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蘇和解遲到了30年？

我們清楚地記得那個以友誼與同志般合作的紐帶，將蘇聯和中國人民連接在一起的時代。我們從不認為兩國間的敵對和疏遠狀況是正常的現象。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烏茲別克視察工作時，對中國釋放出了很好的信號，中國對此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

然而，在雙方高層的高度重視下，中蘇關系正常化，這一雙方共同追求的目標，卻直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才終于實現。中蘇關系緩和為何經歷了如此漫長的過程？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外交上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方針，而蘇聯也鼎力支持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高度一致的新中國：第一個承認新中國，并與新中國建交，還對中國進行了力度空前的援助，為新中國打下了工業化的基礎。如此，中蘇兩國之間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的情誼，兩國關系全面發展，在國際問題上互相支持，是真正的親密同盟。然而，隨著斯大林的逝世，中蘇雙方在意識形態、外交戰略、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思路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分歧。

起初，中蘇雙方在美國這個共同對手的壓力下，還能夠維持團結。但隨著美國調整了對外策略，對中蘇實現軟硬分制，對蘇聯緩和而加緊對中國施壓，令中蘇兩國的國家利益出現了重大分歧。

1959年，艾森豪威爾邀請赫魯曉夫前往戴維營共商美蘇緩和事宜。赫魯曉夫聞訊大喜過望，為營造緩和氣氛，不惜撕毀與中國之間的國防科技合作協定，撤回援華核武專家，甚至試圖限制中國自主發展和自衛力量。

然而當時的新中國正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安全形勢，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殘余勢力在美國的支持下不斷叫囂要反攻大陸；更令中國感到緊張的是，美國軍方不少高層都表達過用原子彈打擊大陸的意愿。

在此情形之下，中國唯有建立起屬于自己的核反擊力量，才能確保自身的安全。蘇聯阻礙中國獲取核武器，這種為了自身全球戰略而罔顧新中國安全需求的行為，令中蘇關系出現了不可彌合的裂痕。

從這之后，原本被勉強壓制的意識形態爭論迅速浮上臺面。隨著這場爭論的愈發激烈，中蘇兩黨之間幾乎斷絕聯絡，兩國關系也全面惡化。中國和蘇聯從心理層面上都不希望與曾經的同志反目。

1964年，借赫魯曉夫下臺之機，蘇聯邀請中國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7周年慶典，中國也派出了由周總理親自帶隊的高規格代表團出席。顯然，雙方都有意緩和關系。然而，在慶典后的晚宴上，卻有蘇聯高層口出狂言，聲稱中蘇關系惡化問題在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分歧："蘇聯已經搞掉了赫魯曉夫，只要中國再搞掉了教員，兩國關系就會好起來。"

中方聞言當即色變，伍豪當場質問蘇聯領導層："你們請我們來，是不是在向我們挑釁？是不是為了要我們撤掉教員的領導？"盡管蘇方其他高層辯解此人只是酒后胡言，但在中方看來，如果不是心里有這樣的想法，就算是喝醉了，也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因此，這一次本意在緩和中蘇關系的訪問，結果反倒導致了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曾經互為倚靠的中蘇兩國，竟逐漸走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

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中蘇兩國都開始重新考慮彼此的關系。蘇聯方面，由于戰略擴張的持續消耗和東歐的離心主義傾向，已經感受到了疲憊，實在無力在亞洲開辟新的戰場。

因此，眼看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逐漸改善，中蘇關系卻持續緊張，在維持兩國關系最后的保障，《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即將到期之際，蘇聯再度向中國發出了緩和信號。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公開宣稱，蘇聯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撕毀體現蘇中兩國人民友誼的文件。而此時的中國在經歷改革開放后，不少原本與蘇聯的理論分歧已經不復存在，并且雖然中國此時已經與美國正式建交，與西方陣營的關系有了較大緩和，但中國與美西方之間的根本性矛盾并未解決。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依舊在許多方面對中國施壓，尤其是在臺灣問題上，雙方的分歧尤為嚴重。可以說，中國在國際上依舊處于兩面受敵的態勢。因此，在收到蘇聯的信號后，中方很快做出回應。

中方表示，同盟條約被歷史證明并無實際意義，中蘇之間真正需要的是讓兩國關系恢復正常化。蘇聯方面對此也是從善如流，兩國很快就中蘇關系正常化問題展開了談判。

然而，就在中蘇關系似有轉機之際，阿富汗政府試圖擺脫蘇聯控制，蘇聯因此悍然入侵阿富汗。在中蘇關系依舊緊張的情況下，蘇軍在阿富汗的存在無疑會給中國的安全造成威脅。中國對此十分不滿，為表抗議，中國在第一時間對蘇聯政府的行為表示了強烈譴責，并終止了與蘇聯的談判。中蘇關系再度跌入谷底。

不過，隨著里根上臺，中蘇關系又迎來了新的機遇。相比于前任，里根政府更富攻擊性，在上臺后對中蘇兩面出擊，一邊以星球大戰計劃消耗蘇聯實力，一邊加強對臺軍事部署，撩撥中國底線。

中蘇兩國都深感美國壓力，忽然開始考慮彼此接近的可能。于是，在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講話時再度向中國發出了示好信號，中國的回應也來得格外迅速。就在勃列日涅夫發表講話的兩天后，中國外交部召開了建部以來的首次新聞發布會，對此作出公開回應。

盡管中方的回應十分簡短，且其中明確表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但蘇聯方面依舊為此歡欣鼓舞，因為在回應中，中方一句重視蘇聯的實際行動，實則是表達了接受蘇聯示好的意思。

果然，就在當年9月，中蘇雙方重新開啟了關系正常化的談判。雖然雙方立場仍存在較大的分歧，尤其是中方堅持蘇聯應先從蒙古和阿富汗撤軍，并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和老撾；蘇聯則希望中蘇關系不要涉及第三方，談判桌上雙方唇槍舌劍，氣氛依舊顯得僵硬，但整體上看，雙方都有明確的緩和意愿。

在談判之外，雙方的氛圍也和諧友好，中蘇關系明顯出現了好轉的跡象。然而，中蘇恢復談判還不到3個月，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

更加糟糕的是，由于"老人政治"的傳統，蘇聯新選出的最高領導人安德羅波夫繼任后一年三個月又去世了，之后的契爾年科也在繼任一年一個月后離世。這導致在關鍵的幾年中，蘇聯領導層忙于換屆過渡，無暇他顧，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自然也陷入停滯。

蘇聯也從中吸取了教訓，在契爾年科逝世后，選出了一位最年輕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以免因換屆導致權力真空的情況長期持續。

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蘇聯的國內問題十分嚴峻，所面臨的國際形勢也進一步惡化。面對著糟糕的局面，戈爾巴喬夫在外交上采取了全面緩和的戰略，對中國自然也不例外。

一上任，他就用改革派的謝瓦爾德納澤取代原本的強硬派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又將與中國關系較為密切的羅高壽任命為主管中國事務的副外長。然而，由于來自美西方的壓力更強，戈爾巴喬夫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了對美西方緩和上，對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關注程度有限。

在這種情況下，中方選擇主動出擊。鄧公托羅馬尼亞幫忙帶話，表示："只有蘇聯在中蘇關系中的三大障礙采取行動，中蘇關系才會有進展。"

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發表講話，宣布準備從蒙古和阿富汗撤軍。這也是蘇聯首次在中方最關注的三大障礙上讓步，但中方三個方向中最為關注的其實是柬埔寨的問題。因此，對于戈爾巴喬夫的表態，中方并不滿意。

雙方繼續就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一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鄧公隨后在接受美國記者采訪時，也專門強調了中方對柬埔寨問題的重視。不過，在強調中方原則的同時，鄧公也向蘇聯展示了誠意，表示："如果蘇聯能夠在柬埔寨問題上有實際行動，他愿意破例出訪到蘇聯的任何地方與戈爾巴喬夫面談。"

在中方的高度關注下，中蘇談判持續推進。直到1988年6月，中蘇雙方終于就此談出了成果，蘇方表示愿意就柬埔寨問題進行專門的討論，并達成諒解。

隨后，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進程開始加速，包括邊境劃界問題在內的一系列之前橫亙在中蘇之間的棘手問題均有所進展。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與鄧公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進行會晤。在會晤中，雙方宣布實現中蘇兩國、兩黨關系正常化。中蘇之間不正常的狀態終于宣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