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唯一一個“百歲老人”，與毛主席是親叔侄關系，活到了2013年

1958年初夏，武漢大學運動場人聲鼎沸。主席臺上，一位身著灰色中山裝的老人握住毛澤東的手，笑得像個孩子。這短短數秒，被攝影師定格成一張極少公開的合影——鏡頭外的人叫毛遠耀，毛主席的堂侄。彼時他四十六歲，已在湖北工作，卻仍像往日一樣稱呼對方“伯父”，場面溫暖而不失莊重。

這并非二人第一次相見。倒回到1912年10月，湖南韶山沖翠家堂，一個清貧農家添了男丁，家族輩分排到“遠”字，他便被取名遠耀。祖父是毛澤東的堂伯父，家里薄田幾畝，孩子們早摸鋤頭晚點燈，日子艱澀。雖識字不多，祖父卻常提“澤東那孩兒志氣大”，一句話在少年心里埋下火種。

1925年春，毛澤東回湘調查農運。韶山祠堂內人頭攢動，十五歲的遠耀擠在人群最前，聽得熱血沸騰。當毛澤東提出組兒童團、站崗放哨，他第一個報名。第二天便戴上自制袖標守路口，精神十足。也正是那年，他加入共青團，擔任湘鄉團支書，第一次感到“做事有人信”。

四年后，毛澤民將遠耀接到天津。印刷廠油墨味嗆人，他卻樂在其中，一邊排字一邊琢磨怎樣讓傳單更醒目。同年冬夜，黨組織吸收他入黨。昏黃燈下，他在入黨志愿書上寫下名字，心里清楚，從此擔子重了。

30年代初，遠耀被派往上海。租界里的弄堂狹窄陰濕，地下交通點頻換地點，暗號、密碼、油印機成了日常。1935年白色恐怖加劇，多處聯絡站被敵特破壞，他帶著妻兒悄然離滬，返回韶山做小學教師。白天粉筆加課本，夜晚蠟燭配宣紙，偷偷辦夜校、聯絡農會，韶山地下黨網絡逐漸成形。

盧溝橋炮聲響起，形勢驟變。1937年秋，經毛澤民轉道西安，他抵達延安。窯洞里的第一次飯后閑談，堂侄還沒開口，毛澤東就笑問：“遠耀，韶山怎么樣？”他答：“鄉親們都盼勝利。”短短一句對話，讓身邊警衛都感到親切。隨后他被送入抗大，結業后調中央軍委做干事，近距離接觸到軍令政令的起草過程，眼界豁然開闊。

延安歲月里，毛澤東常叮囑他多學理論、多看書。一次遠耀犯了“急脾氣”，處理同志分歧時語氣生硬，被伯父叫去談話。毛澤東放慢聲調，說的是“黨內也要講統一戰線”。這番話像一盆冷水，卻也像一顆清醒劑，讓他明白團結的重要。

1938年，他獲準創辦八路軍總政治部印刷所。經手的紙張從內部通報到《新中華報》，印刷機晝夜轟鳴，油墨伴著狼煙，延安的許多文件就這樣飛向各個前線。日本投降后，他隨部隊轉戰華中，時而接管工廠，時而籌備軍用品，每到一處都要先摸底物資再籌算法子，慣例分毫不差。

1949年10月，解放軍進衡陽。城內道路殘破，機關無處辦公。遠耀臨危受命走馬上任，第一步竟是找泥瓦匠修房頂。他穿布鞋挽褲腳，和技術人員抬梁架瓦，外人難辨是廳長還是包工頭。隨后測橋址、畫管網圖，把戰火余燼里的衡陽硬生生扶起一座工業雛形。

建國后，湖南省工業廳、國家輕工業部辦公廳、青島橡膠廠、湖北省經委都留下他的姓名。職位不高不低，卻恰好與擅長的印刷、工業門類對路。他說過一句樸素的話：“能把機器轟起來，比坐豪華辦公室踏實。”

歲月催人老。1990年代，他已是鮐背之年，卻仍常去韶山。在紀念館里望著伯父舊居，他會低聲嘀咕：“可惜您沒看到今天這番樣子。”2007年，九十五歲再次回鄉，拄杖站在稻田邊連連稱“好”。

2013年6月20日，武漢協和醫院病房里，毛遠耀閉上眼，終年一百零一歲。訃告只用了短短一行字：中共黨員、離休干部、原湖北省經委顧問。沒有豪言壯語，卻足以概括這位百歲老人的一生。他是毛氏家族迄今壽命最長者，也是新中國工業戰線默默無聞的鋪路人，在歷史長卷里留下低調而堅實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