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勤：非法狩獵案件的辦理難點與治理建議

李勤：非法狩獵案件的辦理難點與治理建議

來源：檢察日報

●建議統一執法司法尺度，深入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于犯意提起者、策劃者，采用“毒電炸”等危害性較大的犯罪手段，或者有環境資源類犯罪前科劣跡，當嚴則嚴、從重打擊，審慎適用緩刑。

●強化與自然資源、公安、法院等部門的溝通互動，完善信息共享、案情通報、聯動執法等長效機制，共同做好社會調查前置、督促生態損害賠償等工作，凝聚齊抓共管合力。

●激發社會公眾參與非法狩獵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借助社會治理網格力量，通過公益觀察員、舉報電話、隨手拍等方式以及信息化科技手段，及時發現收集非法狩獵違法犯罪，建立社會防線。

近年來，執法司法機關依法打擊非法狩獵違法犯罪，全力保護野生動物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辦案中仍存在法律規定不完善、辦案標準不統一等問題，亟須加強監管、統一標準，探索預防、打擊、保護、監督、修復、治理的多元化路徑。

建議統一執法司法尺度

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非法狩獵違法行為行政處罰最低為2000元。實踐中，非法狩獵案件刑罰較為寬緩，大多被判處單處罰金，與行政處罰未形成梯次。部分案件屬于觸犯“雙禁”規定情形入罪（即禁獵區且使用禁用的工具或方法、禁獵期且使用禁用的工具或方法），但狩獵數量較少，對環境資源破壞不大，予以入刑打擊容易導致罪責刑不相一致。雖然“兩高”《關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可根據獵獲物數量、價值和狩獵方法、工具等綜合考慮認定，但并未細化數量、價值等標準，規定較為原則，仍難彌合認識分歧。

建議統一執法司法尺度，深入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于犯意提起者、策劃者，采用“毒電炸”等危害性較大的犯罪手段，或者有環境資源類犯罪前科劣跡，當嚴則嚴、從重打擊，審慎適用緩刑。對于夫妻、父子等近親屬之間的共同犯罪，綜合運用行政處罰與刑事追究、不起訴與起訴、緩刑與實刑等，體現輕重有別，建立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的梯次銜接模式，對采用自護式、預防性獵捕措施，在主觀上并非積極追求獵捕野生動物，且未造成嚴重生態損害，或者觸犯“雙禁”規定情形且獵獲物價值不高，作行政處罰能夠起到打擊抑制作用的，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不宜以入罪評價。強化起訴必要性審查，將價值、動機目的、存活狀態、獵捕方式、既往經歷等作為不起訴考量因素，對于具有認罪認罰、坦白或自首等從輕減輕情節、獵獲物價值剛達入罪標準、履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的，認定為“情節輕微”。

破解執法司法難題

實踐中，執法司法存在一些難題：一是非法狩獵監管涉及自然資源、林業、公安等多部門，日常巡查多以公安機關為主，監管機制不夠健全、力量不足，執法監管有待加強。二是因行政違法證據與刑事證據標準不一，容易出現證據采集、固定不及時、不規范，到刑事偵查環節時已錯失最佳取證時機，補證難度較大。三是野生動物鑒定價值偏高，“三有動物”鑒定價值遠遠高于市場價格，與行政處罰罰款、生態資源損害賠償金相掛鉤，容易出現“行重刑輕”的處罰倒置，絕大多數涉案人員經濟條件較差，無力負擔較重的罰款數額，也無力履行生態修復責任，導致傾向于“以刑換罰”，一些認罪態度較好、社會危險性不大的涉案人員被起訴后也無法適用緩刑。四是獵獲物不易保存處置，青蛙、鳥類等獵獲物開展鑒定須是動物活體，其生存需要一定的生態環境和相應條件，而辦案部門在野生動物的保育知識和技能方面專業性不夠強，因處置失范而致獵獲物死亡、受到二次傷害的情形時有發生，扣押罰沒后的保存處置難度較大。因此，需要建立健全辦案協同機制。

一是加大行政監管力度。建立非法狩獵行為常態化聯動監管機制，加大一線監管查處力度，配備運用無人機等實時監控儀器設備，突破發現難、查證難的困境。定期對農貿市場、集市攤販、餐飲行業等開展重點巡查，推動落實對氣槍、網具等工具制銷源頭監管措施。加強網絡監管，落實互聯網實名制注冊要求，利用關鍵詞監測等大數據技術，加強對狩獵工具、獵獲物等網絡交易的監督管理，對于發布買賣野生動物信息的，及時屏蔽賬號、刪除信息，有效識別、阻斷非法狩獵衍生下游犯罪。

二是健全行刑銜接機制。強化與自然資源、公安、法院等部門的溝通互動，完善信息共享、案情通報、聯動執法等長效機制，共同做好社會調查前置、督促生態損害賠償等工作，凝聚齊抓共管合力。定期開展聯合執法檢查，督促執法部門將發現的涉罪案件線索及時移送司法機關，防止以罰代刑、降格處理。聯合建立獵獲物后續處置機制，明確在查處非法狩獵違法犯罪行為后，聚合林業、動物專家等多方力量，共同對扣押、罰沒的獵獲物作科學、穩妥處理。加強引導偵查取證，注重客觀證據的收集固定，加強上下游全鏈條打擊，準確運用鑒定價值等。在作出不起訴決定后視情提出檢察意見，加強跟蹤落實不起訴后非刑罰責任。

三是完善生態修復機制。全流程落實恢復性司法理念，引入生態修復、公益服務等懲罰性、教育性考察工作機制，完善公益服務評價監督標準，引導行為人繳納生態修復、環境損害賠償、環境處置等費用，或者采取增殖放流、勞務代償、認購碳匯等方式積極修復生態。

四是優化專業化辦案機制。利用檢察一體化優勢，建立環境資源犯罪專業化辦案團隊，在線索收集管理、調查取證、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強化協作聯動，形成跨層級、跨部門的工作合力。

推動多方共同防范治理

非法狩獵涉案人員多為中老年男性，低學歷低收入且初犯居多，犯罪動機主要是出于食用目的，多在鄉鎮、農村作案。這主要是由于群眾食補野味的沉疴陋習較難轉變，對非法狩獵行為危害性認識不夠，基層普法宣傳覆蓋面不夠廣。此外，非法狩獵人員被作為犯罪對象處理，不僅要接受刑罰制裁，還要承擔犯罪附隨性負面后果，不利于其重新回歸社會。這就需要推動多方共同防范治理，探索懲治、防范、治理非法狩獵行為的治理路徑。

一是全面預防犯罪。充分發揮預防犯罪的先期屏障作用，促使生態資源保護從事后治理向事前保護轉變。通過風險研判、類案分析、專題報告、檢察建議等形式，提出完善規章制度、強化監督管理等建議，協助發現、堵塞生態資源監管保護漏洞。構建預防犯罪社會化機制，加強留守老人、低保等群體的福利保障，助力農村治理現代化進程。

二是強化社會監督。激發社會公眾參與非法狩獵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借助社會治理網格力量，通過公益觀察員、舉報電話、隨手拍等方式以及信息化科技手段，及時發現收集非法狩獵違法犯罪信息，建立社會防線。暢通公眾揭發舉報違法犯罪的渠道，細化落實舉報線索辦理、答復、獎勵等舉措。

三是深化宣傳引導。鼓勵和支持野生動物觀察、研學、生態旅游等活動，推動民眾親近自然、減少傷害。落實“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加強全民性普法教育，聯合村（居）委會等開展以案釋法、新聞發布會、播放微電影等活動，通過庭審進田間地頭、公開聽證、講述案例故事等方式，在“世界動物保護日”“愛鳥周”等節點集中宣傳，營造全員參與保護生態的良好氛圍，引導樹立“人與野生動物和諧共生”的理念，從消費終端減少對野生動物的需求，摒棄食用野生動物的陋習。

四是探索犯罪記錄封存。探索建立輕微犯罪封存制度，在行為人服刑完畢后，根據其犯罪性質及刑罰輕重，有針對性地設置應遵守義務和相應考察期限，對于表現良好的，對犯罪記錄予以封存，降低犯罪附隨后果及輕罪案件給社會帶來的次生危害。

（作者系江蘇省鹽城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