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走好不送

文 | 楊旭然

圍繞在“價值投資”身上的爭議還在繼續，但扛大旗的領軍者已經準備悄然離開。

有人將其視為投資道路上的指路明燈，將其歷年的語錄反復誦讀，甚至有人把他視為再生父母，將自己投資的成功乃至人生的成功，都毫不吝嗇地歸功于這位未曾謀面的美國老頭。

也有不少人——尤其是A股的投資者群體，很多都并不認可巴菲特的投資理念，以至于將價值投資視為某種騙局。原因無他，大概率是遵從于其投資理念反而虧了錢，深深套牢。

尤其是白酒作為與中國價值投資者深度綁定的板塊，其價格的漲跌幾乎可以視為A股市場的“巴菲特指數”，雖然巴菲特本人從來沒有買過中國的白酒股，即便是貴州茅臺。

但不論是否認同價值投資，正反兩方都無法否認，巴菲特的理念在投資世界中堪稱經典。

經典之所以被稱之為經典，核心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種“經”和“典”，價值巨大，卻又超過絕大多數人認知范圍和理解能力之外。人們通常難以與這些晦澀難懂的經典直接接觸，而是需要有一層中間人進行“釋經”。通過釋經者的解釋，人們才能對其概念和意義有更多了解。

掌握了釋經權的釋經者，不自覺地成為了口傳圣喻的“深宮內臣”，對于外部接受信息、接受怎樣的信息，有了一定的決定權和權威性。在釋經的過程中，講經人會根據自身利益站位、實際情況的變化，對固定的經典進行變化的解釋、分析甚至是調整，改變，以適應受眾口味。

具體到巴菲特身上，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掌握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而其他人都只能如同盲人摸象一樣去感受其思想、理念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這一部分的理念在傳播時，又不可避免地被各路講經人融匯了各式各樣的復雜觀念進去，于是曲解和誤讀就在所難免。

但我們不能因為巴菲特的投資思想被曲解了，就直接判定曲解者全都是錯的，那將陷入到另一個方向的錯誤之中。畢竟巴菲特身處美國，而中國的投資者身處中國，雙方的投資環境不一樣，所投企業身處的社會環境也不一樣，機械照搬會遭遇理念對面實際情況的沖突。

本質上，釋經的過程是必須的，人們必須通過經典與現實的結合，最終完成對深邃理念的切身體會、理解和最終接納。但不可避免的，釋經者在宣傳時摻雜的各種錯誤觀念甚至是主觀惡意，都需要投資者以更加冷靜、沉著的態度去進行甄別篩選，而不是一味盲從。

巴菲特出生于美國大蕭條期間，成長于戰爭年代，進入社會和開始工作始于戰后的重建和再發展，親歷了整個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和繁榮，乃至于如今開始走向下坡路的全過程。他本人將這個過程總結為“國運”，或者“相信美國”。

這個劇本是一個成功投資人的先天設定，任何人都無法用21世紀的中國去套用這樣的一個成長歷程。中國幾乎所有的投資者都沒有經歷過一場世界大戰，也沒有經歷過那個完全由資本主導社會發展的商業社會。所謂“國運”這個說法本身，也需要更多的充實和完善。

投資是一種利益和立場的協調統一——通過將自己的資金注入到某個商業機構之中，獲得其部分的所有權，最終與這個商業機構形成利益的共同體。巴菲特的成功，在于他將自己手中掌控的資本，與整個美國近代史上最有能量、最有持續性發展能力的企業綁定到了一起，最終獲得巨大的成功。但這個過程在中國想要進行復制，就必須面對巨大變數。

首先，就是中國與美國企業所面對的競爭格局完全不同。不論是蘋果還是可口可樂，在美國和全球市場，基本上不存在太多的競爭對手，或者競爭對手們因為種種原因始終無法對這些企業形成實質上的威脅，巴菲特將這些企業的特質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總結，但本質都是壟斷。

中國企業，不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始終難以真正地超脫于競爭之外，無處不在的競爭消滅著一切的超額利潤。沒有超額利潤，企業股價的上漲自然就失去了根基。

更為嚴重的，是劇烈競爭的長期存在，導致投資者對于那些已經在賺錢的企業總會充滿警惕，認為其現階段獲得的利潤，必然會在較短的時間里被嗜血而來的競爭者吞噬殆盡。因此中國那些原本可以成為價值投資優質對象的企業，卻只能以比較低的市盈率，去等待各種利空因素的驗證，最終形成系統性低估的局面無法破解。

這些情況放在蘋果、谷歌、亞馬遜身上并不成立。因為在中國之外的市場，這些企業確實難以被競爭對手所真正威脅，即便是同行競對，也通常是以不同的生態位錯位共存，如SHEIN、TEMU的出現，并不會讓亞馬遜的電商業務受到真正的威脅，這與中國的高強度競爭環境完全不同。

其次，國情與文化決定了，中國社會上上下下，對于資本持續性做大做強都充滿警惕。除了企業界和投資人群體之外，絕大多數人都樂于見到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不同體量的企業混雜競爭，最終讓所有市場的參與者都難以獲得超額利潤。這不僅有利于消費者降低生活成本，也對于政治穩定頗有好處——能量巨大、不受約束的商人和金融資本，是社會穩定的一大威脅。

如此壓力之下，巴菲特所定義的那種“國運”，始終難以在中國落實。因為這并不是一個可以由大企業和金融資本任意塑造的社會，其超額利潤也因此必然會受到限制。

學習巴菲特也許不難，但在中國特定的資本與社會環境下復制巴菲特，可以說是難上加難。白酒是中國式價值投資者結合中國實際所能尋求到的一種最優解，但即便是這個最優解，最終也難免被不斷挑戰，乃至于最終證偽。這就是巴菲特價值投資理念在中國被部分人稱為“騙”的深層次原因。

那么，價值投資在中國資本市場的真正落地，應該是怎樣的？應該如何理解巴菲特的價值投資，才能真正獲得一個能被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筆者給出的答案，是結合中國實際，接受巴菲特對于低估值/安全邊際的理解，忽略其根基美國的“國運思維”，增加對于科技股和成長股投資的成長性投資理念，放棄對壟斷的執念，去尋找更加寬廣的市場——用成長性和空間感，去盡可能消弭過度競爭和無法壟斷所造成的估值收縮。

以此為基礎拋磚引玉，相信會有更多人有能力，也有熱情，去探索出更加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投資經典，而不是如王明、博古和李德在蘇聯學到的金科玉律一樣，去指導中國的革命實際。

當人們陷入到一種對“法”的偏執之后，那不論是在投資還是在生活中，都會更容易陷入困境。這并非是對巴菲特科學投資理念的不尊重，而是我們必須遠離原教旨主義，必須在經典結合實際的過程中破除法執，而不是將自己的投資決策與自己所處的位置和時代抽離開來。

對一代大師最大的敬意，是順著他的手指看到真正的月亮，而不是抓住他的手指，切下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