數據創新成果，可用于許可、出資、證券化。

3.數據資產登記憑證（通常由大數據交易所頒發，如廣州數據數據交易所），為企業擁有或控制的數據資產提供官方證明，助力資產化管理與融資。

這三種證書，共同構成了數據從資源到資產，再到資本的權利證明體系。

在數據產權證的頒發機制上，各地探索出了不同的路徑：

·江蘇，通過華東江蘇大數據交易中心平臺實現與省知識產權局的“一鍵直聯”，高效頒發數據知識產權登記證書。

·杭州，在2025年全球數字貿易博覽會上，推出了全國首個“數據產權、數據知識產權、數據資產”協同登記的一站式服務平臺，實現“三證齊發”，極大提升了確權效率。2025年，杭州"時光坐標"憑借三張證書，讓核心影視數據獲得抵押融資資格。

這些區域實踐，共同解決了一個核心問題：通過明確權屬，頒發不同用途的數據“身份證”，讓數據持有方“敢于開放”，數據使用方“敢于運營”。如同房產證能促進房屋交易一樣，數據的“身份證”從根本上推動了公共數據的開放與共享。

定價革命：分級體系下的市場活力

隨著數據確權的深化，數據交易的市場活力日益提升，數據產品的定價和利益分配機制逐漸成型。政策端指引、市場端博弈兩股力量共同作用下，“數據產品的收益和定價問題”在公益服務、協商定價、分階段收費等方面實現多項突破。

“數據二十條”首次在中央層面明確，“用于產業發展、行業發展的公共數據可有條件有償使用”，承認了授權運營的收益權，為市場參與者吃了定心丸。同時還明確提出了收益分配應向數據的加工者和運營者傾斜，體現出國家鼓勵市場化、專業化服務參與數據價值釋放的政策導向。

同時，另一部文件——《關于建立公共數據資源授權運營價格形成機制的通知》對于定價問題給以了更加明晰的指引，明確對公共數據運營服務管理實行政府指導價管理，按照“補償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則核定最高準許收入。

湯寒林解釋道：“一級開發運營商執行成本加成定價，毛利率上限不超過成本的10%，從制度上防止公共數據溢價過高；二級開發運營商則基于一級供應商提供的‘原材料’，實行市場化定價，終端價格由市場供需決定。”

該機制厘清了一級與二級開發商的角色邊界，既保障了公共數據的公益性，又激發了市場端的創新活力。

一個生動的案例來自蘇州。蘇州文投集團獲得蘇州絲綢博物館授權，將館藏文物數字化，打造出“蘇州絲綢紋樣數據庫”。這一數據產品于2024年完成了江蘇省內首單文化國企數據產品場內交易，交易金額根據文物等級、紋樣數量等靈活定價，從幾萬到幾十萬元不等，讓古老的絲綢紋樣在數字時代煥發了新的經濟價值。

AI時代的數據要素價值化新機遇

隨著AI時代的加速到來，數據確權與資產化的意義愈發凸顯。

大模型的興起，對高質量、合規可用的數據語料產生了海量需求。數據應用的領域從過去的金融、互聯網，迅速滲透到千行百業。然而，大模型在產業端的落地仍面臨挑戰，核心在于企業積累的數據尚未被有效加工成模型能夠理解的“語料資產”。

湯寒林指出，大數據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幫助企業完成從數據資產到語料資產的二次轉化。通過數據入表、精細治理和專業的語料加工，讓企業數據能夠高效賦能大模型，支撐智能決策與業務優化，真正實現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

據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6月，全國公共數據資源登記量已達2808項，數據交易機構互認互通需求池已匯聚213個跨領域需求。一個“供得出、流得動、用得好、保安全、惠民生”的數據要素市場正在全面成型。

十年，從法律真空到“三權分置”，從“三不”困境到“三證齊發”，從政策的頂層設計到交易中心的智慧樞紐作用，再到企業的勇敢實踐，中國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數據確權之路。這條路，是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與實踐探索緊密結合的典范。

它讓曾經“沉睡”的數據被喚醒、被度量、被信任，最終匯聚成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磅礴力量。數據的“身份證”時代已經到來，而它所開啟的，是一個更加充滿想象力的未來。

在這條路上，中國不僅解決了自身的數據要素化難題，更將為全球數字治理貢獻獨特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