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乾隆皇帝的貼身秘書，行書驚艷清朝，冠絕書法史200多年

乾隆一朝文化鼎盛，他本人對書畫藝術的癡迷，也帶動了整個時代的翰墨風氣。

我們熟悉的紀曉嵐、劉墉、和珅等人，不僅是朝堂重臣，也都在文藝領域各有建樹。

然而，在這些星光熠熠的人物之中，有一個人的身份卻更為特殊。他不僅官居一品，是乾隆皇帝案頭不可或缺的重臣，更是皇帝在處理機要文書時最為信賴的“筆桿子”，被后世譽為乾隆的“貼身秘書”。

他的官職雖然顯赫，但真正讓他名垂青史的，卻是他那手出神入化的行書。

他的書法被認為驚艷了整個清朝，甚至冠絕書法史長達兩百多年。這個人，就是清代名臣，也是一代書法宗師梁詩正。

從少年才俊到天子近臣

梁詩正，字養仲，號薌林，是浙江錢塘（今天的杭州）人。他自幼就展現出了非凡的才華，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

雍正八年（1730年），年僅33歲的梁詩正就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得探花，授翰林院編修。這樣的起點，無疑為他日后的仕途鋪平了道路。

真正讓他走近權力核心的，是雍正皇帝的一項安排。

當時，為了培養皇子，雍正帝精挑細選了一批學問、品德俱佳的青年才俊進入上書房，擔任皇子們的老師。

梁詩正憑借其深厚的學養和出眾的才華，成功入選，成為了包括寶親王弘歷在內的皇子們的老師之一。

當弘歷登基成為乾隆皇帝后，梁詩正這位昔日的老師，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皇帝身邊最信賴的近臣之一。

所謂的“貼身秘書”，并非一個正式的官職名稱，而是對他與乾隆皇帝親密工作關系的生動寫照。

乾隆一朝，許多重要的詔書、御旨以及皇帝本人的詩文稿件，都經常由梁詩正代為書寫或整理。

他長期在南書房行走，這是一個直接服務于皇帝的機要部門，能進入其中的都是皇帝的心腹之臣。

梁詩正不僅文采斐然，辦事更是沉穩可靠，深得乾隆信賴。他陪同乾隆數次南巡，朝廷的重要文稿多出其手，堪稱皇帝的“御用筆桿子”。從戶部侍郎做起，他歷任兵部、刑部、吏部等五部尚書，最終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官至正一品東閣大學士，成為名副其實的朝廷中樞重臣。

清代書壇的“一股清流”

就在梁詩正的仕途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他的書法藝術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這就要說到清朝當時的書法環境了。

清代尤其是康乾盛世，科舉制度催生了一種獨特的書風，叫做“館閣體”。

這種字體要求烏黑、方正、光潔，看起來工整漂亮，非常適合應用于官方文書和科舉考試的答卷。

但它的缺點也十分明顯，那就是千人一面，缺少個性和藝術的生命力。

久而久之，整個書壇都顯得有些沉悶和刻板。

而梁詩正的書法，就像是這片沉悶空氣中的一股清流。他的成功之處，在于他沒有被“館閣體”的條條框框所束縛，而是廣泛地從古代書法大師那里汲取營養。

他的學書之路非常扎實，早年學習唐代柳公權，打下了堅實的楷書基礎；后來，他又深入研習元代書法大家趙孟頫和明代文徵明的行書，使其書法風格變得流暢秀美。

到了晚年，他更是將目光投向了氣勢更為雄渾的唐代顏真卿和李邕，將他們的筆力融入自己的風格之中。

經過這樣一番博采眾長，梁詩正的行書最終形成了一種獨一無二的面貌。

他的字，既有趙孟頫、文徵明那種溫潤典雅、飄逸秀美的姿態，又蘊含著顏真卿、柳公權那種雄健挺拔、筋骨分明的力量。

你看他的書法作品，比如他為乾隆皇帝代筆的 《跋仇英清明上河圖》 ，或是他自己創作的 《跋快雪時晴帖》，筆畫之間流暢自然，氣息連貫，結字秀挺，既有文人的雅致，又不失廟堂的端莊。

“冠絕兩百年”

一位官員，書法寫得再好，也只是業余愛好。

但梁詩正的書法，卻得到了后世“冠絕書法史200多年”的極高贊譽。

說出這句分量極重評價的人，就是20世紀中國書法界的泰斗，愛新覺羅后裔，啟功先生。

啟功先生本人就是一位書法大家，他對歷代書法作品的鑒賞眼光之高，是公認的。

據傳，啟功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表達過對梁詩正書法的推崇，甚至有過這樣的說法：“兩百年來，書法我只服他”。能讓啟功先生說出“只服他”這三個字，可見梁詩正的書法在他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事實上，啟功先生本人的書法風格，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了梁詩正的影響。

為什么梁詩正能獲得如此高的評價？他的書法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剛柔并濟。他的字既有帖學的秀美飄逸，又有碑學的雄健骨力，完美地將二者融為一體。

這種風格既符合大眾審美，又經得起專業眼光的挑剔。

其次，他在“館閣體”大行其道的環境下，依然能堅守藝術的本真，追尋古法，并形成強烈的個人風格，這種藝術上的獨立精神，本身就值得敬佩。

他的作品如藏于故宮的 《十宮帖》 等，法度嚴謹，氣韻生動，被視為清代行書的典范之作，是國寶級的文物。

除了留下這些珍貴的書法作品，梁詩正還為中國書法史做出了另一項重大貢獻。

乾隆皇帝為了整理內府收藏的歷代書法珍品，下令編纂一部大型書法叢帖，這就是后來舉世聞名的 《三希堂法帖》。

而主持這項浩大工程的，正是梁詩正。

他與同僚們一起，將魏晉到明末一千多年間的書法名家真跡，摹刻上石，為后世學習和研究古代書法提供了無比珍貴的資料。

1763年，梁詩正在東閣大學士的任上去世，享年六十七歲，獲謚“文莊”。

在官場上，他憑借才學與勤勉，做到了人臣之巔，輔佐一代雄主，參與國家大事；在藝術上，他用一支毛筆，達到了時代的頂峰，其書法藝術的光芒，穿越數百年時空，至今依然讓我們為之贊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