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潞：“文革”后故宮舉辦的第一個展覽

景山俯瞰故宮

文 | 劉潞

刊登于《隨筆》2025年第5期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國發生了一件震動全世界的大事——在“文革”中興風作浪達十年之久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被捕了。我清楚地記得，十月六日那天很晚，可能十點多，我家街門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本來我想去開門，卻見父親從他住的南屋直奔街門，開門后進來的是跟父親關系很好的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伯伯，二人一同去了南屋。王伯伯什么時候走的我不知道，至少到我十二點睡下時南屋的燈還亮著。

第二天一早，見很少早起的父親已經在小院里做操了。我問：“爸爸，你今天怎么起這么早？”他笑笑并不直接回答我，反說：“你今天去了故宮要多觀察。”“觀察什么？”他不再說了。上班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觀察什么呢？難道跟昨天王伯伯夜訪有關？他們談了那么久，一定是在談什么重要的大事。會是什么大事呢？我突然想起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不久后的一天，天氣還挺熱，我們在院里南房陰涼處用小桌子吃午飯，父親忽然若有所思地說：“會發生大事啊！”我問：“什么大事？”母親瞪了我一眼，我不再問了。當時《人民日報》正在宣傳“按既定方針辦”，那還能有什么“大事”會發生？很快我就把父親的話忘了。難道王伯伯夜訪是真的與發生了“大事”有關？

不過兩天，“四人幫”被抓的“大事”就傳開了。開始大家在辦公室里還是私下說，后來各辦公室的人就開始串門議論。

過了大概一個月，就在上級正式傳達了打倒“四人幫”后某天，組里開會，負責陳列的副組長李久芳說，院里決定要辦一個“慈禧罪行展”，需要各組抽人參加。咱們組要抽兩位，一位是汪革，一位是劉潞。我當然很高興，但也很吃驚，不知為何讓我這個入職才不過半年的新人去參加全院的展覽。這樣，我在這年冬天參加了故宮在“文革”結束后舉辦的第一個展覽——“禍國殃民的葉赫那拉氏罪行展”，當時人們都稱“慈展”。

慈禧晚年照片，此時她年近70歲

第二天， 我按照李久芳的交代，來到院長辦公室西側的“慈展”臨時辦公室，見屋里已來了不少從各組抽調來參加展覽的人員。楊伯達站在沙發旁。他當時是業務部副主任，負責全院所有的陳列展覽。但我進故宮后，一直沒有跟他接觸過。他身材高大，面容飽滿，猛一看，很有幾分中年毛澤東的樣子。后來得知，他也曾是我父母工作過的北方大學的學生，新中國成立后進入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史系，一九五六年調入故宮。會上楊伯達講了挺長一段話，現在也想不起來了，不外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展覽，大家要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投入等。但有幾句跟我相關的話，一直記憶猶新：“劉潞，你爸爸在近代史所。這個展覽我們想從近代史所請位學者來當顧問，你回家問問。”我自然把領導的意見轉達給了父親。

沒過兩天，我到“慈展”辦公室上班時，見到近代史所榮孟源伯伯。原來他就是所里派來給這個展覽當顧問的。這天開了全組大會，聽榮伯伯講慈禧的一生。慈禧我當然是知道的，歷史課本中都講過，而對她的感性認識，是從小學起留下的。那時差不多每年父母都要帶我們去頤和園春游，仁壽殿、大戲樓、石舫，哪一處都離不開“西太后”，有次還帶我去了當時正在頤和園休養的吳晗先生住處。“文革”中，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西太后”幾乎家喻戶曉。坦率地說，直到此時，我對慈禧的了解也僅僅就停留在她垂簾聽政，扼殺戊戌變法、鎮壓義和團起義上。榮伯伯這天講的慈禧，有幾處我從來不知，一是說清朝進入近代以后，不僅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且皇室子弟的體魄也極度衰弱，就咸豐生了一個兒子，同治、光緒都生不出孩子來。二是他講的“辛酉政變”“贊襄八大臣”等，我聞所未聞。當時榮伯伯說，我們要找找圖書館有沒有《祺祥歷書》，這個如能展出，對那拉氏發動辛酉政變一事很有說服力。

1983年電影《垂簾聽政》劇照

就在榮伯伯給大家開過會后沒幾天，楊伯達就向大家公布了這個展覽大綱：展覽共分為六部分，第一部分“序幕”，介紹慈禧的身世，和她一八三五年出生后所處的兩次鴉片戰爭與不斷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時代。

第二部分“那拉氏是個權欲狂”。主要講她如何通過發動辛酉政變，如何策劃兩度垂簾聽政，如何謀害東太后慈安，如何扼殺百日維新，再度訓政等。

第三部分“那拉氏是個賣國賊”。主要講她當政期間如何推行賣國主義路線，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求總是屈辱求和，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她的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就是她盡力討好帝國主義的體現。

第四部分“那拉氏是個劊子手”。主要講在她統治下，國家衰亡，民不聊生，全國各地的反抗斗爭風起云涌。她勾結帝國主義，殘酷鎮壓了太平天國、捻軍、義和團等農民起義。

第五部分“那拉氏是個吸血鬼”。主要通過院藏文物來反映她窮奢極欲的奢華生活。

第六部分“歷史的車輪不能逆轉”。主要講清末中國處于被各列強瓜分的前夜，百姓困苦不堪，難以生存。終于爆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為寫這段回憶，我特別查了院檔案室的“禍國殃民的葉赫那拉氏罪行展”檔案（下稱“慈展檔”）。要辦這個展覽，是院黨委常委會決定的，并留下會議紀要。摘抄如下：

······會議開始，彭炎同志向大家介紹這個展覽是根據業務部的建議，常委幾個同志初步交換意見，覺得當前能辦好這個展覽。通過歷史的鏡子，配合現實階級斗爭很有意義。今天請大家來研究，是否需要辦？怎么辦？突出什么問題？接著楊伯達同志和其他與會同志都談了他們對舉辦這個展覽的一些想法和意見。

會議一致同意舉辦慈禧罪行展覽。認為這個展覽能密切配合當前政治運動，有現實階級斗爭教育意義。通過文物、文獻檔案、照片等資料，揭發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體現“古為今用”的方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個展覽需要辦，應作為一項政治任務，突擊完成。在院黨委領導下，組織一個強有力的班子，爭取元旦完成。

關于展覽的內容、地點、組織領導等問題，也進行了研究。

展覽內容：主要從政治路線上揭露批判慈禧對外賣國投降，對內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耍陰謀詭計，搞宮廷政變，大量揮霍國家資財，生活奢侈腐化，其惡果已把國家弄成非常悲慘的情景，使中國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因此，展覽的內容，從政治上抓幾個例子，突出重點，不是搞慈禧整個歷史展，對于歷史上有爭論和枝節的問題，不予糾纏。

手法上，采取對比的方法，使人看了展覽，恨慈禧，更恨“四人幫”，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華主席。決心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從這份會議紀要看，讓我參加“慈展”，是讓我做辦公室工作：上傳下達、會議記錄等。但印象中似乎無人跟我明確這份工作，倒是將我分配給李知宴當助手，做展覽的第二部分“那拉氏是個權欲狂”的資料搜集工作。李知宴當時是陶瓷組青年業務骨干，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那時進故宮已十余年了。他是四川人，身材矮小，口才極好，人稱“業務部第一口條”。我成為他助手后，聽他抱怨：“辦‘慈展’找我來干什么？這本來是徐啟憲的事！”見我困惑，他便解釋了一番。我才明白，業務部各業務組管的展覽各不相同。陶瓷、工藝、書畫、金石各組，只做自己所管文物的展覽，故宮的陶瓷館由陶瓷組負責，工藝館由工藝組負責，繪畫館由書畫組負責等。而屬于歷史原狀部分的陳列，如西路各宮殿，特別是西太后住的儲秀宮，則屬于宮廷組管。徐啟憲是當時故宮僅有的三個研究生之一。在李知宴眼里，辦慈禧展，當然非徐啟憲莫屬。但是，既然領導指派了，我只好趕鴨子上架吧！

李知宴讓我先去圖書館借有關西太后的書。我按吩咐辦了。圖書館早已根據黨委常委會的要求，提前準備好了館里收藏的有關慈禧的書，我借到了英國《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濮蘭德和英國漢學家白克豪斯著的《慈禧外記》。在沒交給李知宴之前，連夜突擊看了這本多達二十八章的西洋人寫的“慈禧傳”。辛酉政變、兩次垂簾聽政、戊戌政變等，在我腦中變得形象具體了，但有兩處，令我相當震驚，一是“吳可讀尸諫”，二是西太后與實為男寵的太監的感情關系。“吳可讀尸諫”與我們做的“權欲狂”部分相關，慈禧的感情不涉及。

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紀》，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李知宴說，做展覽，必須解決相關文物問題。他要我去找文物。那時我尚是名“故宮小白”，上哪兒去找文物呀！好在參與“慈展”的諸同仁每天早晨都要到臨時辦公室聚集。我在同仁聚集時提出了這個大難題。副院長單士元和明清檔案部的朱金甫都說，“權欲狂”這部分更多的可能要靠檔案說話，讓我去明清檔案部找檔案。朱金甫儀表堂堂，是明清檔案專家，那時從山東大學歷史系進入明清檔案部也十多年了。他說一口好聽的江蘇普通話，語速和清晰鮮明的表達方式，絲毫不讓李知宴。知道我是個“小白”，便給我列單子，讓我去明清檔案部看檔案。

明清檔案部在與西華門并排的幾座仿古式大樓里。據說，一九七四年北京飯店擴建新樓后，登高便可將紫禁城和中南海盡收眼底。為了加強中南海的保密，于一九七五年在西華門兩側共建了五座高樓，明清檔案部占據了其中三座。人們戲稱其為“屏風樓”。我到了明清檔案部，那里的同志根據院里的通知和朱金甫開列的單子，很快就給我提調出咸豐十一年奕臨終前確立顧命八大臣的上諭。我看到的，是用高麗紙抄寫并用高麗紙捻成紙捻，裝訂成的《上諭檔》簿冊，封面寫“上諭檔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為了解此事，前不久我又咨詢了朱金甫先生。他說，“上諭”是由內閣或軍機處發出，有皇帝朱批的在宣讀完要繳回，無朱批的則交被宣者。上諭在下發之前，都要由軍機處用高麗紙謄抄留檔。我看到的，正是軍機處謄抄留檔的上諭。

從“慈展檔”看，“權欲狂” 辛酉政變這節所用文物，“上諭”均為復印件，“奏折”和相關書籍為原件，但“密札”則是照片。“密札”在我印象中是鉛印的。作為“故宮小白”的我，當年完全不會理會為什么“密札”是鉛印的，只是感覺擺在陳列柜中與其他文物不和諧。這次我請教了朱金甫先生，他說，這應是榮孟源主編的《近代史資料》刊物提供的。于是，我又請當前《近代史資料》期刊編輯卞修躍先生幫我查一九七六年前此刊的目錄。結果一九七六年之前，此刊并無“密札”，反而是一九七八年《近代史資料》復刊后第一期刊登了《熱河密札》，并寫了一段很長的按：

這份資料原刊于《東方雜志》第九卷第一、二期，題名《清宮秘史》，署名高勞。高勞是編輯發表的人，不是寫信的人。據高勞說，涵芬樓近購得端肅遺事秘札一冊，皆當時值行在軍機者與北京當路之秘密書札凡十余通。札中多做隱語。非稔其事者，勿能詳焉。中一札則拉雜成文，用套格始得閱，蓋樞院通信之秘法。而奕勝保等定計以排除端肅跡，亦于此可見。此亦清宮之秘史也。擇其較有關系者，錄之如左。

看了這段按語，我才明了何以當年展出的“密札”是鉛字排印。從《近代史資料》一九七八年復刊后第一期即刊登了《熱河密札》這一時間節點看，應是一九七六年辦“慈展”時，榮伯伯讀了《東方雜志》相關內容而推薦。

為了讓籌展組進一步感受慈禧和江青的生活環境，院里聯系了頤和園管理處，組織籌展組全體成員去了趟頤和園。那時頤和園還因江青曾將其霸占為個人居住游覽之處，尚未對外開放。管理處一位女同志帶我們參觀空無一人的排云殿、聽鸝館、長廊和江青曾住過的養云齋，大家邊走邊議論：看來江青確實想像慈禧那般想當女皇啊！她到慈禧當年準備三度“垂簾”的頤和園來長住，可不是隨意之舉呀！否則，她要休養，為什么不去杭州劉莊、廣東從化那些中央領導人休養的地方呢？辦“慈展”對揭批“四人幫”太有益處了！一行中有人提起，此前傳說有位美國女記者維特克給江青寫的傳記名為《紅都女皇》。這讓大家更感到，慈禧與江青雖相差數十年，還真是有要當女皇的相通之處！

“慈展”第二部分“權欲狂”，不只是通過版面和柜內文物來反映，還有她政變成功后現場部分。慈禧在廢除了“祺祥”年號，改年號“同治”后，就開始與小皇帝載淳“同治”了，地點在雍正以后歷代清帝理政的養心殿東暖閣。就在“慈展”布展接近尾聲時一天的班前會上，徐啟憲說，到今天為止我們在庫房里也找不到慈禧垂簾聽政的簾子，那只有用庫房的明黃紗料找人做這個簾了。若無簾子，怎么能再現“垂簾”場景呀！

讓誰去做這個簾呢？那時“文革”剛結束，滿大街也找不到個裁縫鋪。看徐啟憲著急，我也著急了，且“急中生智”：“我婆婆在街道縫紉組工作，能讓她做嗎？她的技術可是挺高的。”徐啟憲認為這是雪中送炭，當即說：“一會兒我從庫房取了料子，量好尺寸，你就拿給你婆婆。”那時候，故宮保存的一部分綢緞和藥材，都屬“非文物”，劃歸“資料”類，各業務組為搬動文物，都備有用“資料”做的棉墊。我從徐啟憲手中拿過黃紗、圖樣和尺寸后，便直奔婆婆家，跟她如此這般說了一番，并說故宮要得急，希望能加個班云云。婆婆心靈手巧，繡花編織剪裁縫紉樣樣在行，且無論什么花樣，看過后她就能描繪下來。這么簡單的簾子，對她來說完全不在話下。她帶著我去了家旁邊的縫紉組，根據圖樣，在裁衣服的大案上把黃紗和黑緞給裁了，然后拿到縫紉機上，“突突突突”，很快縫制完畢，又拿到大案上來回熨了幾趟，一件漂亮的明黃“垂簾”就做好了。

二〇一六年養心殿大修，文物撤陳裝箱。主管副院長任萬平通知我到現場，說有件“公案”想了解，即當年布置垂簾聽政場景的情況。我講了當年做“垂簾”的故事。見有年輕同事眼中存疑，便說：“你們可以看看簾子上的針腳。”他們對簾子仔細辨識，驚喜地說：“真的哎！真是縫紉機軋的哎！”一件婆婆四十年前的作品，至此完成了歷史使命。以后養心殿修好復原時，不知是否還要恢復垂簾聽政場景，是否還會用婆婆的“作品”。

養心殿的養心門

“慈展”開幕前，先舉行了預展，請了各方面人士。近代史所來了好幾位，身為所領導的父親也來了。榮伯伯那天很活躍，不斷跟他的同事在位于乾清宮東西廡的展廳交談。看完后，由我帶著他們來到臨時休息室——麗景軒。那時是北京最冷的季節，從冰冷的展廳進到溫暖的麗景軒，他們十分放松，談興未減，邊喝熱茶邊交談。楊伯達也介入其中。不記得他們都說些什么了，總之是一致稱贊這個展覽辦得及時，辦得好，對揭批“四人幫”很有益處。我則在一旁端茶倒水，這次是真正履行辦公室秘書之職了。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慈展”正式開幕。據“慈展檔”記載，整個展覽，展出檔案、文物、圖片等共計一千零十八件。觀眾參觀的積極性是空前高漲，到二月底，觀眾達到四萬五千人次，平均每天達一萬三千人。這當然跟揭批“四人幫”運動有關，但也是那時大家的文化生活過于單調乏味的反映。趙樸初老先生在看過展覽后，還寫了首散曲登在《人民日報》上：

宮門騎馬帶伙計，四匹。紅旗車隊后跟隨，神氣。向來佩服武阿姨，皇帝。無奈乾陵還封在山溝里，可惜。且圖就近訪慈禧，有理。

“慈展”對揭批“四人幫”有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幾部影視作品產生影響應是肯定的。一部是一九八二年上演的電視連續劇《懿貴妃》，還有就是一九八三年上演的電影《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思想解禁，若要排演清宮戲，康熙、乾隆都可以成為主題，但編導們不約而同選擇了咸豐與慈禧逃至熱河，慈禧發動辛酉政變、垂簾聽政做主題，若完全未受“慈展”影響，那是說不過去的。

四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顧這個展覽，感覺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故宮舉辦這樣一個展覽，還是很難能可貴的。博物館的展覽一般分兩類，一類是單純的館藏器物性展覽，一類是主題性展覽。策劃什么主題，會受兩個因素制約，一是藏品，二是社會需求。從這兩個因素看，“慈展”不是影射史學，內容設計與展出的文物都與客觀事實相符；令今人感到有遺憾之處，就是展覽的題目政治色彩太濃重了，如果是“慈禧垂簾聽政四十八年”或許會好些。無論如何，這個展覽在故宮博物院的陳列史上，應留下它應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