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薦讀 | 戰爭中的生命史——以《李亦懷日記》為中心的探討

作者介紹

吳敏超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內容摘要抗日戰爭前所未有地影響了當時幾乎所有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軌跡。關注具象的生命個體，呈現戰時日常生活，分析中國人民在戰爭苦難中的精神狀態，是抗日戰爭史研究的應有之義。浙江地方銀行溫州分行經理李亦懷留下的150萬字珍貴日記，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戰爭環境下的個體生命史、溫州區域社會史，進而感受抗戰歷史的復雜進程和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涵。抗日戰爭中的生命史，揭示的是人的歷史，也是時代風貌的變遷。在民族危機和戰亂變動中，國家歷史與個人生活實為一體兩面，須臾不可分離，將兩者結合起來探討，可進一步展現抗戰史研究的整體視野，呈現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歷史邏輯。

關鍵詞抗日戰爭 李亦懷 溫州 生命史

研究抗日戰爭史，除了關注重要戰役、重大事件外，也需要關注抗戰時期普通人的生活，呈現千千萬萬民眾所承受的顛沛流離之苦、空襲頻仍之險、生活困頓之窘、社會動蕩之難。正是廣大民眾，共同書寫了抗日戰爭這部宏大歷史。在那些艱難困苦的日子里，中國人民以無比勤勞、忍耐、堅毅乃至犧牲，綻放出最美麗的生命之花。城市淪陷了去鄉村，道路斷絕了辟新路，妻離子散后仍然堅忍不屈、滿懷希望，最終迎來抗戰勝利的那一天、浴火重生的那一刻。李亦懷，就是這千千萬萬民眾中的普通一員。他生活的溫州淪陷了三次，抱持不在日本人占領下討生活的強烈愿望，他攜家人幾度逃難，歷經生死。他十多年留下的長達150萬字日記，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與感受戰爭環境下有理有情的生命個體。從社會史的角度討論李亦懷的個體生命史，有助于呈現抗日戰爭深刻影響中國社會的微觀景象。李亦懷，1900年生于浙江杭州，從小在私塾熟讀四書五經，深受傳統文化的熏染。李亦懷的曾祖父李星沅是道光年間的進士，曾任云貴總督、兩江總督。祖父李桓曾任江西布政使、陜西布政使。父親李輔耀在浙江為官近30年，主持清代最后一次錢塘江海塘的大修工程，擔任過杭嘉湖道臺、寧紹臺道臺等。進入民國后，李亦懷接受新式教育，先后考入長沙雅禮大學、國立武昌師范大學就讀。1919年，李亦懷與陶澍的曾孫女陶萸蓀結婚。1927年開始，李亦懷在江西南昌裕民銀行任職。此后他到杭州工作。

1932年，李亦懷到浙江溫州組建浙江地方銀行溫州分行，后長期擔任溫州分行經理。他自1934年1月1日起寫日記，至1947年2月下旬離開溫州時停筆，留下整整13年的溫州日記，共41冊。因其職業關系，日記字里行間記錄了抗戰前后溫州地區的金融狀況，為研究20世紀三四十年代溫州金融史提供了難得的一手資料。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部日記細節豐富、筆觸細膩，反映了李亦懷一家和當地百姓的戰時生活，包括躲避轟炸、數次逃難、外出求學、物價高漲等。其間，李亦懷的妻子陶萸蓀不幸離世，一家人經歷了戰火紛飛下的顛沛流離、生離死別。

整理李亦懷的日記時，斑駁黃紙上流淌的個人情感起伏、展現的命運順逆，令人唏噓不已。從中可窺見中國人民如何扛過戰火紛飛、通貨膨脹、生活困頓的艱難歲月，最后迎來勝利時刻，山河重光。抗戰時期李亦懷的生命史，為深入觀察戰時中國社會的劇變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

一、三次逃難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許多重要的港口城市如天津、上海、廈門、廣州等先后淪于敵手，而溫州處于甌江入海口，為東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為數不多尚未淪陷的沿海城市。為維持戰時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經濟運行和抗戰所需，溫州港的進出口貿易量劇增，形成了戰時溫州的“畸形繁榮”。隨著日本侵略的擴大，日軍意欲進一步占領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獲取戰略物資，切斷我方補給線，破壞中國持久抗戰所需的經濟力。1941年2月26日，日本大本營訂立陸海軍關于對中國東南沿海封鎖作戰協定，規定“對被用作輸入抗戰物資及輸出內地物資之沿海港口，實行奇襲登陸占領，沒收或銷毀抗戰物資及破壞設施”。4月19日晨，日軍第十三軍第五師團和海軍陸戰隊在軍艦、飛機的配合下，分路進攻浙東南沿海的瑞安等地，溫州第一次淪陷。

淪陷前夕，日軍飛機在溫州上空多次投彈，李亦懷家后門附近中兩彈，雜屋震毀兩間，正屋的玻璃、紗窗也被震落。此時李亦懷的妻子已去世，他自己正在銀行上班。李亦懷母親率三個小孩子躲在床下等處，受到驚嚇，所幸都未受傷。李亦懷可能預感到危險即將來臨，讓溫州中學（時在青田辦學）的長子李傚慈馬上回家。19日晨，李亦懷得知日軍已在浙江瑞安登陸，瑞安離溫州僅有20多公里，情勢危急。他馬上令行員迅速收拾物品，一邊派人到碼頭尋找船只，準備沿甌江向青田方向撤退。那時銀行賬簿、憑證非常重要，轉移庫存等任務艱巨。因李亦懷要照顧行務，只能命李傚慈帶領祖母和弟妹收拾行李，趕往碼頭。李亦懷在碼頭又遇到當地駐軍國民黨軍第三十三師提取現款、船夫欲帶自家老小一起逃難等事，至夜里11時才離開溫州。20日中午他們到達青田后，得知溫州已于19日夜淪陷，幸虧撤離及時！22日，李亦懷抵達浙江地方銀行戰時總行所在地麗水，又聽到噩耗：該行總經理徐恩培于當日晨因敵機轟炸罹難。李亦懷非常悲痛，因徐恩培很賞識李亦懷，兩人在10年的工作過程中配合默契，彼此信任。徐恩培死后，李亦懷失去總行領導層面的支持與庇護，在溫州分行的處境變得越來越艱難。

1941年5月1日，日軍在對溫州城大肆掠奪后撤離。李亦懷于5月8日回溫復業。銀行的木器及抵押品等均被地痞流氓于敵人撤離后搶劫一空。他的個人物品，包括收音機、衣服均蕩然無存，書籍僅剩十之一二。家中的損失更大，不僅物品被搶劫一空，連房屋的玻璃、五金、窗格也不知所蹤，自然也是被地痞流氓搶走。據統計，溫州第一次淪陷的工商經濟損失總計達1600多萬元。李亦懷的同事兼好友方恭敏來訪，說地方銀行下屬的制革廠損失不大。其中，除谷米以外的損失，均由內部少數員工引起，令人痛心。

1942年夏，為配合浙贛戰役，搶占甌江流域的戰略物資，日軍第十三軍向小菌江旅團和第七十師團下達溫州作戰命令。7月11日，溫州第二次淪陷。這次敵人從麗水、青田方向來，沿甌江順江而下。7月8日，李亦懷前往溫州南郊仙巖的伏虎寺避居。他將家人安頓在溫州西南郊的上河鄉躲避，誰料上河鄉也被敵人竄擾。7月21日始，手持刺刀的日寇數次搜劫李家，李亦懷母親和孩子受到威脅，所帶財物損失殆盡，到了“無衣無履”的程度。7月25日，李亦懷二子李樂齡冒險來到伏虎寺，告知家中詳情。李亦懷欲哭無淚，自己在寺中安居，母親和孩子卻處于危險之中，深感“不孝之罪通天矣”。后來李亦懷接母親到仙巖居住，以便就近照料。8月15日夜，日軍退出溫州，李亦懷很快回到行中。因此次撤離準備時間充分，行中家具物品都已提前搬走，所以損失不大，只是房屋在淪陷后被弄得十分污穢。

1944年8月，日本為防止美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也為策應“一號作戰”計劃日軍第十一軍攻占長沙及衡陽的行動，日軍第十三軍第七十師團在浙贛鐵路東線發起進攻。9月9日，溫州第三次淪陷。李亦懷與同事撤退到瑞安縣高樓鎮繼續營業。這是一個位于飛云江中游的山區小鎮，比較安全。李家人被安置在飛云江上游的泰順縣百丈口鎮，更為偏僻。此時，李亦懷的大女兒韻儀已出嫁，大兒子李傚慈和二兒子李樂齡在外地求學、工作，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此次日軍在溫州盤踞9個多月，李亦懷長期不能就近照顧家庭，令他難以安心。其間，李亦懷母親兩次生病，大女兒韻儀與家中傭人發生矛盾，更讓他揪心掛念。朋友們一直勸李亦懷續弦，他也不得不有所考慮。經友人介紹的何寧知書達理，父親曾為溫州道尹。此時，何家避難于浙南的龍泉縣，何寧在云和縣工作，要與李亦懷見面頗為不易。等到1945年6月，何寧才來到高樓鎮，已是日軍撤出溫州的前夕。所以，在溫州第三次淪陷的9個多月期間，李亦懷很難照顧家中老小。

三次逃難，第一次極為倉促，在日軍占領溫州的前一刻安全撤離，家中和行中財物損失巨大；第二次逃難，家中老小受到日軍搶劫，事后仍心有余悸，而今80多歲的李亦懷三子李崧峻回憶起來仍印象深刻，對日軍的侵略和蠻橫深惡痛絕；第三次避難時間長達9個多月，于大山中居住，看病、求學都頗為不易，家中骨肉長期分離。歷次淪陷期間，公私財物被日軍破壞，亦常被地痞流氓和少數同事乘亂搶走或偷走，讓李亦懷倍感痛心。這也是社會秩序突然崩潰時沉渣泛起的體現。另外，因日軍行蹤不定、盤踞溫州多久難以判斷，逃難時何處安全、何處不安全，常常看運氣，不免增加了冥冥天意、人生幾何的感慨。第三次淪陷時間較長，但此時已到1944年的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總體形勢日趨明朗。李亦懷深知日軍侵略已是強弩之末，雖然交通極為困難，仍需考慮孩子教育、續弦等家庭長久安排。溫州歷經三次淪陷，李亦懷都及時逃離，沒有直接在日軍的鐵蹄下生活。

二、妻子棄世

溫州15年，最使李亦懷傷心的莫過于1940年11月妻子陶萸蓀突然棄世。此時，李亦懷已與陶萸蓀結婚21年，育有六個孩子：韻儀、傚慈、樂齡、璧瑩、崧峻、震初。陶萸蓀出身名門，受過良好教育，溫良賢淑，與李亦懷伉儷情深。

可以說，陶萸蓀去世，與戰時播遷、和丈夫長期分離有極大關系。1937年12月，浙江省會杭州淪陷。1938年春，位于浙東南的溫州也時遭日機轟炸。5月下旬，出于安全考慮，李亦懷的母親帶領兒媳、女兒（李亦懷的姐姐，1937年初回娘家探親）、三個年幼的孫子孫女搬到浙南山區的松陽居住。李家三個較大的孩子韻儀、傚慈、樂齡在溫州中學寄宿。一同前往松陽的，還有銀行其他同仁的眷屬。李亦懷則繼續留溫工作。

到松陽沒多久，李家就遇到不少困難。一是三個孩子年紀尚小，不時生病。6月1日前后璧瑩出麻疹，緊接著震初出麻疹。李亦懷覺得松陽一時找不到好醫生，頗為掛懷。二是李亦懷的朋友徐文郁的妻子性格偏執，常與人吵架，編排李家事。三是家中傭人不得力，陶萸蓀想辭退傭人又有所顧忌。李亦懷深知妻子溫柔順從，鼓勵其拿出魄力來應對避難環境，不能被人懾服。李亦懷與妻子通信頻繁，一般是兩三天一次。面對妻子信中訴說的痛苦，李亦懷耐心開導：一是讓她用適合浙江內地的眼光去應付一切，否則萬事不如意，且自己的身體跟著吃虧，即一定要隨遇而安；二是從根本上讓妻子意識到：戰時財產等都靠不住，只要家人平安，即是大福，別無所求。應當說，李亦懷的眼光和心胸相當寬廣。當然，當妻子對某件事過于擔心時，他也偶有煩言。

7月下旬，陶萸蓀在給丈夫的信中，詳告姐姐在家引起姑媳間不少惡感。因一邊是母親、姐姐，一邊是妻子，李亦懷也很為難，只能讓妻子將主要精力用于教育兒女成才，其他瑣事應置之不理，這樣好事者自然也無計可施。7—8月，李亦懷的長女韻儀放假在家，在給父親的信中對姑母數次表示不滿。10月初，陶萸蓀給長子李傚慈寫了一封信，恰好李亦懷看到，才知道妻子9月下旬患病，痰中有血。不過他知道，妻子更多的苦還是來自心情不暢。因兒女之累，也因家中意見分歧而生氣，信中語氣較為消極。李亦懷不禁感嘆：自從移松陽后，家里沒有過過一天舒服日子。母親對于妻子不能慈愛，反而聽人挑撥，妻子則只能馴服而不敢言。李亦懷決定至必要時，只能全家返溫。否則長此下去，“良好家庭，只有破裂之日”。1938年底，李亦懷的姐姐有回湖南的打算，其間經歷一些波折后，于1939年2月初離浙。

此后，家中的氛圍有所好轉。只是三個孩子尚小，常有生病、磕碰之事。1939年暑期，陶萸蓀陪伴長女韻儀應考英士大學，如愿以償。

1939年下半年，鄰居徐家、王家等與李家越來越格格不入。9月，李亦懷多次告誡陶萸蓀，盡量不要與徐文郁夫人往來，免生是非而傷感情。“說長道短，終非所宜。”12月，陶萸蓀在致李亦懷的信中表示，家中來客甚多，都是王宅引來一群打牌女客。1940年初，李亦懷有讓全家回溫的打算，因為戰爭時期“究竟何處為安，何時方安”，無人可以回答。另外，他覺得松陽鄰居徐、王諸家，均是生是非、無紀律的家庭，給小孩們不良暗示。李家若不從速離開，將來愈多是非。不過，因時局不安定，回溫計劃又暫時擱置。

1940年上半年，陶萸蓀因很多事情煩惱，包括韻儀交男朋友事，李亦懷的妹夫可能要攜妹妹來溫州發展之事。更主要的是，婆媳矛盾一直存在。4月底，李亦懷在日記中寫道：“母親近來對于萸姊殊無愛憐之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令人煩悶之極。”可謂道出一個兒子與丈夫的心酸和痛楚。5月6日是陶萸蓀40周歲的生日，在給丈夫的信中，如怨如訴。“婆媳之間，直如仇敵。”李亦懷意識到：長此以往，妻子生命可危。縱不然，亦將成癡狂病。于是，他馬上寫就13頁的長信，耐心開導和安慰妻子。李亦懷決定家人即刻回溫，否則婆媳之間的矛盾必將越來越深。5月中旬，一家老小回到離別兩年的溫州，全家團圓。

1940年下半年，李亦懷因工作忙碌，日記中記錄的與妻兒出游、散步的機會很少，夫婦日常生活也極少涉及。陶萸蓀在松陽時留下的心結，可能即使到了溫州，與丈夫生活在一起，也難以開釋。直至11月21日，陶萸蓀突然棄世。日記被大片涂黑，難以辨認字跡。從此后李亦懷對妻子的悼念與追憶看，陶萸蓀離世，原因是“親友之刺激”，而徐文郁夫婦“為造成萸姊得病之原動力”。李亦懷的妹夫接到陶萸蓀10月10日的寄信，其中“語多煩悶，不料此書竟成絕筆，且為其死亡之先兆也”。

由此可知，兩年松陽生活，家庭矛盾、鄰里挑撥、養育子女等，都使陶萸蓀疲憊不堪。因其性格溫順，又顧念家中老小，遇到委屈不快，只能默默忍受，消極厭世之心亦一點點滋長，越積越深。雖然李亦懷發現問題的嚴重性后，及時讓一家老小回到溫州，并樂觀地認為，只要回溫全家團圓，婆媳矛盾自然會迎刃而解，陶萸蓀的精神與健康將恢復如初。可惜事與愿違，令人痛惜。陶萸蓀棄世時，長女上大學，長子和二子上高中，二女兒是小學生，三子、四子還是幼童。面對這六個孩子，她毅然決然地離開人世，內心是郁積了多少痛苦和失望！此時此刻，這位母親已經滿心傷痕，身不由己。

失去妻子的李亦懷十分悲痛，每天至妻子靈前撫棺痛哭。以后每至清明、陶萸蓀生日、逝世周年、搬家，李亦懷都會懷念亡妻，悲從中來。1942年11月21日，是陶萸蓀棄世兩周年的日子，李亦懷在日記中寫道：“在此廿四閱月中，永城兩度淪陷，伊均得穩臥棺中，平靜渡過，可謂幸矣。然生者之顛沛流離，尤以家中老幼遭遇之苦，設伊在世，或可有較佳之計劃，免遭恐懼，亦未可知。”

戰爭時期，生之痛苦，可謂人人嘗遍。但女性所受之苦，因其身體柔弱、情感細膩、多思多慮，感受的威脅和痛楚較之男性更多、更深、更久，也更難抒發、化解，而我們以往的歷史卻記載單薄，關注很少。戰爭時期，經歷家庭破碎、經濟窘迫、顛沛流離、生命威脅的女性不計其數，有的默默堅持，撐到云開霧散，有的難以為繼，最終絕望，一曲挽歌，無盡哀傷。當女性之柔弱、隱忍遭遇戰爭之慘烈、殘酷，生命之花的綻放究竟要付出多大代價？

三、事業受挫

李亦懷從1932年到浙江地方銀行溫州分行擔任經理，至1946年辭職，前后凡15年，工作積極認真，交友廣泛，潔身自好。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溫行及時應對戰時情形的變化，增加溫州內陸地區的營業點、開辦下屬工廠、發展農貸等，不遺余力地開拓新業務。從每年年終結算看，溫行及下屬各辦事處的利潤一直穩步增長。不過，因1941年4月時任浙江地方銀行總經理的徐恩培在轟炸中罹難，加上溫州經歷三次淪陷，李亦懷在溫行的最后五年處境艱難，并不順心。其困難一方面是徐恩培去世后總行領導層的不信任，如1941年7月，總行派頗有背景的楊守尹任溫州分行襄理（相當于副經理）兼信托處主任。因與李亦懷不和，楊守尹后改去瑞安支行任職。1943年夏，李亦懷以養病為由提出辭職后，總行派汪孝書來代理溫行經理，其間又生不少齟齬。汪孝書在溫行工作近兩個月后，未與李亦懷當面交接，便徑自離去，彼此都留下許多不快。另一方面的困難，則是李亦懷栽培的溫行員工不能很好地協助他開展各項業務，令他越來越失望。可以想見，兩者相較，對李亦懷刺激尤深的，不是那些外來人員的干擾，而是他自己在溫州白手起家、多年精心培養的下屬不能與他同心同德，全力推進事業。

從日記之始，王憲榮便是李亦懷最親密、最信任的下屬。1935年9月，瑞安辦事處新成立時，李亦懷向總行推薦王憲榮升任瑞處會計員，并在其他多人加薪、王憲榮未能加薪之時，專門寫信給徐總經理幫忙詢問。當總經理復信表示待下屆考勤再考慮加薪時，李亦懷便立即將此意告訴王憲榮，同時“勉以努力干去，明年或可冀多增，以補本年之失。”愛護鼓勵之意，溢于言表。1936年11月，王憲榮調回溫行服務，加晉一級，負責辦理稽核及外出視察工作。1938年7月，《溫州日報》要找一名兼職會計主任，月津貼十元。李亦懷馬上將王憲榮推薦給報館，每晚工作兩小時，以增其收入與閱歷。8月，當李亦懷前往松陽和遂昌兩地主持辦事處開業儀式時，令王憲榮隨行。1941年2月，王憲榮被提拔為溫行襄理。至此，其職業生涯已達到一個較高的平臺。王憲榮的文化程度不高，在六七年間從一名普通行員成長為襄理，每一步都離不開李亦懷的提攜支持。

工作之外的諸多交往，似乎更能體現李亦懷對王憲榮的信任與關心。如1934年，李亦懷幫助王憲榮的弟弟找工作。1936年6月，李亦懷到王家祝賀王憲榮母親生日，7月又為王憲榮過生日。1938年1月兩家一起吃春節團年飯。這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的第一個春節，他們談論了上海及附近地區的戰亂。5月，李家與王家家眷一起前往松陽避難。11月，當李亦懷不滿于長子傚慈在學校的倔強表現，欲讓學校將其開除時，王憲榮力勸李亦懷不要因一時生氣而反應過度，先觀察忍耐一段時間。平時李亦懷與行中同人飲宴，不管規模大小，幾乎每次都少不了王憲榮。凡此種種，均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兩人之間的親密關系。

不過，就在王憲榮擔任溫行襄理之后不久，在溫州第一次淪陷的撤退過程中，王憲榮和其他同事的行為可以說給李亦懷上了難忘的一課。其時，李亦懷帶著行中同人和家眷分坐幾艘船緊急撤離溫州，沿甌江上行，擬往麗水、松陽。行至中途，王憲榮等行中四位骨干從后面的船上遞來名片，表示有要事面陳。李亦懷以為在此逃難途中出現緊急之事，便立即掉回頭下行，遇到四人所坐之船。王憲榮和王書之提出：現在溫行撤往麗水，恐被裁撤，而家鄉已淪陷，此后生活將無以維持，請李亦懷設法救濟。王書之1936年9月入行，長期負責樂清辦事處工作，1940年初調回溫行負責信托處，頗受重用。1941年初李亦懷向總行推薦的三位襄理人選，包括王書之。

可以說，王憲榮、王書之是最受李亦懷器重的下屬，可稱左膀右臂。在逃難緊要關頭提出上述要求，令他“勃然大怒”。李亦懷當即表示，這樣的事情怎能在撤退途中商議？如果兩人要回溫州家鄉，可馬上辭職；如果還要在行中繼續工作，只能到麗水后再商議應變之策。但兩人依然不依不饒，要求李亦懷給予保障。李亦懷問他們究竟想如何保障時，兩人表示要截留一部分溫行庫存，不交總行。李亦懷嚴厲責問：是否準備搶劫庫存？如果是，快快動手。此時，兩人可能被李亦懷的氣勢所震懾，語氣、神情有所緩和。李亦懷進而表示：如果總行一定要裁人，他會盡力力爭。如結果不滿意，他首先離職，決不坐視大家無飯吃而自己一人有飯吃。

王書之聽到李亦懷的表示后，不再說話。王憲榮則繼續提出，自己購買過價值7000元的黑靚元，希望可以入賬。李亦懷很詫異，因此前并未聽聞此事，料定是王憲榮挪用公款購買黑靚元，以圖漲價后拋出。李亦懷不禁感嘆：“嗚呼，不料予數年來所期望于同人者，所以精神訓練于同人者，在患難中竟完全暴露，毫無成績。不特毫無成績，且渠等所表現者，人格皆已全失，直等于土匪行為。”“人格全失”“土匪行為”等，體現了李亦懷對行內骨干的極度失望。患難中，把“善”與“惡”都放大了。之后若干天，王憲榮又兩次說到黑靚元之事，還提出辭職。李亦懷誠心誠意地加以解釋，自覺對于王憲榮的訓練，所花心血“雖手足間亦不過如是”，以后只能讓他自磨自勵成為有用之才。其中蘊含的深深失望與寬宥期待，恐怕只有李亦懷自己體會至深。

因此次溫州淪陷僅十余天，李亦懷很快帶領行員回溫復業，故王憲榮等擔心的遣散之事，不復存在。王書之于回溫后不久便提出辭職，前往重慶工作。關于他離職的具體原因，日記并未涉及，或與其經歷溫州淪陷之危險，盼前往更為安全的重慶有關，或與甌江上的這場尖銳對峙有關，還可能與溫州淪陷前夕王味芄也被提拔為襄理、自己再一次落選有關。此后兩年，王憲榮依然擔任溫行襄理，不過與李亦懷的關系不再那么融洽和親密。李亦懷在日記中提及其做事漫不經心、不聽指揮、因人情原因不按時催收銀行貸款，負面信息較多。1943年6月，王憲榮辭職離行。后來他進入中國實業銀行擔任營業科主任，李亦懷為之介紹，說明兩人關系并未鬧至很不愉快。

王書之離職后，總行即派來楊守尹任溫行襄理，令李亦懷在業務和人事上倍感掣肘。加上李亦懷和王憲榮之間的裂痕難以修復，1942年初王味芄調往總行，原本相對團結有序的溫行，人事問題愈來愈復雜。

概而言之，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因溫州暫時沒有淪陷，浙江地方銀行及時調整業務方向，溫州分行在經理李亦懷的帶領下，業務蒸蒸日上。但是，隨著1941年4月溫州第一次淪陷，總經理徐恩培在轟炸中罹難，李亦懷的三名得力下屬王憲榮、王味芄、王書之，或不睦，或調走，或離行，加上后來溫州又第二次、第三次淪陷，李亦懷的處境和溫行的業務發展愈發艱難。浙江地方銀行在抗戰勝利后內部摩擦不斷，國民黨省黨部又想插足，導致局面每況愈下。李亦懷被迫于1946年離開溫行，結束15年的事業，1947年初離開溫州。在溫州的15年曲折經歷、榮辱得失，李亦懷也從躊躇滿志的青年慢慢變成嘗盡世間冷暖的中年人，待回首，此生最重要的事業便在溫行。這也反映了戰時事業與生活的復雜，當危機與變故來臨時，需要個人去應對、克服、調整，再重新建立局面，平順中蘊藏危機，動蕩中又孕育坦蕩。

四、戰爭中生命的寬度

國難深重、家庭變故、事業危機，似乎要將人逼到絕境。何以解憂？何以度過？對李亦懷而言，他大抵能經得起戰時的各種風吹雨打，原因有多種。首先，李亦懷熱愛收藏書畫古董，常常捧著祖上的日記、詩文閱讀，以此平復不寧的心緒。即使當戰時各種藏品丟失損毀后，他也相對能坦然處之。其次，他熱愛大自然，周末常常郊游，或去公園散步。全民族抗戰爆發前浙江地方銀行在各地輪流開年會時，他乘便游覽名勝古跡，在日記中留下詳細記載，堪稱一篇篇精彩的游記。特別是戰時因公路破壞，經常乘小舟或步行出差，不管是到位于麗水的總行所在地（戰爭后期是龍游）報告業務，還是到溫行管轄的泰順等內地山區視察工作，路上往往要幾天時間。雖說效率很低，若能苦中作樂，權當飽覽沿途風光，也算是踏遍了浙東南的山山水水。再次，或許因妻子去世，以及第二次溫州淪陷時避難溫州南郊仙巖的伏虎寺，李亦懷對佛教越來越有興趣。平時他經常閱讀印光法師的多部著作，以及佛教刊物《弘化月刊》等，讀后“心中甚靜”或“心中為之靜朗”。

另外，李亦懷長期擔任溫行經理，因業務需要，常和溫州政界、商界、企業界、金融界人士酬應往來。在聚會飲宴中，他也慢慢結交了一些聲氣相投的朋友，如中央銀行溫州分行經理徐久華，企業家吳百亨、王小同，金石篆刻家葉顯堯等。還有親戚唐醉石等戰時也在溫州居住，少不了互相在家中請客、暢談。每當有重要決策或遇到麻煩時，李亦懷也常與朋友商討。

李亦懷有六個子女，對子女們的教育訓導，是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凡是適合帶上孩子的郊游，一般不會讓孩子缺席；孩子們在學校寄宿時，他常常給他們寫信、寄錢，對學習、修身有所告誡；待孩子長大后，他將家中經濟情況、家庭關系如實相告，教育孩子養成節約習慣，為家庭分憂。當1947年日記結束時，三個大孩子已經成年，均畢業于溫州中學，又接受了大學教育，在戰亂環境中殊為不易。

正是在親友往來關愛，寄情山水、書畫與佛教典籍，教育子女的事務中，雖逢戰時離亂、事業挫折，李亦懷還是活出了生命的寬度，相對從容地應對一個個挑戰，度過逆境，可謂關關難過關關過。在他身上，有傳統士人的底色，如憂國憂民、熱愛收藏、講究禮儀、喜歡交游、課子甚嚴等，也有現代銀行職業經理人的特點，工作負責、講求效率、有經濟頭腦，這也是近代歷史在變化與演進過程中投射到個人身上的呈現。更重要的是，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背景下，他是一名有良知、有堅守的中國人。1938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戰爆發一周年時，溫州舉行悼念陣亡將士的紀念活動，晚上2萬人參加火炬游行，李亦懷帶領銀行全體員工參加。他認為未去參加的兩位下屬“自甘暴棄，殊可痛恨”，顯示了拳拳愛國心。

李亦懷日記中的每個人，也即戰爭年代的生命個體，各自面臨不同的遭際，多數人生存空間愈來愈逼仄，失去、變動、危險是常態，有的人進退失據，有的人苦苦支撐，還有的人冷靜從容，當然，更多的人在不同情形下于這幾種狀態中轉換、調整。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共同組成了戰時社會、戰時中國的多元圖景。在全民族抗戰中，普通人的個體生命是整個社會最根本的元氣之所在。對于抗戰時期的中國而言，國家政治與普通人的個人生命是一體兩面，密不可分。因為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事實上全息式地承載著整個社會的生命歷程，所以當我們探求戰時中國社會的整體面貌時，可行的路徑是深入感悟個人的生命狀態。關注這一時期普通人以生活與工作為中心的生命史，正是展現了抗戰史研究的整體視野。

面對民族危機、戰亂變故和命運流轉，普通人在家庭、職業、社會交往以及個人的內外兼修多重關系中不斷調整，盡量保持平衡、堅守底線，可以說這是文化與文明延續傳承的重要因素。從這個層面說，抗戰歷史被賦予了更悠遠的縱深。在災難不可避免之時，當逆境擺在眼前那刻，給人力量、撫慰人心的東西最可寶貴，那必定是經過長久歷史積淀的精華。也正是在抗戰最艱難困苦的歲月里，中國人的堅強與忍耐，中國人不當亡國奴的信仰，再一次淬煉升華。中華文明在應時處變中不斷發展，生生不息。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