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家門口被害案：精神疾病患者帶刀擾民何以發生？| 新京報快評

如果相關責任主體能夠依法履行職責，本案被告人長時間騷擾鄰居并最終導致惡性案件的結果，或許可以避免。

▲11月20日，備受關注的“成都27歲女子家門口被害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在成都中院一審開庭。圖/大象新聞

文|李曙明

被告人梁某某在行兇前沒有任何精神疾病的就診病史，“只在事發后進行了精神鑒定”。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11月20日，“成都女子家門口遇害案”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被害人親屬的代理律師在閱卷后，發現了有關被告人精神狀況方面的上述“反常”。

“反常”，不是從法律層面說的。被告人梁某某之前有無精神疾病就診病史，與她實際是否患有精神病，并無必然關系。如果被告人有精神方面的異常，辦案機關根據被告方的申請或者依職權啟動鑒定程序，確定其精神狀態，作為依法裁判的依據，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也是必須要做的工作。

“反常”，是就事實層面說的。成都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顯示，“被告人梁某某因精神異常，經常無故與家人吵鬧、摔打物品，無故竄至成都市郫都區紅光街道鵑興路666號中航城小區部分住戶門口，進行敲門滋擾和辱罵”。而她切劃、捅刺十刀致被害人死亡，正是發生在她攜帶刀具在小區內無故敲門滋擾過程中。

經常無故挨家挨戶敲門滋擾、辱罵，還攜帶刀具，被告人的行為給不特定多數人帶來危險，顯然不是正常人所為。但這樣一個人卻沒有任何精神疾病的就診病史，自然也就談不上強制送醫，這的確反常。

事實上，對于精神病人的診斷和強制送醫，精神衛生法做了詳盡規定。如果相關責任主體能夠依法履行職責，本案被告人長時間騷擾鄰居并最終導致惡性案件的結果，或許可以避免。

關于送醫診斷，精神衛生法第28條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其近親屬、所在單位、當地公安機關應當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本案被告人長時間內滋擾鄰居，有時還攜帶刀具，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依法早就該送醫診斷。

根據精神衛生法，其近親屬、所在單位、公安機關都可將其送醫診斷。對于這些機構和個人來說，將其送醫，既是權利，也是職責。但長時間沒送，而是任其“逍遙法外”，不知何種原因。

同時，根據精神衛生法，一旦送醫診斷確認其有精神障礙，當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時，可以對其實施強制醫療，她將不再有到處行走傷害他人的機會。

既是“強制”，強制醫療也就不以患者或者其監護人同意為前提。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如果監護人阻礙實施住院治療或者患者擅自脫離住院治療，可以由公安機關協助醫療機構采取措施對患者實施住院治療。

精神衛生法賦予責任主體送醫診斷、強制醫療職責，無論對于精神病患者還是對于公共安全，都是必要的。如果能夠得到切實履行，可以將精神病人對社會的傷害降到最小。但現實中像本案一樣效果不理想的情況并不少見。

原因與部分職責不明確有關，比如送醫診斷，近親屬、單位和公安機關都可以送，但如果都不送，誰是最后的“兜底者”，卻不明確，這容易造成互相推諉。

也有放棄職責的情況。比如在一些個案中，精神病人造成傷害后，對于百姓質疑，有關部門用“家屬不同意送醫治療，且未有刑案發生，警方和政府不能強制送醫”搪塞，但這樣的說法與法律并不相符。

從更寬泛視野考察，我們會發現責任主體切實履行精神衛生法賦予責任的意義。根據最新統計數字，我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達1600萬以上?，雖然像本案被告人這樣的“武瘋子”只占一小部分，但考慮到龐大基數，這一群體對公共安全的威脅是巨大的。

如何切實履行法定職責，需要相關制度的完善，也需要責任主體切實負起責任。將精神病人對社會的危害控制在最小限度，關系著公共安全，馬虎不得。

就本案而言，另據九派新聞報道，經鑒定，被告人患有精神分裂癥，被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檢方認為其作案有預謀、具備一定控制力，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刑責。但庭審過程中，被告人自始至終不承認自己有精神疾病。被告人有無精神病、輕重程度，一定程度上決定被告人刑事責任大小，甚至可能是生死。辦案機關當慎之又慎。

撰稿 / 李曙明（法律工作者）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張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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