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開貿易保護，用科技制裁，美國遏制中國10年為何失敗？

“如果我們現在不出手，10年后中國人將制定全球半導體的規則。”

2018年春天，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國會聽證會上拍桌子吼出這句話。
同一周，英偉達AI加速卡就被列入美國海關禁止入關清單，緊隨其后的便是那場由特朗普親自宣告的中美貿易戰。

七年過去，美國對華“301調查”已疊到第四輪，實體清單從44家擴到136家，芯片法案燒掉了520億美元。

一輪又一輪的關稅保護、數不清的科技制裁，華盛頓把“遏制中國”寫進幾乎每份戰略文件，但2025年10月彭博社的追蹤報告卻冰冷地顯示：中國在13條關鍵技術賽道里已領跑5條，另外7條進入彎道超車。

所謂“10年窗口期”，正在關上。
情況發展到這一步，美國人想破頭皮都搞不懂，貿易高墻與科技鐵幕輪番上陣，為何還是摁不住中國？

貿易保護回旋鏢

2008年，奧巴馬一句重返亞太讓中國關系進入新的歷史節點。

自此，中美博弈成為亞太舞臺主旋律。

十年摩擦，終于在2018年特朗普時期迎來爆發。

2018年7月6日凌晨0點01分，美國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掀開貿易戰大幕。

此后清單像雪球一樣滾到3700億美元，覆蓋鞋帽、機械、半導體、家具、自行車，平均稅率從3%飆到21%。

華盛頓的算盤簡單粗暴：用高關稅抬升中國制造成本，逼訂單流向越南、墨西哥，順帶把制造業搬回“鐵銹帶”。

然而從一系列貿易制裁的結果來看，美國人算是偷雞不成蝕把米。

打開百度APP暢享高清圖片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追蹤了600種被加稅商品，發現美方承擔92%的額外成本——中國出口商的FOB報價只下調了不到2%。

原因很簡單：全球70%的集裝箱航線終點仍是中國港口，越南做一條牛仔褲，布料紗線還得從珠三角進口。

美國大型商超Target在2022年財報里把“關稅成本”單列一行：三年累計14億美元，直接吞噬凈利潤的18%。

為了穩住華爾街預期，Target把12美元一雙的童襪漲到16美元，銷量應聲下滑，庫存周期拉長，最終裁員1.1萬人。

高關稅的子彈先打穿了美國零售業的工牌。

另一邊，美國最看重的制造業領域也毫無動靜。

特朗普和拜登都把“芯片回家”喊得震天響，520億美元補貼砸出去，臺積電亞利桑那州廠卻從2024年量產拖到2025年底。

當地建筑工會報告顯示，同等產能下美國土木成本比臺南高280%，熟練技工時薪45美元仍招不滿人。

臺積電創始人公開吐槽：“在美國造芯片，成本至少貴50%，客戶愿不愿意買單？”

結果蘋果、高通把3nm訂單繼續留在臺南，亞利桑那廠只能拿到軍工級小批量，產能利用率不足55%。

華盛頓用關稅+補貼“雙輪驅動”想重塑全球分工，卻發現市場邏輯壓根不吃政治這一套。

從近些年的數據看，美國保護貿易政策下，中國出口額壓根沒掉，因為墨西哥和越南成了“打包中轉站”。
海關數據顯示，2018—2024年中國對美直接出口從5400億美元降到4200億美元，但對越南出口暴增3.2倍，對墨西哥增長2.7倍。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2025年3月報告承認，62%的“越南制造”電子元件、48%的“墨西哥制造”汽車零部件仍在中國境內完成增值環節。

關稅抬高了中轉成本，卻沒削弱中國供應鏈的黏性，只是讓全球多了一段不必要的物流里程，美國進口商額外多付每噸240美元的運費。

反觀美國，貿易保護十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比2018年凈增不到40萬，僅相當于一個月的新增非農就業。

同時，美國對華逆差2024年仍維持3200億美元高位。

美國這手看似政治正確的貿易保護戰，卻在市場規律面前撞得鼻青臉腫。

科技制裁滑鐵盧

再來看看美國的科技制裁。

2018年4月，美國一紙禁令切斷中興高端芯片供應鏈，8億美元罰款+董事會換血讓中國人第一次真切感到“卡脖子”。

2019年5月，華為被列入實體清單，谷歌GMS服務停供；2020年9月，臺積電被迫停代工麒麟9000；2022年10月，BIS出臺“對華先進計算芯片出口管制”，把A100、H100算力卡、14nm以下EDA、DUV維護零件全部鎖進“小院”。

華盛頓戰略圈得意地宣稱：“只要鎖死算力和制程，就能讓中國在AI和超算賽道原地踏步。”

短期內，美國這一招的確讓中國嘗到了不好受的滋味。
2021年華為手機全球份額從18%跌到9%，高端市場讓出的每10臺里蘋果吃掉7臺。

但“窒息”只維持了兩個財報季。

2022年華為用高通4G版芯片穩住國內6000萬出貨量；2023年Mate60系列搭載自研7nm麒麟9000S突然開售，深圳華強北當場加價2000元，美國TechInsights拆機后確認“去美化產線已跑通”。

同年中國整體集成電路進口額下降15%，但本土晶圓產能增加21%，全球占比從16%升到24%。

不光華為，被列入清單的136家中國半導體企業，三年里合計拿到A股、科創板、國家大基金二期融資超過5200億元人民幣。

中微公司、北方華創、盛美上海把刻蝕機、薄膜設備市占率從個位數拉到20%左右；長江存儲232層3D NAND2024年率先量產。

美國人認識到嚴峻的事實：如果美國繼續被擋在中國市場之外，研發費用將失去規模分攤，創新節奏必然放緩。

制裁讓中國企業丟掉“買辦”幻想，但也迫使國內銀行、運營商、整機廠給國產設備“開白名單”，市場窗口一旦打開，替代速度呈指數級。

隨后，拜登政府想出新的招數，想把出口管制從“單邊”升級成“多邊”，但盟友并不買賬。

荷蘭ASML2024年仍向中國出貨27臺DUV，理由“合同在禁令前簽訂”；韓國三星、SK海力士在華工廠獲得“無限期豁免”；東京電子高管私下告訴《日經》：“如果完全對華斷供，公司營收將掉30%，研發就沒錢投下去。”

美國半導體協會2025年2月報告測算：過度管制讓美國芯片企業年度營收損失約220億美元，直接減少3.7萬個高技能崗位。

盟友們口頭上跟著喊“去風險”，身體卻很誠實地繼續接單，小院高墻被產業鏈的“老鼠洞”鉆得千瘡百孔。

正如比爾·蓋茨2025年接受CNN采訪時說：“封鎖只會讓他們加速造出自己需要的東西。”

華盛頓原本想用“精準脫鉤”拖延中國5年，結果只拖延了1.5年，還搭上了自己的產業生態。

科技制裁這張王牌，被殘酷的現實打成“負和博弈”。

為何遏制中國失敗？

十年時間，美國雙重大棒夾擊下，卻還是讓中國殺出一條血路，歸根結底，是美國嚴重錯估了中國。

首先，美國錯估了中國市場的規模彈性。
14億消費者、4億中產、年社零額超50萬億元，這個“內循環”體量意味著再嚴厲的出口管制，中國廠商也能在本土找到“試驗田”。

當長江存儲被美光起訴專利侵權，國產手機廠商第一時間把訂單切到長存，用規模攤平良率爬坡。

當特斯拉美國工廠還糾結4680電池良率，比亞迪已經在中國賣掉了300萬輛純電汽車，吃掉特斯拉空缺出的那片市場。

其次，美國錯估了中國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
十年貿易戰，中國央行、財政部、工信部、發改委頻頻打出“組合拳”。

集成電路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半、國家大基金一期+二期超7000億元、科創板上市門檻一降再降。

美國戰略界原以為“政府補貼一定扭曲效率”，卻忽視在“后發追趕”階段，資本密集型研發如果沒有國家信用背書，根本跨不過“死亡谷”。

中微公司回憶：“2019年我們蝕刻機驗證失敗，大基金一筆5億元可轉債讓團隊撐到第二代樣機。”

市場與政府雙手互搏又互補，但在美國社會，這是找不到先例的陌生破題思路。

美國還錯估了中國社會的“抗壓閾值”與“創新文化”。
美國決策層長期信奉“壓力—崩潰”模型，認為只要技術封鎖+金融制裁足夠痛，就會催生內部妥協。

但改革開放40年，中國社會對“外部極限施壓”早已形成獨特記憶與動員機制。

1999年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后，海歸工程師數量反而翻番。

2001年“銀河號”事件刺激北斗立項。

2018年中興事件讓國產EDA一夜爆紅。

華盛頓把“遏制”當戰術工具，中國卻屢屢將制裁化作民族自強的動力。

美國每出一次制裁，中國就多一個融資項目。

本該讓中國寸步難行的制裁，反倒成了全社會加速擺脫桎梏的動力源泉。

當然，美國也錯誤估計了自身自身國內政治的“連續度”。
三屆華府、三派班底，政策信號反復橫跳。

特朗普退群、拜登加群；特朗普砍氣候預算、拜登砸3690億美元綠色補貼；特朗普對華關稅全覆蓋，拜登選前又豁免352項。

中國企業早已吃透“美國優先”的周期律，策略就是“你打你的，我趕我的”，把長研發周期拆成短迭代，用速度對沖不確定性。

反觀美國，芯片法案補貼至今只發出去30%，因為EPA環保審核、工會用工比例、少數族裔條款層層加碼，臺積電、三星工廠一起延期。

中國一貫的“持久戰”對上美國割裂的政府與政策，從時間維度上就已經立于不敗之地。

如今，十年期限已過大半，美國沒能阻止中國制定規則，反而在5G、光伏、無人機、高鐵、新能源車五個賽道眼睜睜看著中國走到世界前列。

靠遏制維持的霸權，終究抵不過靠創新生長的未來。

但歸根結底，是美國人高估了自己，更遠遠低估了中國。

從美國決定通過貿易戰、科技打壓制裁中國的那刻起，他們就已注定一敗涂地。

參考資料

黃山.借鑒歷史經驗突破關稅困局.中國外資,2025

陳衛東,周景彤,范若瀅,等.美對華限制措施回顧與我國突圍之路.國際金融,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