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易》書中明確提及的動物類(核心統計)
《周易》卦辭、爻辭及《說卦傳》中,明確提及且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動物類共11種,核心為:龍、馬、牛、虎、豹、鹿、豕(豬)、雉(野雞)、魚、龜、蛇,均是上古社會與人類生存、信仰深度綁定的物種,無泛泛記載的冷門動物。
二、《周易》動物象征與上古時代的文明密碼,論《周易》動物意象背后的上古生存邏輯與文明萌芽
上古時代,人類匍匐于自然法則之下,生存與信仰交織成文明的原初形態。《周易》作為上古智慧的結晶,其記載的11種動物并非偶然羅列,而是鐫刻著上古人類的生產實踐、圖騰崇拜與社會秩序構建邏輯,成為解碼那個遙遠時代的活態文本。
一、動物與上古生產實踐:生存需求的直接投射
上古文明的核心是“向自然索取生存資源”,《周易》中的動物意象精準對應了當時的生產方式。牛與馬是農耕文明的基石——《說卦傳》言“乾為馬,坤為牛”,乾主健動、坤主承載,恰如馬用于運輸、耕作的動力屬性,牛用于犁地、負重的穩定特質,二者共同支撐起上古農業的雛形。豕(豬)與雉(野雞)則是早期畜牧與狩獵的縮影,睽卦“見豕負涂”、鼎卦“雉膏不食”,既反映了家畜飼養的普及,也暗示了狩獵作為食物補充的重要性。而屯卦“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的爻辭,更直接還原了上古狩獵需依賴“虞人”(掌管山澤的官吏)的禮儀與規則,印證了狩獵已從盲目搜尋發展為有組織的生產活動。魚與鹿的記載則指向漁獵文明的殘留,中孚卦“豚魚吉”體現了魚類作為食物來源的普遍性,鹿的出現則關聯著山林資源的開發與利用。這些動物并非抽象符號,而是上古人類“靠天吃飯”的生存日常。
二、動物與上古圖騰崇拜:精神世界的秩序建構
上古人類對自然的敬畏,催生了以動物為核心的圖騰信仰,《周易》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龍”與“龜”。龍作為虛擬動物,融合了蛇的身、鹿的角、魚的鱗,本質是上古部落聯盟的圖騰整合——黃帝部落以蛇為圖騰,融合炎帝部落(牛圖騰)、東夷部落(鳥圖騰)等元素后,形成“龍”這一統一象征,《乾卦》“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的爻辭,正是上古部落聯盟從蟄伏到興盛的權力隱喻。龜則是占卜文化的核心載體,上古“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龜甲因長壽、耐潮的特性被視為通神之物,損卦“或益之十朋之龜”、益卦“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印證了龜甲在祭祀、決策中的神圣地位,而《周易》本身的占卜屬性,也與龜甲占卜的上古傳統一脈相承。此外,虎、豹的威猛被賦予“威懾”意義,革卦“鞏用黃牛之革”與頤卦“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既體現了皮革的實用價值,也暗合了上古人類以猛獸為圖騰、祈求武力庇護的心理。
三、動物與上古社會秩序:倫理觀念的初步萌芽
《周易》通過動物的特性,構建了上古社會的倫理與等級秩序。乾卦之馬象征“剛健進取”,對應君道、君子之德;坤卦之牛象征“厚德載物”,對應臣道、民眾之性,這種“馬—君”“牛—臣”的對應,正是上古宗法制等級秩序的雛形。蛇在噬嗑卦中“屨校滅趾”“屨校滅耳”的記載,以蛇的“陰毒”隱喻刑罰的懲戒功能,暗示上古社會已形成初步的行為規范;而“龍”的“群龍無首,吉”(乾卦用九),則折射出上古部落聯盟“去中心化、共推賢能”的權力生態,與后世君主專制截然不同。這些動物意象將自然屬性轉化為倫理準則,使“剛柔、尊卑、獎懲”等抽象概念具象化,為上古社會的穩定提供了精神支撐。
綜上,《周易》中的11種動物,是上古時代“生存—信仰—秩序”三重維度的集中投射。從牛、馬支撐的生產實踐,到龍、龜承載的圖騰信仰,再到馬、牛、蛇構建的倫理秩序,這些動物意象不僅記錄了上古人類與自然相處的智慧,更見證了中華文明從蒙昧到文明的最初跨越。《周易》之所以能成為“群經之首”,其根源正在于它以動物為媒介,封存了上古文明最本真的密碼,讓后世得以透過這些鮮活的意象,觸摸那個遙遠時代的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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