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權力的黃昏：當“自治”敲響收費的門——和平小屋收費事件

一塊被碾壞的地板邊角，一張來自歷史的照片，一筆每月八百元“無據”的收費，在成都紫薇名居小區，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物，共同拼湊出一幅基層治理的復雜圖景。

社區書記被停職，“自管小組”被責令整改——隨著官方通報的發布，喧囂一時的“和平小屋”事件看似塵埃落定。

然而，事件的句號，未必是問題的終點。

當網上輿論將此視為“保護費”的現代變種時，我們有必要穿過情緒的迷霧，審視那個更為根本的追問：一個依據規定、由居民推選產生的“居民自治管理小組”，是如何從服務的軌道偏離，敲響了收費的門？

一、漩渦中心

根據官方通報，這個自管小組的核心問題在于：它組織居民制定了小區居民公約，但公約中，恰恰未對公共資金收支進行任何約定。

那每月八百元的“占用公區費”，因此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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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耐人尋味的細節，發生在沖突之后。11月12日晚，社區書記李某某在家中吃飯并飲酒后，再次前往“和平小屋”提出道歉，這一不妥當的行為，最終讓其被停職調查。

“規矩不大，脾氣不小；權力不多，動靜不小。”基層治理的某些荒誕性，往往就藏在這些看似不合時宜的細節里。

而事件的真正漩渦中心，是那間由法國友人馬庫斯參與創辦的“和平小屋”。它本欲靜靜展示記錄日軍侵華罪證的歷史照片，卻意外卷入了當下最現實的基層權力迷思。

歷史與現實的交錯，為這場普通的社區糾紛，涂上了一層復雜的道德釉彩。

二、沉默的暗流

事件引發熱議后，暗流開始涌動。有其他商戶的聲音浮現，講述著與“和平小屋”相似的經歷——那個自管小組，也曾以各種名目前來，提出收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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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之后，生活便多了一些難以取證的不便與困擾。

這些故事，因其“缺乏明確證據”而難以被記錄在案，卻如同海面下的冰山，成為商戶間心照不宣的“秘密”。它們共同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猜想：“和平小屋”或許并非孤例，而是一種行為模式的偶然暴露。

當個體的遭遇因證據鏈的微小瑕疵而無法被“認證”時，我們是否還有另一套感官，去感知那些真實存在的結構性壓力？

三、調解的困境

從10月25日至11月11日，轄區公安機關共接到涉“和平小屋”報警4次。警方及時出警，調查，但結論是“未發現故意損害財物、擾亂秩序等違法犯罪行為”。

于是，事件被認定為民事糾紛，導向了“調解”。

“調解”固然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手段，但它是否成了一個無所不裝的筐？當一種行為模式反復出現，甚至形成一種潛在的“慣例”時，執法者是否還應滿足于做個“和事佬”？

警方或許有其專業考量與程序困境，但公眾的直覺同樣敏銳：并非所有事情都適合調解。在原則與底線上，法律應當留下清晰而非模糊的劃界。對于明顯“無依據”的收費行為，啟動調查程序本身，就是一次最有力的普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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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迷思的根源

這一切，最終都指向那個核心困境：行政與自治的邊界究竟在哪里？

2025年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了居民委員會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屬性。法律的初衷，是激發基層活力，實現“共治共享”。

然而，在現實中，當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因管理幅度過寬、行政任務過重而無暇深入每個院落時，居民自治小組的誕生，往往就成了一種“壓力轉移”和“功能補位”。

問題的核心在于，這種“轉移”常常異化為“甩鍋”。上級給予了名義，卻未同步劃清邊界、提供監督。于是，一些自治小組便從居民權益的“服務者”，悄然異化為小區事務的“管理者”，甚至將微小的權力，運用于創造性的“收費”上。

五、讓權力回歸制度的籠子

我們需要的，從來不是對個人的簡單指責，而是對制度的深刻反思。

基層治理的現代化，不在于設立多少機構，而在于能否為每一個微小的組織立規矩、劃紅線，建立透明的運作與監督機制。

讓“自治”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讓每一分“微權力”都能被關進制度的籠子，在陽光下接受審視。

這不僅是解決一次糾紛，更是重建一份信任。它關乎的，不僅是一座城市的形象，更是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否確鑿地感受到——公平近在咫尺，尊嚴未被冒犯。

注：事件來源于網絡公開新聞，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附：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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