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社論｜特朗普對財政支出的濫用已經失控 他本來就不該擁有這項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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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賦予征稅與支出的權力，并不是交給國家元首，而是交給最接近人民、由選民直接選出的代表，即國會議員。財政即權力，而這個國家的開國元勛擔心，如果由總統一人決定政府如何動用聯邦國庫，總統就會演變成一個君主。

然而，特朗普總統一直在嘗試把國會的這項憲法權力攫為己有。他一再無視眾議院與參議院通過的法律，根據自己的心血來潮與政治議程，擅自決定花錢，或者不花錢。根據聯邦監督機構政府問責局的認定，他至少已經六次違反法律。而這六次還不包括政府關門期間他繼續無視法律的做法。

這些舉措，是一套整體策略的一部分，而這套策略主要由特朗普的預算局局長拉塞爾·沃特設計。沃特同時也是傳統基金會“2025計劃”文件的起草者之一，該文件為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勾畫了一份潛在的施政藍圖。這些做法同樣契合特朗普更廣泛的政治路線，即將美國一步步推離其民主傳統，把權力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也就是他本人。令人不安的是，在特朗普執行這場奪權行動的過程中，共和黨國會議員始終袖手旁觀。

特朗普對財政支出權的濫用，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他拒絕支出國會已經撥付的資金。他利用一種被稱為“口袋撤銷”撥款的操作，逃避發放對外援助，并且扣留了用于電動汽車、圖書館與博物館、學前班及其他學校、科研資助和應急響應行動的資金。

第二，特朗普動用了國會并未撥付的資金。在政府關門期間，他在沒有獲得國會批準的情況下，向軍隊官兵和部分其他聯邦雇員支付薪酬。其中一部分支付甚至使用了某位億萬富翁支持者提供的私人資金，這樹立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先例。在任期更早的時候，他以“緊急狀態”為名，將軍費挪用于其邊境強硬執法行動。

第三，總統采取了一些措施，實際效果是推翻了國會有關支出的決策。在這些情形中，他沒有名義上增減聯邦資金，但通過其他做法，讓某些機構根本無法執行國會為其設定的使命。比如，他通過裁員讓教育部元氣大傷，以至于該部門無法執行國會專門撥款要求其完成的某些職能，例如保護學生的公民權利。他對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也采取了類似的削弱舉措。

在其中部分案件中，法院試圖阻止特朗普的做法，但在案件在司法程序中一路上訴的同時，其政策仍在持續生效。在另一些過多的情形中，最高法院則不明智地認可了特朗普的做法。（例如，最高法院放行了他削減對外援助的舉措，理由是總統在外交政策上擁有廣泛權力。）無論哪種情況，最終結果都是總統權力的擴張以及立法機關地位的削弱，這一點理應引起所有與美國開國元勛一樣警惕集權的人高度擔憂。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可以合理聲稱，行政權力過度擴張的趨勢并非始于他們。面對一個長期陷入僵局、充滿對立的國會，以往的總統也曾試圖擴大自己的權力，其做法雖未必違反聯邦法律的字面條文，卻違背了法律的精神。拜登總統在國會反對聲浪（其中也包括少數民主黨人）面前仍試圖推動學生貸款減免，就是一個例子。然而，特朗普與以往的總統不同。他走得遠得多，這也正是政府問責局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認定他六次違法的原因所在。無論如何，“是他先開始的”本來就不是孩子犯錯的正當辯解，更不可能成為總統違法的合理借口。

共和黨人幾乎沒做什么來應對特朗普對國會財政支出權的廢棄與侵犯。他們大多拒絕公開批評他的做法。他們選擇不去阻攔他的行政和司法任命，而這本來可以作為一種杠桿，迫使總統尊重憲政秩序。他們也沒有通過新的立法，來強調國會在決定征稅與支出上的憲法角色。這些舉措本可以抬高特朗普濫權的政治成本，傳遞出這樣一個信號：這問題并非狹隘的黨派紛爭，而是關乎憲法本身。國家的開國元勛設想中的立法機關，是一個本身就應當成為權力核心的機構，而不是聽命于行政首腦的附庸。

對于國會中的共和黨人而言，設想一下未來某位民主黨總統可能如何利用特朗普為自己攫取的這類財政支出權，將是一項頗有價值的練習。畢竟，民主黨歷來更傾向于大刀闊斧運用政府權力。想象一下，一位民主黨總統在沒有得到國會批準的情況下自行劃撥資金，用于醫保補貼、清潔能源項目或學前教育班。再想象一下，一位總統拒絕支出國會已經撥付的經費，比如用于石油勘探、移民執法或企業補貼的資金。到了那時，這位未來的總統就能夠以特朗普為先例。

如果國會拒絕采取行動，法院就必須做得更多。下級法院法官已經做出了可圈可點的努力，在對外援助、食品券等一系列問題上裁決特朗普的財政支出決定違法。由兩黨總統任命的法官，都撰寫了詳細的判決書，解釋特朗普做法違法的原因。他們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做法的本質，用上了“任意”（arbitrary）、“反復無常”（capricious）和“虛偽”（disingenuous）這樣的詞。在一項裁決中，一名法官援引了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Justice Anthony Kennedy）在此前判決中的一句話：“每當一個或多個權力部門企圖逾越權力分立的界限，自由就總會被置于險境。”

當下的最高法院在面對特朗普對國會的“碾壓式”對待時，寬容得遠遠過頭。它眼睜睜看著特朗普實際上在事后取消了立法者為通過預算而達成的那些協議。如果總統可以事后推翻，那預算撥款程序還有什么意義？最高法院眼前就有重新恢復憲政秩序的新機會，其中就包括正在審理的特朗普關稅案。他們理應抓住這些機會，做出正確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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