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雙手插兜——論大國外交的姿勢水平

日本外務省的金井正彰恐怕沒想到，他這趟為高市早苗“臺灣有事”論滅火的北京之行，竟被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的褲兜搶了戲——雙方會談結束后，劉司長一身五四學生服立領裝，雙手插兜，面色凜然，宛若從五四運動片場走出的青年教師；而一旁的金井微躬傾聽，提包頷首，倒像被導師訓誡的實習生。

日本網友炸鍋：“傲慢無禮！”中國網友歡呼：“硬核霸氣！”一場關乎臺海安危的外交交鋒，硬生生被降維成一道“手該放哪兒”的姿勢水平的娛樂話題，倒也符合 當下 娛樂至死的快樂氛圍，整個社交媒體和鍵政圈，都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那年我雙手插兜，不知道什么是對手”，這句游戲圈的狂言倒成了外交舞臺的潛臺詞。只可惜外交不是打游戲，插兜插不出國家核心利益，但插得出姿態軟硬。

其實，關于雙手插兜的姿勢，開國中將皮定均最有發言權。1975年，皮將軍在南昌陸軍學校集訓高級軍官時，曾對著一位跑步喘氣、挎包滑落的師級干部拍案怒喝：“這像不像軍人？能不能打仗！”隨后他親自示范“三手”動作，妙語連珠：“兩手插兜，是洋學生；袖手旁觀，是老先生；挽手在后，是地主老財。我們是軍人，要有軍人的風度！”

此言一出，全軍肅然，“三手”現象應聲絕跡。 如今我朝大國崛起，戰狼外交大殺四方，外交官不似軍人，勝似軍人，插兜插出了新境界——插的是姿態，兜里裝的是底氣。 倘若皮將軍穿越至今，見到劉司長這“洋學生式”的插兜姿態，不知是會拍案而起，還是嘆一句“此一時彼一時”？

說起來，有人說劉司長穿五四青年裝（中山裝）是“愛國”，卻忘了它的設計來源于 日本詰襟服；如果按照網絡口炮愛國者的邏輯，穿這衣服見日本人，妥妥的“親日派”作風，暗示中國人要永世做日本人的學生。

可你要是穿西服吧，雖然符合外交禮儀，但咱們東亞的事，關西洋鬼子什么事兒，穿西服見日本人，豈不成了挾洋自重？而且這幫西洋鬼佬似乎目前還是更傾向于支持日本的態度。
可你要是穿漢服見這個金井正彰吧，漢服跟和服有時候又容易撞衫，一不小心又搞成了“大東亞共榮”，橫豎都是媚外，這可咋整？得！思來想去，還得是我大清的長袍馬褂最靠譜——辨識度高，既不像和服，也不像西服，不東不西，任誰也挑不出理兒。

遙想當年李鴻章中堂代表朝廷出使歐美，宣威番邦，賞穿黃馬褂、頂三眼花翎，那陣仗，直接把洋鬼子們給驚艷到了，西方媒體紛紛贊其“愛國英雄”。李鴻章會見俾斯麥時，對方伸手欲行握手禮，李中堂瀟灑一甩辮子曰：操！俾斯麥，我操你媽！你一介容克地主出身，也配在老夫面前擺弄鐵血二字？（抱歉金陵副將馬國成亂入了）袖中早備好一方錦帕，輕拭額頭曰：“天朝上邦，不興夷禮?！陛p描淡寫化解禮儀沖突，可謂極具外交姿勢水平， 比今日插兜式強硬，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如今我天朝戰狼外交官大可效仿李中堂和馬國成的“辮子美學”——一身長袍馬褂去見日本人，再套一假辮子一甩，既可隱喻“舊恨未忘”，又可明示“休得猖狂”。若日方抗議，大可淡然回應：“此乃上國非遺文化，閣下莫非輕視我上邦禮儀不成？” 反正外交舞臺也是戲臺，不妨把歷史劇演到底。

1918年11月11日，法國元帥福煦在貢比涅森林的一節車廂內，接受德國代表簽署一戰停戰協定。這節編號2419D的車廂，原是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的御用座駕，而拿破侖三世正是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兵敗被俘，使法國蒙受割地賠款之恥。

法國特地將投降儀式設于此車，意在宣告： 49年前你們讓我們跪下的地方，今日我們要你們跪回來 。這場“車廂復仇劇”的導演功力，連莎士比亞都自愧弗如。

22年后，希特勒的報復更為辛辣。1940年6月，德軍攻占巴黎后，希特勒下令將藏于博物館的福煦車廂拉回貢比涅森林，強迫法國在同一地點、同一車廂內簽署投降書。

納粹攝影師精心構圖，讓法國代表低頭簽字的畫面與1918年德國代表的窘態重疊。希特勒甚至站在車廂外，模仿福煦當年叉腰的姿勢留影—— 用敵人的劇本打臉敵人，才是終極羞辱。歷史就是個輪回的耳光，誰囂張誰挨抽。

若將此法嫁接于今日外交，劉勁松司長或可這般操作：下回見日方代表，直接包機運來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地的桌椅，我方外交人員清一水的長袍馬褂，笑吟吟道：“金井先生，請坐。咱們今天談談臺灣歸屬？”

說罷只需將辮子往肩后一甩，從袖中掏出一卷《馬關條約》復印件，慢條斯理撕碎，再用打火機點燃。金井必當場跪地高呼：“大人，這次咱能只賠款不割地嗎？” ——相信這出“歷史場景cosplay”必能刷新國際關系史。

憶昔春秋燭之武夜縋而出，直面秦伯，不言鄭之存亡，只論晉之貪厭與秦之利害，終化干戈為玉帛。其力不在聲高，而在切中利害；其功不顯于形，而藏于局勢流轉之間。而今“戰狼”一詞喧囂于世，若只學得怒目金剛之態，卻失卻了縱橫捭闔之魂，恐與皮定均將軍所訓“洋學生”無異。

究其根本，外交如棋局。高手對弈，落子無聲，而大勢已定；若每一步皆欲博得滿堂彩，反倒露了行跡。所謂“大國外交的黃金準則”，無非有理有節，知進知止——這道理，既藏在周總理萬隆會議的“求同存異”間，也寫在《左傳》“以亂易整，不武”的克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