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夏,武漢大學運動場人聲鼎沸。主席臺上,一位身著灰色中山裝的老人握住毛澤東的手,笑得像個孩子。這短短數秒,被攝影師定格成一張極少公開的合影——鏡頭外的人叫毛遠耀,毛主席的堂侄。彼時他四十六歲,已在湖北工作,卻仍像往日一樣稱呼對方“伯父”,場面溫暖而不失莊重。
這并非二人第一次相見。倒回到1912年10月,湖南韶山沖翠家堂,一個清貧農家添了男丁,家族輩分排到“遠”字,他便被取名遠耀。祖父是毛澤東的堂伯父,家里薄田幾畝,孩子們早摸鋤頭晚點燈,日子艱澀。雖識字不多,祖父卻常提“澤東那孩兒志氣大”,一句話在少年心里埋下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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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春,毛澤東回湘調查農運。韶山祠堂內人頭攢動,十五歲的遠耀擠在人群最前,聽得熱血沸騰。當毛澤東提出組兒童團、站崗放哨,他第一個報名。第二天便戴上自制袖標守路口,精神十足。也正是那年,他加入共青團,擔任湘鄉團支書,第一次感到“做事有人信”。
四年后,毛澤民將遠耀接到天津。印刷廠油墨味嗆人,他卻樂在其中,一邊排字一邊琢磨怎樣讓傳單更醒目。同年冬夜,黨組織吸收他入黨。昏黃燈下,他在入黨志愿書上寫下名字,心里清楚,從此擔子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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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遠耀被派往上海。租界里的弄堂狹窄陰濕,地下交通點頻換地點,暗號、密碼、油印機成了日常。1935年白色恐怖加劇,多處聯絡站被敵特破壞,他帶著妻兒悄然離滬,返回韶山做小學教師。白天粉筆加課本,夜晚蠟燭配宣紙,偷偷辦夜校、聯絡農會,韶山地下黨網絡逐漸成形。
盧溝橋炮聲響起,形勢驟變。1937年秋,經毛澤民轉道西安,他抵達延安。窯洞里的第一次飯后閑談,堂侄還沒開口,毛澤東就笑問:“遠耀,韶山怎么樣?”他答:“鄉親們都盼勝利。”短短一句對話,讓身邊警衛都感到親切。隨后他被送入抗大,結業后調中央軍委做干事,近距離接觸到軍令政令的起草過程,眼界豁然開闊。
延安歲月里,毛澤東常叮囑他多學理論、多看書。一次遠耀犯了“急脾氣”,處理同志分歧時語氣生硬,被伯父叫去談話。毛澤東放慢聲調,說的是“黨內也要講統一戰線”。這番話像一盆冷水,卻也像一顆清醒劑,讓他明白團結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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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他獲準創辦八路軍總政治部印刷所。經手的紙張從內部通報到《新中華報》,印刷機晝夜轟鳴,油墨伴著狼煙,延安的許多文件就這樣飛向各個前線。日本投降后,他隨部隊轉戰華中,時而接管工廠,時而籌備軍用品,每到一處都要先摸底物資再籌算法子,慣例分毫不差。
1949年10月,解放軍進衡陽。城內道路殘破,機關無處辦公。遠耀臨危受命走馬上任,第一步竟是找泥瓦匠修房頂。他穿布鞋挽褲腳,和技術人員抬梁架瓦,外人難辨是廳長還是包工頭。隨后測橋址、畫管網圖,把戰火余燼里的衡陽硬生生扶起一座工業雛形。
建國后,湖南省工業廳、國家輕工業部辦公廳、青島橡膠廠、湖北省經委都留下他的姓名。職位不高不低,卻恰好與擅長的印刷、工業門類對路。他說過一句樸素的話:“能把機器轟起來,比坐豪華辦公室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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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催人老。1990年代,他已是鮐背之年,卻仍常去韶山。在紀念館里望著伯父舊居,他會低聲嘀咕:“可惜您沒看到今天這番樣子。”2007年,九十五歲再次回鄉,拄杖站在稻田邊連連稱“好”。
2013年6月20日,武漢協和醫院病房里,毛遠耀閉上眼,終年一百零一歲。訃告只用了短短一行字:中共黨員、離休干部、原湖北省經委顧問。沒有豪言壯語,卻足以概括這位百歲老人的一生。他是毛氏家族迄今壽命最長者,也是新中國工業戰線默默無聞的鋪路人,在歷史長卷里留下低調而堅實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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