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李強建議中央收購黃金，周總理批示：請李先念同志多支持

1969年2月初，北京西長安街的北樓里燈火未熄，財政組剛做完當天的匯總，外匯數字讓人皺眉：可動用的美元只剩不到二千萬。就在這時，一份只有兩百多字的紙條被送到總理辦公室，落款李強。紙條的核心很簡單——“把手里能動用的外匯，盡快換成黃金”。

彼時外界正被“倫敦金池”風聲吸引。美國對外收支失衡，黃金一次次被擠兌，歐洲各國搶兌美元的動作愈發頻繁。國內專家普遍擔心，現有外匯應該留作急需物資采購，貿然囤金似乎太奢侈。可李強卻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他在報告里只寫了一行依據：“美元已現疲態，黃金將成下一階段最穩資產。”

周恩來拿到紙條后沒有急著簽字，而是把金融組、外貿部、人民銀行的幾位負責人叫到小會議室，討論持續到凌晨。會上，有人提出顧慮：“我們外匯少得可憐，買進黃金就像‘鎖柜子丟鑰匙’。”周恩來擺擺手：“要的是先保值再見效，李強思路值得推敲，數據再算一遍。”三個小時后，計算尺、算盤聲交錯，模型推演顯示：若美元繼續貶值，兩年內黃金價格抬升三成以上則完全可能。

天微亮時，周恩來在紙條下寫下批示：“請李先念同志多支持，要多少錢都可以給。”短短一句，拍板力度驚人。隨后，外貿部、人民銀行迅速分工，先從香港市場小批試水，再轉向倫敦、蘇黎世，分散買入，避免驚動國際投機資本。為了保密，操作口徑被定義為“戰略物資采購”，連內線上報的文件都不提“黃金”二字。

李強為何敢在最困難的時刻“豪賭”黃金？答案要回溯到他三十年代的無線電歲月。那個階段，他在上海地下交通科負責聯絡蘇區，經常需要用匯率差價置換設備。反復算賬的訓練，讓他對貨幣波動極其敏感。到五十年代后期，他長期分管對蘇貿易，見證了盧布外匯券的起落，更深刻體會到“信用”兩個字遠比紙幣耐久。于是，當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價出現裂縫時，他幾乎本能地嗅到了機會。

有意思的是，在正式大規模購金前，李強還做了個小實驗。他讓香港華潤公司以極低溢價收購兩百多公斤金條，靜靜放了三個月。等再次估價時，金價已先行上漲近10%，這份內部曲線圖被擺到國務院常務會上，成了最有說服力的“試驗田”。

采購黃金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為了繞開美歐對人民幣的限制，交易必須以第三國貨幣結算，通道要多、批次要碎。例如同一天上午在蘇黎世敲定兩百公斤，下午再轉到巴魯巴沖抵一百公斤。一位瑞士中間人摸不清底細，小聲嘀咕：“這些東方人到底要干什么？”隨行的談判員只是笑：“冬天來了，誰不想多蓋條被子。”

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暫停美元兌金，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瓦解。信息傳來，李先念拍案而起：“總算等到這一天！”此時我國賬面上的黃金儲備已增加到二百余噸，平均進價遠低于新市場價，浮盈極為可觀。財政部隨后測算：若按當時國際金價計算，賬面增值超過三十六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國出口總額。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遇見李強，抑制不住喜悅：“這回真是花小錢辦大事！”

黃金戰役成功后，李強在外貿系統的威信直線上升，但他并未就此止步。1973年春，他又盯上了白砂糖與化肥的期貨價差。當時倫敦糖價暴漲，國內計劃進口四十多萬噸，成本十分驚人。李強提前在香港放出“倒貨”風聲，引得國際炒家急拋現貨，糖價瞬間跳水。等價位探底時，他命令國貿司集中買入，同時調整化肥出口，順利完成國家既定配額，還凈賺一大筆外匯。這套“聲東擊西”的操作，至今仍被商務系統當作經典案例講解。

外貿是門細致活，容不得半點浪漫。李強在會議上曾提醒年輕干部：“我們做的每一筆單子，背后站著的是老百姓的口糧和工業線，別忘了。”他要求報表數字精確到小數點后一位，聽完匯報還要親自掏出計算尺核對。有助手感慨：“老部長的謹慎，就像打無線電密碼，差一位都不行。”

1978年以后，國家決定適度利用外資。李強率先提出“可口可樂可以試點”，理由很樸素：現代消費工業鏈能帶動玻璃瓶、糖漿、運輸、廣告等一整串產業。反對聲鋪天蓋地，有人甚至質問“碳酸飲料有什么戰略意義”。李強淡淡回了一句：“不是所有戰場都在前線，有時市場也是陣地。”三年后，可口可樂在北京投產，配套的包裝設備、冷鏈車間隨之而來，間接帶動了國內多條輕工生產線升級。

回到1969年那張薄薄的紙條，它的分量遠超字數本身。李強用一次精準判斷，為國家兜住了外匯風險，也為后來更大膽的開放贏得了底氣。歲月走遠，檔案里的批示依舊墨跡清晰：“要多少錢都可以給。”短短九個字，見證了非常時期的決斷，也映照了一位技術出身的“經濟奇兵”對大局的敏銳與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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