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錦鵬監制，三級片分級，這部聚焦殘障群體性自主權的話題之作即將公映

香港電影《像我這樣的愛情》本月在第38屆東京國際電影節「女性賦權」單元進行了世界首映，本片目前已定檔2025年11月27日香港地區上映。

曾執導《以青春的名義》的譚惠貞帶來這部聚焦殘疾人士的性權益與情感需求的新作，廖子妤飾腦性麻痹患者阿妹、陳家樂飾義工Ken，劉雅瑟、劉俊謙等聯合出演。關錦鵬、管東銚兩位香港電影資深創作者為影片保駕護航，擔任監制。

影片通過多線敘事探討愛情、道德與社會偏見。故事圍繞阿妹在母親強制安排子宮切除手術前，結識提供性服務的義工組織，并與Ken產生復雜情感糾葛展開。主演廖子妤與陳家樂因出色表演被看好角逐金像獎影帝影后。

影片罕見地將殘疾群體性自主權搬上銀幕，直面社會禁忌。導演譚惠貞通過細膩的敘事，將個體掙扎與宏觀倫理議題結合，例如阿妹對身體的自主權與母親“保護式剝奪”的沖突，引發對“愛與控制”的反思。

主演廖子妤通過素顏、近視鏡造型和電動輪椅使用，精準呈現腦性麻痹患者的身體狀態與心理復雜性。她形容角色“對愛的渴望比任何人都強烈”。主演陳家樂也突破以往形象，全裸出演激情戲份，僅以布遮體。他坦言這是職業生涯最大挑戰，需在“道德義工”與“情感越界”間平衡表演。

影片在香港地區被評為“三級片”，但導演強調其非獵奇，而是服務于角色情感發展。譚惠貞耗時三年調研殘疾群體真實案例，劇本曾因題材敏感多次修改。拍攝中廖子妤因輪椅失控險翻車，仍堅持完成表演。

影片被視作香港文藝片的“類型突破”，融合社會議題與愛情元素，香港亞洲電影節首映后，業內贊譽其“用商業片外殼包裹作者表達”。

《像我這樣的愛情》代表了近年香港電影對邊緣群體敘事與女性視角的深耕，與《白日之下》《年少日記》等片共同構成社會寫實浪潮。監制關錦鵬的參與，更延續了香港電影對情感與身份議題的探索傳統。導筒在東京國際電影節現場帶來《像我這樣的愛情》導演譚惠貞專訪。

譚惠貞（Wai-ching Tam），1984年9月1日出生于香港，處女座，畢業于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電影藝術系，獲學士學位一級榮譽。早期以筆名“藍天”出版多部小說，后轉型為編劇、導演 。

2005-2010年出版《我跟寂寞戀愛》《黑夜中的挑燈者》等小說，奠定敘事功底 。 2010年執導首部短片《私戀失調》，成為香港國際聾人電影節開幕影片；2012年憑借《野犬與貓咪》獲鮮浪潮國際短片比賽最佳創意獎 。

2013年起參與《掃毒》《危城》《湄公河行動》等動作片編劇，獲第34屆百花獎最佳編劇提名 。

2018年推出首部長片《以青春的名義》，入選香港亞洲電影節開幕影片；2025年執導《像我這樣的愛情》，探討殘疾群體性權益。

專訪正文

導筒：本片關注的是身障者的生活，更具體地說，是一位身障者年輕女性的愛情。是怎樣的契機促使您選擇這樣的題材？

譚惠貞：我其實不喜歡社會議題。不喜歡的原因不是它不好，而是現在各國各地都拍過很多了，香港也拍過很多了。拍過很多，你要找到新的切入點就不容易，所以我剛開始接觸到身障者的性權益和性服務相關內容的時候，其實是很抗拒去做這個題材的。但后來，我見到一位曾經在臺灣做過手天使的性義工，ta給我講了幾個故事，我非常非常感動。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情況，反正我們整個亞洲地區，包括香港，對性還是比較忌諱的，性是難以啟齒的話題。很多身障者到了三四十歲，都沒談過戀愛。那位義工跟我聊過的一個經歷是，ta在幫一位身障者洗澡的時候，身障者問ta，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我的陰道在哪里。她連自己身體的生理結構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從那時候開始，我聽了很多這樣的故事，就決定要寫劇本，想做這部電影。但是我告訴自己，一定要拍一部別人沒有拍過的才行。因為有很多類似題材的電影了，日本有過《37秒》，韓國也有過李滄東的《綠洲》，中國大陸也有過《小小的我》，我怎樣才能夠跟這些電影不一樣呢。如果觀眾想看類似題材，看這些電影就行了，不需要看我這個片子了對吧。所以我那時候就想了很久，在創作這個故事的時候，用什么切入點，或者要怎么拍。我想了很久，最后還是決定，回到最原始、最基本的，拍一部愛情片就好了。

導筒：您在決定拍這部電影之后，是否繼續了解更多的身障者的經歷。

譚惠貞：我反而不想看太多，我怕受到影響。我的創作就集中在愛情，集中在這個女孩的愛情上面，這個沒有經歷過愛情、沒有嘗過愛情美好的女孩，怎么去追求她的愛。但我后來陸續有見一些身障者，為了介紹給演員，讓她作為參考。關于身障者的日常，他們怎么上廁所啊，怎么吃東西呀，怎么上床睡覺啊，我要求廖子妤拍視頻，拿回去自己看。所以我確實見了很多身障者。我發現他們其實沒把自己當成身障者，或者把自己當成跟大家不一樣的人，他們只不過雙腿是輪椅，此外跟我們沒有任何區別。所以我的電影里面塑造的女主角，她也沒把自己的身體當作多大的問題，而是像普通女孩一樣，認識這個男生、喜歡他，喜歡上了就追了。她也沒有任何的顧忌，都沒有想過什么他的身份是義工啊，什么不合規矩啊之類的，她什么都沒有想。她就是喜歡上了就追了。

導筒：這部電影是簡單純粹的愛情故事，只是主角的身份有些特殊。女主角阿妹大膽追愛，那么請問您如何界定男主角阿健對阿妹的情感？是愛情嗎？

譚惠貞：我覺得很多時候，手天使或者其他性義工組織志愿者的感受……或者我們具體說阿健有沒有愛阿妹，這一切都要交給觀眾解讀，我不能夠強加更多信息、強加我的想法給觀眾。觀眾可以覺得他有愛她，但是他不敢愛；也可以認為他根本沒愛過她，只是像他說的那樣都是服務而已；或者認為他純粹是因為姐姐的原因，不敢去承擔愛的責任——都是可以的，我覺得一切都交給觀眾。觀眾可以認為阿健完全沒有對阿妹有任何的感覺，我不會做任何的反對或者矯正，我覺得這就是觀眾在電影里面感受的，挺好的。

導筒：電影的開始是女主角在自慰，這一過程中女主作為身障者的特征并不是很明顯，幾乎看不出她和普通人的區別。請問這是導演有意的處理嗎。

譚惠貞：身體上細節的演繹還是能看得出來她是身障者。其實所有的腦麻患者，他們有時候的一些動作和表情都是很正常的。而且阿妹的角色設定，她的情況也不是很嚴重。我收集資料的時候，有義工跟我說過，女性腦麻患者在性高潮的時候其實身體是很軟的。阿健在觸碰阿妹的手的時候，發現她的身體變得很軟，就是因為她經歷了那場性高潮之后，她的身體是完全釋放的。所以這是女性身體上的一個變化。

導筒：那么在整部電影的表演的過程當中，您對演員的表演有沒有具體的控制，比如要求演員在什么情節更夸張，什么情節要更像普通人。

譚惠貞：我不知道其他導演是怎么導戲的，但我導戲是不會要求演員你要這里做多一點，那里做少一點，我只看他有沒有出戲。如果演員沒有在角色里面，你是看得到的。你在現場跟演員的距離很遠，完全能從整體上看得出這個演員有沒有出戲。一旦演員多想，去想怎么演的時候，他就有問題了，就出戲了。你只能說，“再來一條”，而不能夠明確要求演員這里用左手，或者這里用右手不行。你只能給他講，作為這個人物，在這場戲要解決什么的問題，你進來這個房間是為了什么。演員想的是這些事情，而不是想怎么我才能讓拍出來好看，怎么走路好看，怎樣演才能讓人感動——這些都不行的，表演的時候不刻意思考的。所以我也不能要求演員你不能夠這樣不能夠這樣，我只能夠要求，再來一條，你想一下這場戲里面要做什么。所以我沒有要求演員特地去怎樣做，只要沉浸在角色里面就對了。

導筒：關于女主角和男主角的職業設定。女主角不能算有“職業”，但是她可以通過繪畫謀生；而男主角是在廚房工作，如同他與女主角初見所說“我穿白衣服上班”。請問這些設置是有浪漫與現實、彩色和單色等等的對照的想法嗎？

譚惠貞：畫畫對阿妹來說不是工作，她只是把畫畫作為業余興趣，也會把畫賣到畫廊，或者放到網上去賣，然后有人喜歡就會去買。而且香港對身障者的福利措施還是挺好的。有福利制度，每個月有保障金，所以她生活上不成問題。至于職業設定和對比，我好像沒有太大想法。當時寫劇本的時候可能有，但現在忘記了。當然，我確實有想讓阿妹色彩繽紛一些。

導筒：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很有趣。阿健醉酒的夜晚，在街頭坐著睡覺，然后阿妹突然出現了。女主角突然出現的設計有什么深意嗎。

譚惠貞：我在劇本里面的寫法，其實阿健在喝酒的時候有看到阿妹，但是張叔平故意剪掉了。我有問過他為什么，他說，因為之前已經知道她在那里了。阿妹的上一場戲是，她和買家交易完畫后，在路對面看到阿健，特寫說明她看到他了，她開始跟蹤他。她知道，如果我不跟上他，之后就再也沒機會見到他了。所以到阿健喝酒的這一場戲，觀眾已經知道阿妹一定要見到阿健了，觀眾也會在期待。第二點是，如果你后面再多給鏡頭，她如何跟蹤他、如何等待他，反而沒有驚喜了。當觀眾看到阿健醉倒在大排檔后面睡著的時候，已經能猜到阿妹會突然出現了，前面就不必交待。

還有后面一場戲，阿妹在汽車維修廠里面又遇到阿健的時候……其實人生就是這樣，你總會突然遇到一些你不想見的人，或者你一直想念卻見不到的人。比如你已經很久沒見過前任，你不想再見他，但是往往就會在街上見到前任。再比如我明明不想看到我老公出軌，但是我在街上就能撞見他和別的女人在一起。為什么那么巧呢？沒有為什么，我們人生就是總會發生這種事情，就是會這么巧。還有后面阿健的戲，他在街上走著走著，突然產生莫名的預感，姐姐要自殺了，就瘋狂地跑回去了，事情也確實發生了。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往往就會發生一些突如其來的事，明明不想遇到不想看到的，但是偏偏就是遇到他了。

生活是這樣，愛情就也是這樣。這個女人為什么冥冥中嫁給了那個男人，總是有一點原因的，愛情不可能跟緣分完全沒關系的，所以我的這部愛情片也是這樣。還有一場戲，阿妹跟朋友慶祝生日，明明剛剛還在對朋友說，我跟他已經沒關系了，我已經沒事了，我已經忘記他了。結果很快又遇到阿健。哎，你為什么又在我的生活出現了呢，我明明跟朋友說我都忘記你了，然后轉頭又遇到你，我的媽呀。人生就是這樣啦。

導筒：談談電影之中對親情的表現。阿妹的媽媽對她的控制非常微妙，有的時候會很嚴格，比如收拾房間時看到她畫了不該畫的東西，會直接把畫扔掉；但有時又好像很寬松，為她買了新手機，卻在她夜不歸宿時依然不打電話催促。

譚惠貞：媽媽把她的畫扔掉了，但并不敢跟她正面沖突。媽媽給她一部新手機，這肯定也不是多余的戲。其實我們都能猜到，是要追蹤她，這就是新手機的功能。媽媽不打電話是因為，她知道打了阿妹也不會聽的。阿妹也不想跟媽媽正面沖突的，比如她找唇膏找了很久找不到，她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也知道那幅畫被扔了，但都不敢直接問媽媽為什么，你為什么這么做。還有阿妹關于手術的態度也是一樣，她不會直接向媽媽表達，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對抗。東亞家庭往往就是會這樣。

導筒：談談結局的設計。選擇這樣的結局，最想表達的是什么？阿健的退卻代表鴻溝無法逾越嗎。

譚惠貞：結局之中所謂阿健的說法，并不是阿健親口說的，而是阿妹聽警察轉述的。其他的理解就留給觀眾了。我覺得每個人在愛情的決裂的時刻，一定有過埋怨有過不甘，會有各種情緒。我和男朋友分手，或者我和愛人分開，我被愛人拋棄，或者我拋棄我的愛人，等等等等，我們那時候的心情是非常復雜的，什么情緒都會有。所以接下來是女主的戲，她聽到內心的種種聲音，所以那個鏡頭一定聚焦在她的眼睛里，要看到她的復雜，什么都在里面了，愛和恨都有。然后結局，阿健離開，她也離開了，我覺得想表達的就是life must go on吧。但是我不會限制觀眾怎么去具體理解這個go on，我覺得把導演的想法強加給觀眾是不對的。女主角可以覺得你不選我沒關系，我去找別人就好了，也可以覺得事情還沒搞清楚，一定要再問明白或者把他追回來，都是可以的，我個人不會去做任何的約束。我們女生就是有自主的權力，這也是我的電影的主題。我希望她有選擇人生和愛情的權力，故事中的女主角也可以有她自己的人生，就讓她自己去選。

導筒：您曾經參與大陸和香港的合作項目，這些工作經歷和在香港做導演對比，最大的差異是什么。

譚惠貞：自由度吧，香港的自由度可能還是高很多。

導筒：您目前有下一部的長片計劃嗎？您之前的作品《理想國》和《以青春的名義》是愛情或家庭題材，請問會繼續做這類題材嗎？

譚惠貞：有計劃，還在找投資的階段。完全不一樣的題材，但也是有關家庭的，概括一下就是，人為了錢去做壞事情。

譚惠貞

導筒：非常的引人遐想的概括。

譚惠貞：不能夠說太多說，說太多觀眾就不想看了。

導筒：我相信您說很多觀眾也會想看的，《像我這樣的愛情》就是看完簡介后再看電影，觀影時依然有驚喜的作品。

譚惠貞：謝謝，也許可以再去看一遍！

采訪/撰稿：趙唯均

導筒2025東京國際電影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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