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么要求去美國訪問？他曾經真的喜歡過美國嗎？

毛主席一生當中只出過兩次國，一次是去蘇聯，另一次還是去了蘇聯，但是，曾經有一段時間，毛主席是希望能夠去美國訪問的，并親自會見美國總統羅斯福。

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紅場閱兵

第一：毛澤東的外交思想與外交策略

毛澤東思想是一個理論體系，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等等，因此，我們要從整體上理解毛澤東思想，斷章取義地、片面地、靜止地看待毛澤東思想都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誤讀，更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了的體現。今天，我們就來重點講一講毛澤東的對美外交思想。

1970年的《人民日報》頭版上刊登了毛主席的語錄：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這一句話，其實高度概括了毛澤東的對美外交思想。那就是，要把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區別開來，中國人民并不排除與美國人民聯合反對帝國主義。毛澤東在歷史上兩次與美國人打過交道，一次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另一次是在20世紀的70年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有親美傾向，也并不是像一些外國學者所說的那樣，他本質上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的外交思想，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堅定的階級立場。

當今的國際關系學的三大流派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但是，我們不要忘了，還有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學。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未來的歷史運動和階級斗爭中，國家將不復存在，無產階級所代表的全人類將建立一個“無階級性的全球社會”，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是毛澤東外交思想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因此，毛澤東的外交思想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堅定的階級立場。

毛澤東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與國際主義的觀點看問題，很容易與美國的左派作家、記者成為朋友，這些左派作家和記者就是斯諾、斯特朗與史沫特萊，這就是說，毛主席他不喜歡資本主義的美國，更不喜歡帝國主義的美國，但是，他親近普通的美國人，這就是他晚年一再強調“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的原因，“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顯然是把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區別開來了。

“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這一句標語，刊登在了1970年的12月份的《人民日報》上，但是，在不久之前的5月20日，毛主席親自參加了支持西哈努克反抗美國干涉的群眾集會示威活動，這一年五二〇游行的聲明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因此，毛主席是明確反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但是，他并不反對與美國人民交往。

毛澤東的外交策略是什么呢？那就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中美關系的正常化其實是中蘇珍寶島戰役的一個意外結果，是毛澤東“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壯大自己”的外交策略的運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發生于1969年的3月，當時，中蘇關系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有大戰一觸即發之勢，到了12月初，中國駐波蘭的外交人員就開始與美國外交官進行接觸了——中美大使級外交會談重啟，中美大使級外交會談的重啟是尼克松訪華與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前奏。

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想要從越南戰爭當中脫身，收縮全球戰略，因此，有求于中國，1970年前后，他到處寫信并找人傳話，希望派代表來中國，毛澤東認為這個時候歡迎尼克松來中國，有助于解決中美之間存在已久的問題，中美關系當中最棘手也是最敏感的問題其實就是臺灣問題，那個時候，美國并沒有放棄與蔣介石的所謂的“軍事同盟關系”，美國在臺灣仍然有駐軍，他說：“現在，我們有一個政策，是不讓美國人到中國來，這是不是正確？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為什么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在要跟尼克松解決。”

尼克松訪華

毛澤東起初認為可以聯合美國，制衡蘇聯，基于“聯美制蘇”的戰略，毛主席提出了“一大片”“一條線”的策略，什么是“一大片”“一條線”呢？從歐洲、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到中國、日本和美國這一條戰略線，就是“一條線”，團結這條戰略線以外的一大片國家來擊垮蘇聯，就是“一大片”。

當然，“聯美制蘇”的戰略目的并沒有達成，原因就是，尼克松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是收縮的，越南戰爭的“越南化”，新亞洲戰略都是戰略收縮的體現，這個時候的美國既希望與中國緩和關系，也希望與蘇聯緩和關系。與中美關系正常化同時進行的，還有美蘇關系的改善，1969年，美國和蘇聯外交官在芬蘭的赫爾辛基會面，就限制核武器事宜展開會談。1972年，美蘇簽訂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美蘇關系基本原則》，凍結雙方現有的洲際彈道導彈，承諾“不以犧牲對方的利益為代價謀求單方面的優勢”。

1973年，尼克松與勃列日涅夫

毛澤東發現了美蘇關系緩和的跡象之后，很快就再度改變了外交戰略，提出了“三個世界”的觀點。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的時候，正式提出了“三個世界”的觀點，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因此，毛澤東的對美外交思想既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堅定的階級立場，又有策略上的靈活性。

第二：中美兩次“蜜月期”

中美關系在歷史上其實有兩次“蜜月期”，第一次是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后，第二次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美關系的“蜜月期”是一個歷史的存在，不可否認，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在“蜜月期”，中美之間始終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美國的決策層始終存在鐵桿的“反華派”，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不能因為有這些鐵桿“反華派”的存在，而看不到中美關系的全局。

關于改革開放初期，中美“蜜月期”形成的原因，本文第一節的內容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下面，我們重點要講的就是蘇德戰爭爆發之后的中美關系。

中國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是在1937年的7月7日，而德國入侵波蘭的時間是在1939年的9月1日，中國的戰爭要早于歐洲的戰爭。1937年至1938年，援助中國抗戰最積極的國家，其實是蘇聯和德國，蘇聯援助中國的原因，是害怕日本占領中國之后，轉而北進攻擊蘇聯。中德關系好是因為德國是一戰的戰敗國，沒有多少海外殖民地，德國人想從中國獲得原材料，而中國則以原材料換取德國先進的工業設備和軍事裝備，日本人發現中日戰爭發生之后德國仍然與中國保持密切的軍事合作，十分不滿，于是，德國人不得不在1938年終止了中德之間的軍事合作。

因此，進入到抗戰相持階段之后，唯一積極援助中國抗戰的就是蘇聯了，1938年冬，蘇聯空軍第二批志愿隊來華，截止到1941年，蘇聯空軍志愿隊與中國空軍共擊毀日機1049架。蘇聯援助中國的物資和武器，當然，大部分都給了國民黨，因為斯大林認為只有援助蔣介石，才能拖住日本人，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力量還比較弱小。蘇聯援華物資中的大部分給了國民黨，但是，也給予了共產黨相應的援助，例如，1938年2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決定“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當年的7月，王稼祥訪問了蘇聯，從蘇聯帶回來了30萬美元的撥款，抗戰相持階段，中共的處境是非常困難的，黨的活動經費、軍隊的費用難以籌集，蘇聯人都給予了相應的經費援助，即便如此，蘇聯人還是更加重視國民黨，因為給國民黨的貸款數目高達上億美元。

然而，到了1941年，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全面停止，因為《蘇日中立條約》簽訂了，該條約規定，“蘇日雙方保持和平友好關系，相互尊重對方之領土完整，不予侵犯；如果締約一方成為第三者的戰爭對象，另一方應在整個沖突過程中保持中立。”《蘇日中立條約》是在1941年4月13日簽訂的，與此前（1939年8月23日）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共同達成了蘇聯人實現永久中立的愿景，這是蘇、英、法、美之間相互不信任的體現。

好景不長，當年的6月22日，德國就對蘇聯發動了突然襲擊，蘇德戰爭爆發了，由于未做充分準備，蘇軍一潰千里，在這種狀況下，蘇聯人只能忙于自己的事情了，蘇聯的衛國戰爭都需要美國人、英國人來援助了，更不可能援助中國了。

德軍入侵蘇聯

因此，進入到1941年，唯一能夠援助中國的就是美國了，而直到此時，美國人在援助中國抗戰的問題上表現得并不積極，因為美國人并沒有下定決心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美國人都是姍姍來遲，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后，整個的國際形勢發生轉變了，美國人開始全面援助中國的抗戰，這個時候，毛澤東希望美國人也能夠援助中國共產黨，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起了變化了，要和英美好好合作。

珍珠港事件

美國人在援助中國抗戰的過程中，也發現不能忽視中國共產黨敵后根據地的作用，1944年，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人員到達延安，8月15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歡迎美軍觀察組的到來，他在文章中將美軍觀察組的成員稱之為“戰友們”，說美國是中國人民“最親密的朋友”。

1944年的國際局勢并不明朗，當時的中國人搞不清楚蘇聯會不會出兵中國，即使出兵，蘇聯人最關心的仍然是東北地區，因此，毛澤東認為只有美國才是中國抗戰最大的國際援助來源，“美蘇英與中國關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與中國共同抗日，尤以美為最密”。

美軍觀察組成員來到延安

然而，后來的歷史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并未得到美國的任何軍事援助，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蔣介石從中阻擾，第二，美國國內的一些政客囿于意識形態偏見，不愿意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1944年10月22日，對中共存有好感的中印緬戰區參謀長史迪威被召回，1945年6月6日，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等人因《美亞》雜志事件被逮捕，最終使得毛澤東相信美國政府并沒有把中國共產黨當成朋友，但是他仍然繼續強調要把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要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員相區別。

當時在延安的毛澤東并不了解美國中斷與中共的熱絡關系，羅斯福總統是知情的，因此，在1945年初的時候，毛澤東還希望親自前往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在白宮討論美國感興趣的話題，如果他自己不去的話，周恩來也可以去，但是，此事要做到保密，絕不能讓親近蔣介石的赫爾利知道。

1946年，在赫爾利的陪同下毛澤東參加重慶談判

關于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一事，在中美建交之后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一些學者還專門寫了一些著作來討論，他們認為美國政府長期采取扶蔣抑共的錯誤政策，導致美國與中共關系逐漸惡化，從而使得美國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1949年至1969年）失去了與新中國發展友好關系的機會，他們稱之為“在中國失掉的機會”。

當然，美國人在1945年以后之所以采取扶蔣抑共的錯誤政策，并且長期敵視新中國，與冷戰形成的歷史大背景有關，二戰結束之前，美國人其實已經在考慮遏制蘇聯了，在東西方兩大陣營陷入冷戰的國際大局之下，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了“中間地帶”，在這個“中間地帶”，美蘇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碰撞，很難想象，美國政府愿意與中國共產黨發展友好關系。

總結：

毛澤東對美外交思想既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堅定的階級立場，但，同時又有策略上的靈活性。毛主席的外交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把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員相區別的策略，仍然值得今天的人們借鑒。逢美必反、逢美必懟的思維是極其錯誤的，這是不懂得策略的靈活性的體現，也會使得我們在與美國人的交往過程中，失掉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