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歲開始逃跑，40歲身家千萬，我以為被拋棄，直到真相揭開那一天

那扇“希望之門”在我面前緩緩開啟，燈光刺眼，全場寂靜。我緊握雙手，指甲陷進掌心——門后空無一人。積攢了三十七年的期待瞬間崩塌，我蹲在地上，淚水決堤。

三歲那年，我就知道這里不是我的家。

記憶里那個走路搖搖晃晃的小女孩，心里藏著一個天大的秘密。我說不清為什么，只覺得那個我叫“媽”的女人，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件家具。

記得那個下午，我趁他們打盹，邁開小腿就往門外跑。風在耳邊呼呼的，我的心跳得好快，好像再跑快一點，就能跑到一個會緊緊抱住我的人懷里。

可我沒跑出兩公里，養父就從后面把我拎了起來。我在他胳膊底下掙扎，腿在空中亂蹬——那是三歲的我，第一次嘗到絕望的滋味。

上學后，我聽懂了村里的閑話：“瞧，她就是曾家撿來的那個。”那些話像針，密密麻麻扎在背上。回到家，我看著養父母的臉，想找到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可是沒有。

于是我學會了討好。七歲，我就能拖著比我還高的豬草筐回家。他們夸我懂事，我笑得特別甜，心里卻空了一個洞。

十五歲，我被送上南下的火車，去深圳當小保姆。

在表姐家，我洗尿布、沖奶粉、拖地。深圳的霓虹燈真亮啊，可照不進我那間小小的保姆房。我常常在深夜醒來，摸著頭上撞出的包，告訴自己：曾有娣，你要爭氣。

十八歲生日那天，我拎著小小的行李包離開了。深圳那么大，卻沒有我的立足之地。學歷？沒有。經驗？沒有。我只有一股狠勁——那個三歲就想逃跑的女孩，最不缺的就是和命運較勁的狠勁。

第一份銷售工作，每天打幾百個電話，說得嗓子冒煙。有一次見客戶，要坐三個小時的公交車。那天下了好大的雨，我渾身濕透地站在車上，到地方了，人家卻說不想談了。回程的車上，眼淚混著雨水往下流。可心里那團火，卻越燒越旺。

二十二歲，我成了公司銷售副總裁。那一年，我的月銷售額突破了六十萬。再后來，我有了自己的公司，在深圳最貴的地段有了店鋪。員工叫我“曾總”。

可每次簽完大單，回到空蕩蕩的家，我總覺得少了什么。

我回去看養父母，買了大包小包的禮物，想給他們一個擁抱。養母的身體是僵硬的，像一尊多年的石像。那個擁抱，像投入深潭的石子，連漣漪都沒有。

我知道，有些鴻溝，是錢和成功都跨不過去的。

所以當我坐在《等著我》的錄制現場，我覺得自己又變回了那個三歲的小女孩。我說出記憶里最珍貴的碎片：母親好像叫劉秀英，父親叫王冬生，家在湖南邵陽……

然后，就是那扇空蕩蕩的門。

在我哭得不能自己的時候，尋人團的七月輕輕抱住我：“有娣，你不是被拋棄的。”

原來，我的母親患有間歇性精神疾病。那天她帶我去趕集，人山人海里，她突然發病昏倒。醒來時，緊緊牽著的小女兒不見了。

我的父親——那個我毫無印象的男人——像瘋了一樣找我。在我走失后的第十一年，他因肺結核去世。臨終前，還在念叨著我的小名。

“但是你的媽媽還在，”七月的聲音那么溫柔，“她因為身體原因不能來北京。可是你的哥哥姐姐來了！”

門再次打開，這次真的有人沖了出來。他們跑得那么急，好像要把這三十七年錯過的路都跑完。哥哥姐姐一把抱住我，那個擁抱那么緊，緊得像是要把我嵌進他們的生命里。

“有娣，”姐姐哭著說，“你是我們家最小的妹妹，是爸媽的掌上明珠啊。”哥哥從布包里掏出幾塊糖：“還記得根子糖嗎？你小時候最愛吃這個。”

我把糖放進嘴里，那股甜膩的味道竟然如此熟悉。原來，關于被愛的記憶，身體一直都記得。

節目結束后，我跟著哥哥姐姐回了湖南老家。車還沒停穩，我就看見了那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她被人攙扶著，眼神渙散。可當她的目光落在我臉上時，突然迸發出一種驚人的清明。她哆嗦著伸出手，嗚咽著喊出我的小名。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都化了。原來我一直被深愛著，只是命運和我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現在，我把養父母也接來了深圳。主持人說得對，無論過程如何，他們給了我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四十歲的我終于明白，不是所有的缺席都是不愛。有時候，愛得太深，才會在命運的洪流中失散。而親情這根線，縱使被歲月拉扯得再長，也永遠不會斷。

現在的我，既是曾總，也是有娣。這兩個名字，終于完整了一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