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年齡攀升至38歲，輔助生殖讓高齡女性獲得生育自由了嗎？

特約作者/于煥煥 黃琪越

記者/李琳

生育一直被認為是女性的一項重要職責。在探討生育水平降低的原因時，有一種簡單粗暴的解釋是，育齡女性，不想生了。

但女性并非一個同質化的群體。

《中國人口科學》近期的一篇研究顯示，中國育齡女性的生育模式整體上呈現來自適齡生育組（20- 29歲）貢獻率下降，晚育組（30-39歲）貢獻率上升的態勢。進一步地，適齡生育組生育率下降過多，而晚育組補償性生育不足，造成了整體生育率的持續下降。

簡單來說，就是年輕女性不想生，而大齡女性想生，但生不動了。

從生理因素上來看，35歲以后，女性的生育能力開始斷崖式下降，這是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過去幾年，在低生育潮里，輔助生殖主要是為這部分群體提供支持。2023年，國內幾家頭部生殖醫學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接受輔助生殖的女性年齡從過去的30歲出頭推遲到了35歲。今年，這一數字已經攀升到了38歲。

但38歲做試管的成功率，不到50%。

于是，我們會看到這樣的案例：有人從39歲開始接受輔助生殖，7年取卵26次，經歷2次胎停，4次宮腔鏡手術，才最終生下一個女兒；有人40歲移植雙胎，孩子長到3個多月時，因為肝臟負擔過重進了搶救室，不得不中止妊娠。

此外，在支持體系尚不完善的社會環境中，生育對許多女性而言，意味著需要承擔“母職懲罰”——包括職業發展受阻、收入潛力下降以及就業機會受限等風險，同時還要應對高昂的育兒成本。

但這些令年輕女性恐懼的因素，似乎已不再是高齡女性，特別是來到輔助生殖科的女人們的顧慮。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當一名女性成長到35歲后，她因職場地位、家庭支持、經濟能力的提升，擁有了完整的生育自由。

那么，現實真的如此嗎？我們與生殖科里的幾位高齡女性和醫生聊了聊。

命中注定，我只有一個孩子

（露露 44歲 個體經營者）

39歲那年，我8歲的兒子因車禍意外去世，我和老公捐獻了兒子的心臟、腎臟、肝臟和角膜。

孩子曾說想當醫生。救人，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送走他這一世后，我就去做了試管，兒子會回來找我，我得去接他呀。所以我每次去醫院都很開心，很幸福，也沒想過懷不上會怎樣。

移植胚胎的時候，性別不可以選，但可以選擇是單胎還是雙胎。我選了雙胎，但懷孕兩個月時候，生化了一個。

我其實沒什么感覺，就是情緒一上來會沖老公發脾氣，他總會包容我。

我們家是“女主外，男主內”，家務、育兒都是我老公包攬，我是家里的主心骨，他是我堅實的后盾。

懷孕快5個月的時候，我到當地醫院做產檢。醫生建議做無創DNA檢測，創傷小，準確率也高。但檢測前看單子時，醫生嘟囔了一句說，有一個胎兒生化了啊。我應著，也沒往心里去。

結果出來，懷疑腦癱。

但無創只是篩檢，要下診斷得做羊水穿刺。那時老公不在身邊，我就挺著大肚子一個人開車到上海的醫院。

檢測室門口的隊伍很長，要排很久，陌生的人群在四周。突然我就哇哇地哭起來，也不知道哭什么，反正就是哭，不認識的人安慰說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后來結果出來了，沒事，是生化掉的寶寶，影響了無創的結果。

我有時候也會想，如果羊穿結果也顯示是腦癱會發生什么呢？我得把7個月大、唯一的孩子拿掉，再重新做試管，重懷一次。那樣我可能要活不下去了吧。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想它，但腦袋不想，眼睛會哭。

哦，原來在檢測室門前，我是在哭這個。

還好，2021年11月13日，我兒子回來了。

懷孕期間不能打新冠疫苗。生完寶寶后，大概是2022年初，可能是我第一次感染新冠，拉肚子、發燒、凍得打顫、乏力，走兩步路就累，但做了咽拭子也是陰性。一個月后，相同的癥狀來襲，我的抗原檢測是陽性。后來，小寶感染了，我得照顧他，又感染了一次。

也不知道是因為新冠還是產后抑郁。從那以后，焦慮癥狀就徹底爆發了，心慌、手抖，坐立不安，胃不舒服，還有腦霧，腦袋就像戴了頂頭盔一樣，人變得傻傻的，做不了思考強度高的工作。

為了讓自己舒服一點，我開始吃中藥調理，學習傳統文化、做運動。去年下半年撐不住了，就吃了抗焦慮的藥。

5年，失獨、生子、新冠、焦慮癥，意外和疾病纏繞著，已經分不清誰是因，誰是果。

我自小要強，像雜草一樣堅韌，身體不好，也沒辦法出去做別的活，所以我就繼續學習投資股票。雖然這幾年已經虧了數百萬，但我想，接下來只要我努力把自己做到最好，心態上不急于求成，就總有盈利的一天。

原本，我跟生殖科醫生約好了，要再生一個。但疫情后，我吃了那么多藥，卵子質量沒有保障，身體不適合妊娠，經濟狀況也不適合養娃。

人生就是這樣無常。或許，命中注定，我只有一個孩子。

四次懷孕三次流產，我拿職業前途換來一個孩子
（萍萍 35歲 體制內工作）

決定做試管時，我爸媽特別擔心。爸爸問，我們可以接受你沒有后代，做試管的苦常人難以忍受，就一定要這么執著嗎？

我說，我覺得我可以，我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

試管嬰兒，是當時最好的選擇。在此之前我四年懷了三次，也流產了三次。

第一次流產，是懷孕8周左右，胎停，半夜進了急診，流了很多血，但年輕沒經驗，也沒意識到胎兒其實已經掉了，先是清宮，兩天后又做了人流。

流產對女性身體的損傷，自己其實可以感覺到。這次流產后，我的月經量明顯小了，子宮內膜受損變薄，再度懷孕時，它掛不住不斷長大的胚胎，8周時，又掉了。第三次堅持的時間長一些，13周多時，再度胎停流產。

那時我已經快34歲，身體不可能比年輕時更好，試錯的空間越來越少，所以，接下來的每一步都要謹慎。和丈夫討論過后，我們決定請一位保胎醫生。

但接下來的半年卻是我人生中最焦慮的時段。雖然醫生說萬事俱備，可以自懷了，但我的月經又不正常了，每次只有一天，這意味著卵泡不夠、雌激素分泌不足。我就去隔三差五地醫院打促排針，刺激卵泡生長。

打完針要監測AMH值，它是反映女性卵子庫存量的重要指標。我會在家用試劑盒自測，一天測四五次，注意力沒法轉移，然后隔幾天去醫院做B超，一測數值又不達標。

這就學生時代的考試一樣，按照老師的指示一周又一周地啃題，結果月考卷子發下來，次次不及格。我告訴自己，保持好的心情，才有好的激素水平，但就是沒辦法用平常心來面對結果。

后來，我決定不再折騰自己的身體，做試管嬰兒，至少先確保獲得一顆優質的受精卵。

作出決定后，如釋重負。高焦慮循環結束了。我跟單位報備減輕工作，專心備孕。

之前四年，我懷孕四次，流產三次，不僅錯過了這期間的每一次晉升機會，懷孕時每月收入只剩不到1000塊。生完孩子就被調到一個新的崗位，沒有母嬰室，也沒有哺乳假，就連給早產寶寶吸奶的權利都要現爭取。最后實在氣不過，我辭去了這份做了13年的體制內工作。

可以說，我幾乎是拿職業前途換了一個孩子。

懷孕第五周的時侯，孕反變得嚴重，我吃不下飯，暴瘦，而丈夫的工作三班倒，不能照料支持。沒辦法，我只能又找到爸媽。

我很要強，又自詡獨立，并不想勞煩父母，但成年人只有向爸媽提要求，才會像孩子一樣理直氣壯。我說，我知道自己很不孝，三十多歲了，還要回來哭著求你們照顧我和肚子里的寶寶，但實在沒辦法了，我自己處理不了。

關于要不要生孩子，我是這么想的，我長得還行，智商也不錯，生一個孩子，我一定可以養好他、教育好他。這世上有一個跟我血脈相連且十分相像的人，多有意思的事呀。

我很清楚，不論我有沒有丈夫、丈夫是誰，我的肚皮懷我自己的孩子。人來到這世上走一遭，光是每天上班下班玩手機，多無聊。

過程苦嗎？當然苦。但我不擰巴，我愿意為生養一個孩子克服所有困難。就因為我自己想要，所以什么都值得。

35歲，是女性生育能力的分水嶺

（劉穎 上海永遠幸婦科醫院生殖中心主治醫師）

在日常診療中，40歲以上前來就診的女性占總人數的四成以上。

隨著社會的發展，晚婚晚育已成為普遍趨勢。許多女性在事業穩定后，尤其是在35歲之后，才開始認真考慮生育計劃。

然而，有一個自然規律值得被更多人了解：隨著年齡增長，卵巢功能會逐漸減退，這一過程目前尚無法逆轉。

通常從35歲起，女性的自然生育能力開始呈現下降趨勢。卵巢儲備功能降低、卵子數量減少、質量下降，胚胎染色體異常率也隨之升高。特別是在38至40歲之后，這些變化更為明顯，表現為妊娠率下降、流產率上升——這些都是在大樣本人群中反復驗證后得出的客觀規律。

輔助生殖技術可以幫助部分患者提高妊娠成功率，但無法完全抵消年齡帶來的影響。卵子質量與胚胎染色體穩定性，是目前醫學仍難以通過技術手段徹底解決的問題。

面對生育幾率的下降，有時需要通過增加嘗試次數來提高成功可能。不少患者需經歷多次取卵來積攢胚胎，再通過反復移植提高著床機會，整個治療周期可能持續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長。

我曾遇到一對夫婦，女方從39歲到46歲的幾年間，經歷了21次取卵、16次移植，期間還遭遇2次胎停，并接受了4次宮腔鏡手術。來到我院后，又經過5次取卵、2次移植，終于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兒。

輔助生殖需要打針促排、取卵、移植，身體的不適尚可承受，真正讓人煎熬的是心理上的“未知”。尤其是在移植后的兩周等待期，任何細微的身體變化都會被放大，帶來諸多揣測與擔憂。對于經歷過多次失敗的患者而言，心理壓力往往遠超生理負擔。

臨床上，也有極少數如49歲通過自體卵成功妊娠的案例，但這屬于非常特殊的情況。公眾需要對生育概率有科學的認知。

科普“適齡生育”的目的并非制造焦慮，而是希望公眾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礎上，做出自主、理性的生育決策。

在臨床中，也有一些暫時沒有婚育計劃的年輕女性，會提出凍卵以保留生育可能的需求。需要說明的是，2021年國家衛健委在回復相關提案時明確指出：“目前，以延遲生育為目的，為單身女性凍卵，不符合我國法律法規有關規定。”在中國大陸，使用包括取卵在內的輔助生殖技術，前提是已婚且具備明確的不孕不育醫學指征。

醫學不能替代個人選擇，但可以提供科學的方向，幫助每個人在充分理解事實的基礎上，有能力為自己的未來做出負責任的決定。

真正的“自主”，來自于對身體的了解與主動管理，而不是被動面對結果。

成功率不再是試管嬰兒的唯一目標

（滕曉明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輔助生殖醫學科主任）

二十幾年前，我們醫院每年完成幾百個取卵周期，患者平均年齡在三十一二歲。患者年輕居多，臨床妊娠率也高。

近幾年，明顯感覺來就診的高齡患者越來越多，我們醫院目前每年完成六七千個取卵周期，對應患者的平均年齡超過了35歲。

35歲以上在產科就是高齡孕婦，妊娠并發癥增多。高齡、慢性病、有時候還是雙胎，這些因素集中在一位孕婦身上，對產科來說，會是巨大的壓力。

生殖科高齡患者的成功率越高，產科要處理的情況就越棘手。而且，如果在生殖醫學科試管嬰兒治療沒有成功懷孕，患者也能接受結果。但若是在產科分娩不順，容易發生不滿。

理論上，移植兩個或更多胚胎，會提高一定的成功率，但是風險也明顯增高。高齡孕婦并發癥本來就多，再加上雙胎的原因，風險可想而知。

曾有位患者，40歲左右，有肝炎病史，孕前肝功能檢測正常，移植2枚胚胎雙胎妊娠。隨著胎兒的長大，她的肝臟負擔越來越重，出現了肝功能的衰竭，后來轉到傳染病中心搶救，最后只能終止妊娠，那時已懷孕3個多月了。

對醫生來說，這樣的慘劇，這輩子都不想看到第二次。但是極端的時候，報道中甚至出現過“八胞胎”的案例。

其實，早在2002?年正式實施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 中，就明確規定：“對于多胎妊娠必須實施減胎術，避免雙胎，嚴禁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妊娠分娩。”上海也有明文規定，首次移植，只能移入一枚胚胎，非首次移植，不能超過兩枚。

早期生殖醫學中心的多胎率一般在30%-40%之間，經過大家的努力后，目前上海市可以控制在10%左右的水平，并發癥降下來，產科的風險也會隨之減少。

現在，臨床妊娠率已不再是輔助生殖行業唯一的目標。行業更多討論的是促排卵的安全性、減少多胎發生率，以及如何降低流產率。我們的目標是患者治療過程的安全、舒適、分娩單胎足月的健康寶寶。

我常做一個比喻，拿馬鞭子抽打一匹健康的馬，抽得越緊，它跑得越快，就是快馬加鞭，但面對一匹筋疲力竭的馬，當你猛抽鞭子，馬不但跑不起來，有可能就倒下了。

試管嬰兒治療中的促排卵治療，可能會引起卵巢過度刺激，雌激素水平過高，甚至出現腹水、胸水。

高齡女性功能減退的卵巢，就像這匹筋疲力盡的馬。我們現在會采取微刺激或自然周期方案，盡量不為了獲得更多卵子去用更多的藥。因為這個人群用再多的藥，可能也只能取到 2-3 個卵子，用很少的藥，也能獲得1-2個卵子，所以，我們會盡力找到一個用藥劑量與獲卵數之間的平衡點。

中國的輔助生殖技術，從早期只追求臨床妊娠率，已轉為以保障孕產婦安全為前提的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

輔助生殖行業的拐點不會太遠

（李洋 美中宜和醫療生殖健康部總監）

近5年，我們醫院每年完成的取卵周期數從900多增長到了3000多。今年開始，行業擴張期已經過去，現在的狀態是“高位穩態”——增長放緩但需求依舊旺盛。門診量與去年持平，依然接近飽和。

過去的增長，一部分原因是晚育趨勢，年輕人30 多歲想生孩子時生育能力下降，所以來做試管。根本的原因是，各地患者向有技術優勢的一線城市頭部醫院集中。

截至今年10月底，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已將輔助生殖納入醫保，已惠及超100萬人次。

但頭部醫院并未出現爆發式增長。

后來我們發現，由于各地報銷政策和異地就醫限制不同，越來越多的人會先在本地醫院做幾個周期，失敗了再到一線城市來，輔助生殖因此出現了“節奏變慢”的趨勢。

輔助生殖科就像一面鏡子，照著時下的人們，為什么想要一個孩子。

十年前，北京的不孕不育門診幾乎全是外地人，很多來自農村，求子的動力多出于“傳宗接代”的壓力。

如今，更多城鎮女性主動進入生殖科。她們的出發點更多的不是“家族的需要”，而是“自己的決定”。試管嬰兒從一件羞于啟齒的私事，變成公開討論的健康議題。人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取卵日記、移植經歷。生殖技術被納入更廣義的女性身體經驗。

所以，一直以來，我們這個科室，解決的就是想生不能生的問題。如果人們的生育意愿持續下降，行業的拐點不會太遠了。

1、文中“露露”和“萍萍”為化名

2、特別感謝中國優生優育協會醫院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劉小寧在成稿過程中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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