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布爾喬亞”？

什么是“布爾喬亞”？自從《潛伏》里的余則成說出那句著名的“小布爾喬亞的無病呻吟”之后，這個詞就逐漸開始在社交媒體里“復活”，重新成為“批判的武器”。

在當代語境下，布爾喬亞往往是這樣一種形象：愛慕虛榮，矯揉造作，崇洋媚外，軟弱虛偽，脫離實際。這個詞的使用者大多剝離了其過去應(yīng)用于階級分析的嚴肅，而代之以更輕蔑、更泛用的諷刺。

然而，作為一個顯而易見的舶來詞，“布爾喬亞”這個詞最開始在19世紀的歐洲文本中被使用時，幾乎和現(xiàn)在是完全相反的含義——除了它們最終都指向?qū)Y本主義的批判。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文學批評的偉大顛覆者”之譽的意大利著名文學評論家弗朗哥·莫萊蒂（Franco Moretti）在其代表作《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

The Bourgeois: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進入本書的視域，我們特別邀請到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講師、作家黃競歐，為本書撰寫了一篇書評。

黃老師指出，在莫萊蒂的筆下，“布爾喬亞”不同于經(jīng)典政治哲學文本或當代互聯(lián)網(wǎng)語境中的內(nèi)涵，而是一類“夾在中間的人”，具有一種超越學歷、收入、品位等分野的特定的精神氣質(zhì)。他們具有許多“美德”，崇尚勤勞，保持克制，注重誠實，他們的工作成果決定了當代世界以何種面貌與我們（或他們自己）相遇。然而，布爾喬亞們的努力為他們自己編織了一座可靠的牢籠，在遮風擋雨的同時，也令他們喪失了革新的愿望與可能。

以下是黃競歐老師的書評全文。

布爾喬亞就是“俠”，夾在中間的人

“布爾喬亞”這個詞音譯自法語中的“bourgeois”，“bourg”指的是集鎮(zhèn)，“geois”指的是居民，合在一起表示那些有一定資產(chǎn)的居民。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在《一個日內(nèi)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中說：

我把人類分成三個階級。第一個階級，是我和您有幸所在的那個由學者、藝術(shù)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所構(gòu)成的階級，它高舉著人類理性進步的旗幟。第二個階級的旗子上寫著：不進行任何改革！凡是不屬于第一個階級的有財產(chǎn)的人，都屬于這個階級。第三個階級是在平等的口號下聯(lián)合起來的人們，它包括人類的其余一切成員。

于是，圣西門用“bourgeois”來表示資產(chǎn)階級，用“proletaire”來表示無產(chǎn)階級。如果，此前我們對“布爾喬亞”，或是“小布爾喬亞”這樣的描述或稱呼，即便沒有那么了解，聽起來也有種偏貶義的直覺，源頭大都在此。

馬克思也受此影響，他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使用了德語詞“bourgeoisie”，他說：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但是，在我們的時代，資產(chǎn)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chǎn)階級和無產(chǎn)階級。

在當代互聯(lián)網(wǎng)語境下，“布爾喬亞”在某些調(diào)侃中有“復活”的跡象，大家似乎更傾向于繼承源自于19世紀的批判態(tài)度，經(jīng)常把這個詞用在某些帶有嘲諷的語境下。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辨認一下，我們的時代，誰是資產(chǎn)階級，誰又是無產(chǎn)階級呢？牛馬們一邊加班一邊吐槽老板才是“工作狂”，他把辦公室當家，導致大家都不好意思下班；大廠員工被困在績效里，經(jīng)常忙到想不起來，自己其實也是這家公司的小微股東。

所以，“布爾喬亞”是不存在了嗎？這恰恰就是《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最特別的地方。在這本書中，你會看到，作者將“布爾喬亞”處理成如同本雅明在《巴黎，19世紀的首都》中所描寫的那些在拱廊街溜達的“閑逛者”，它是一個文學形象，而不是一個社會范疇。如果作為一個社會范疇來探討，“布爾喬亞”恐怕需要被安置在具體的階級語境，至少是在特定的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中；但如果作為一個文學形象來探討，“布爾喬亞”更多體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精神氣質(zhì)。

皮埃爾·雷諾阿，《游艇上的午餐》，1881

布爾喬亞們可以很有創(chuàng)造性，但幾乎不會太有革命性，他們可能是教師、律師、或者金融家、銀行家（先別急著反駁銀行家和教師怎么會是同一種人，書里有解釋）……他們想活得體面；他們有勇氣，但也很節(jié)制；他們會很認真地工作，甚至會有些壓抑；他們更強調(diào)努力，不特別在意才華；他們誠實可靠，是資本邏輯最愛的天選之子。這是因為資本主義需要市場交易，而市場交易則需要依靠信任。布爾喬亞們就是資本最愿意信任的人。

讀完《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歷經(jīng)作者對《魯濱遜漂流記》《黑暗的心》《傲慢與偏見》《高老頭》《玩偶之家》等等的剖析之后，我居然恍惚了，該不會我也是當代的“布爾喬亞”吧？原來“布爾喬亞”可以無關(guān)學歷、收入和文學品位，那它到底是什么？

布爾喬亞拒絕躺平，他們是工作的主人

“魯濱孫”是弗朗哥·莫萊蒂在《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中拿來舉例的第一個布爾喬亞。魯濱孫出生在一戶體面的人家，他睿智又莊重的父親為他規(guī)劃好了人生路徑：不離開家鄉(xiāng)，通過勤奮努力發(fā)家致富，在社會立足，過上安逸舒服的生活；不要去海外冒險創(chuàng)業(yè)，不要鋌而走險，也不要發(fā)財心切。

為什么一定要這樣生活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住中產(chǎn)階級的身份，當個布爾喬亞。當布爾喬亞的好處是什么呢？以魯濱孫父親長期以來的經(jīng)驗來看：“中間位置是世上最好的位置，對人的幸福來說最適宜的位置，既不會陷入體力勞動者的不幸與艱辛，勞累和苦難，也不會受累于上層階級的傲慢與奢侈，野心和妒忌……中間階層的生活方式有一切的美德和享受，平安和富足就如仆人一般，常伴著中產(chǎn)之家?！?/p>

后面的故事我們都清楚，魯濱孫因為海難，還是被迫冒險了。所以，他擺脫如父親一般的“布爾喬亞”身份了嗎？弗朗哥·莫萊蒂認為，并沒有。首先，冒險本身，也是一種風險性的投資，它從本質(zhì)上是與資本主義的動態(tài)趨勢相符合的。其次，魯濱孫在荒島上的所作所為恰恰印證了真正的“布爾喬亞”甚至根本無需生活在城市里，也依然能極其鮮明地彰顯自己，彰顯的方式就是：工作。

弗朗哥·莫萊蒂指出，隨著十八世紀的進程，人們每年的工作日數(shù)量大約有300天，而魯濱孫在荒島上連星期日都不一定休息，他的工作量更大。他工作的結(jié)果就是讓自己坐擁好幾個山洞、兩片玉米地、活的鮮肉倉庫、存放葡萄干的冬季貯藏室等等，他用如此辛勤的工作創(chuàng)造出遠超自己所需的“景觀”，其目的竟然就是為了證明自己“沒有偷懶”。所以，他到底為什么非得工作不可呢？

真實的魯濱孫·克魯索島，即故事原型亞歷山大·塞爾科克（Alexander Selkirk）獨居4年的小島

因為他信仰資本主義新教倫理。按照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觀點，基督教新教中的加爾文宗所倡導的“天職觀”塑造了世俗倫理中的“禁欲主義”?！疤炻氂^”的根源在于加爾文的“預定論”，即上帝在創(chuàng)世前已經(jīng)預定了那些人將作為選民得救，哪些人將作為棄民滅亡，而這種揀選完全出于神的意志，人是無法通過自己的善行而改變的。那么，天職觀是如何塑造了布爾喬亞們的“禁欲主義”的呢？“天職觀”主張職業(yè)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榮耀上帝的神圣使命，但是，既然根據(jù)“預定論”的觀點，人們無法直接得知自己是否被揀選，那么信徒就只能通過履行天職的效果來間接地證明自己是選民?；诖耍趭^工作、取得成就，就被視為是被神召喚的外在證據(jù)。天主教的禁欲主義是出世的，是要在修道院修行的；而加爾文宗的禁欲主義則是入世的，是在世俗生活和職業(yè)中踐行禁欲。

“工作文化的創(chuàng)造，可以說，已成為一個階級的布爾喬亞什在象征領(lǐng)域的最大成就：實用、勞動分工、工業(yè)/勤勞、效率……證明了過去僅僅屬于苛刻的必要性或嚴酷的職責的事情現(xiàn)在所獲得的巨大意義。”這就是弗朗哥·莫萊蒂筆下，布爾喬亞這個文學形象的精神特質(zhì)之一。

布爾喬亞堅持克制，保持體面

“克制人的直接欲望，這不僅是壓抑：這是文化。”弗朗哥·莫萊蒂在 《高老頭》《拉克倫特堡》《布瓦爾與佩庫歇》等等作品中找到了關(guān)于布爾喬亞的精神特質(zhì)。

19世紀的歐洲長篇小說是嚴肅的，因為包括司各特、巴爾扎克、福樓拜、龔古爾兄弟、馮塔納等等在內(nèi)的作家們的共識就是壓抑自己的主觀性，讓客觀性主導寫作。所以，工作重于才華就成了一種普遍認知。作家們需要對事實有近乎宗教般的尊重，文學被訴諸可靠性、條理性和準確性，這樣的寫作模式也被弗朗哥·莫萊蒂形容為是一種“填充物的工作方式”。

拿福樓拜這位布爾喬亞來舉例，他為了寫作《布瓦爾與佩庫歇》，預先閱讀了1500本書，以保證書中涉及農(nóng)業(yè)、科學、文學、哲學等諸多領(lǐng)域的內(nèi)容都足夠嚴謹，他為了描寫兩個“白癡”的愚蠢，自我要求成為一名學者。也就是說，認真，對于布爾喬亞們來說，是一種特性，而不是某次偶然。偶然是帶有情緒化的，是易變的，但布爾喬亞不接受，也不允許這種失控發(fā)生。

布爾喬亞們不只要求自己認真工作，還要求自己認真生活。在這里，“認真”的同義詞是“克制”。布爾喬亞們自愿克制人的直接欲望，他們并不會因此而感到壓抑，因為克制本身就是布爾喬亞文化的一部分。

居斯塔夫·庫爾貝，《奧爾南的葬禮》，1850

布爾喬亞的價值，在于適合資本主義

弗朗哥·莫萊蒂說，沒有哪位作家比易卜生更一心一意地關(guān)注布爾喬亞的世界，造船專家、工業(yè)家、金融家、職員、教授、會計師……都是易卜生筆下的布爾喬亞。

但是，銀行家和職員怎么可以都是布爾喬亞呢？或者說銀行家和職員在何種意義上可以共享同一種對“人”的分類呢？答案就是當他們都服務(wù)于資本主義的時候，當他們都服從于資本邏輯的時候。在這種時候，他們是可以共同享有資本主義精神的：勤奮、理性、自我約束……他們利用自己的布爾喬亞“美德”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添磚加瓦。布爾喬亞是誠實的人，因為弗朗哥·莫萊蒂告訴我們：“誠實就是這個布爾喬亞的價值，因為它完全適合資本主義：市場交易需要信任，誠實提供了信任，市場則對信任做出了回報。”

當布爾喬亞的概念擴大到如此范圍，我們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布爾喬亞才不是中間階級，他們才是真正的統(tǒng)治階級，因為這個世界是由他們創(chuàng)造的。這個世界長成什么樣子，是被每一個布爾喬亞的工作結(jié)果決定的。

那么布爾喬亞們到底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么呢？弗朗哥·莫萊蒂在全書的最后給出了答案：“是這樣一種錯亂的分歧：一面是更為合理的社會統(tǒng)治，一面是愈加不合理的社會統(tǒng)治?！?/strong>

說到底，布爾喬亞還是夾在中間的人。他們并不是站在食物鏈頂端的特權(quán)擁有者，但他們也無需為明天的午餐而殫精竭慮。他們一直在為自己努力搭建一座可靠的牢籠，這座牢籠可以遮風擋雨，可以實現(xiàn)一定范圍的自由，而代價就是，他們永遠不會成為革新者。

（完）

-End-

2025.11.21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