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務派遣：從“臨時補丁”到用工常態，背后是資本的逐利游戲？

勞務派遣：從“臨時補丁”到用工常態，背后是資本的逐利游戲？

大家好，我是一方。有網友在我視頻評論區調侃，說勞務派遣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這話幸好沒讓日本和美國網友看到，不然他們指定得跳出來反駁——因為這一用工模式還真不是我們國家發明的。不過，是不是我們發明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把它“傳承和發揚”到了新的高度。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勞務派遣到底是怎么在中國一步步發展壯大的。

這一切要從四十多年前說起。1979年，北京成立了一家名為FESCO的公司，全稱為北京外企服務總公司。當時中國剛改革開放，外資企業來華建廠后無法直接雇傭中國員工，便通過這樣的“中間人”簽訂合同，將員工借調到企業工作。就這樣，中國第一批勞務派遣工稀里糊涂地上崗了。誰也沒想到，這個最初的“臨時角色”，后來會成為千千萬萬打工人的身份標簽。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國經歷了兩件影響深遠的大事：一是國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崗；二是農民進城務工，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民工潮”。此時，勞務派遣突然被派上了用場：國企無法直接安置的下崗工人，由勞務派遣公司對接再就業；找不到正規就業渠道的農民工，也通過勞務派遣公司搭建的橋梁進入工廠。

起初，勞務派遣只是一種兜底的就業保障手段，但用著用著，企業發現這一模式“太香了”——不用簽長期合同，不用繳納社保，員工可隨時辭退，出了問題還能把責任甩給派遣公司。于是，勞務派遣從外企專屬迅速擴散到各行各業。據媒體報道，1987年全國已有5.6萬家勞動服務公司，雇傭了730萬工人，同時管理著170萬臨時工。

真正讓勞務派遣“坐上火箭”飛速發展的，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了降低成本、規避風險，企業開始瘋狂使用派遣工。當時的銀行柜員、工廠流水線工人、商場銷售人員，幾乎全是編外的派遣人員。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臺，本想通過明確勞務派遣的合法身份來保護勞動者，結果企業反而覺得正式工更難管理，干脆將更多崗位轉為派遣制。數據顯示，派遣工人數從2008年的2700萬一路飆升到2023年的4759萬，最瘋狂的時候，全國每五個打工人里就有一個是勞務派遣身份。

你可能會問，企業為什么這么偏愛派遣工？我曾經單純以為是編制不足、工作量過大才雇傭編外人員，但深究后發現并非如此。舉個例子：某汽車廠正式工月薪5000元，繳納五險一金，每天工作8小時；而派遣工月薪僅4000元，不繳社保，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對企業來說，雇傭一名派遣工比正式工至少節省40%的成本，更不用說出現工傷事故時，企業可以推說“沒有直接勞動合同”，讓員工去找派遣公司；旺季招人、淡季裁員時，也能輕松規避法律風險。

你以為只有工廠喜歡這種模式？太天真了。國企和事業單位同樣偏愛派遣制：學校招不起足夠的編制老師，就用派遣崗；醫院護士人手不足，就招派遣護士；偏遠地區崗位沒人愿意去，還是靠派遣人員填補。但對這些派遣制老師、護士來說，職稱評定、進修培訓等福利基本與他們無關——哪怕干得再好、成績再出色，也始終是職場里的“二等公民”。

2012年之后，國家開始出手規范，明確要求勞務派遣只能用于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崗位，且派遣人員比例不得超過10%。但結果卻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多企業把“勞務派遣”改名為“業務外包”，換湯不換藥地繼續使用編外人員；近幾年興起的“靈活用工”，聽起來新潮，本質上還是舊瓶裝新酒——不簽勞動合同、不繳社保、可隨時辭退。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億，接近城鎮就業人口的一半。這背后固然有平臺經濟、零工經濟崛起的因素，但更多是企業在鉆法律空子：有的讓員工注冊成個體工商戶，有的把工資拆成“服務費”，既不用繳納社保，還能規避稅款，甚至有高管通過靈活用工平臺將收入轉給親戚避稅，堪稱魔幻。

說到底，勞務派遣的發展歷程，就是一場“洗白與黑化”的循環。表面上政策不斷升級、行業看似在規范，但實際上它始終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短期來看，它確實幫企業降低了成本，也幫政府緩解了就業壓力；但長期來看，同一個崗位、同樣的工作，卻因為一紙合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這真的合理嗎？

有人說，勞務派遣是時代的產物，是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但我想問：當臨時工成為常態，當工作不穩定成為標配，我們到底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在我看來，只要企業還想省錢、還想規避責任，勞務派遣就很難徹底消失。從1979年FESCO成立到如今4800萬派遣工，勞務派遣在中國走了一條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灰色”到“黑色”的道路。

就當前環境而言，一下子廢除勞務派遣可能難度較大，但我建議國家至少應通過立法進一步規范整頓勞務派遣公司，讓他們的“吃相”不要那么難看——底層打工人本身收入就低，還要被派遣公司二次抽成剝削，這實在太過分了。認同的朋友，請在評論區打上“支持”二字，順便點贊轉發。想必沒有人愿意一輩子做職場的“二等公民”，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