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檳換駁殼槍，將軍大使們是如何開創中國外交新局面的？

社會主義國家大使首次亮相資本主義國家，伯克槍換成了香檳酒，這是1950年新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舉辦國慶招待會后，西方媒體對中國大使的報道。作為新中國外交人員首次在西方社交界亮相，這場宴會引起了西方媒體的廣泛關注。

招待會上，中國大使耿飚簡樸干練的風格，與西方外交界衣香鬢影、奢華迷離的傳統氛圍截然不同，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神通廣大的媒體記者還發現，這位與眾不同的中國大使就在一年之前還是一位領兵打仗的將軍。

于是，第二天的報道中充滿了對“將軍大使”的討論與猜測。新中國為什么要讓將軍跨界擔任外交大使？這些臨時轉行的將軍們，能否擔負起打開國家外交局面的歷史使命？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美西方國家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孤立與封鎖，中共中央通過“一邊倒”策略成功破局。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紛紛承認新中國后，美西方國家見孤立政策已難以為繼，英國為維護經濟利益，放棄所謂“陣營團結”，也在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認新中國。英國帶頭發聲后，冷戰中卷入程度較淺的北歐國家瑞典、芬蘭，以及中立國瑞士，也很快宣布承認新中國，甚至進一步提出與新中國互派大使、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提議。

然而，新中國在這件事上的反應卻顯得有些遲緩。在相關國家提出互派大使的建議后，

新中國外交部遲遲未能確定駐外大使人選，讓各國外交部門多少有些失望。事實上，出現這種情況并非新中國不重視外交，或對有關國家有意見，實在是外交人員嚴重匱乏。

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始終不是執政黨，沒有多少外交需求，僅與蘇聯有少量往來，并未形成專業外交隊伍。即便中共中央極具前瞻性地意識到外交的重要性，早早成立中央外事組、有意識地培養外交人才，但外交工作對人員知識水平要求較高。當時中國民眾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中共也不可能浪費人才，讓稀缺的知識分子掛著“外事組”的名頭卻無所事事。因此，在外交實踐極為有限的背景下，外事組的規模顯然不會太大。解放戰爭的推進速度超出中央預期，這對中國而言固然是好事，卻讓外交部門的人才困境雪上加霜。這意味著，新中國成立后，外交人才數量依舊極為有限，而這少量有經驗的人才還需支撐外交部的基本框架，無法大量外派。加之外交工作肩負對外展現國家形象的特殊使命，且國民黨與中共的政治立場、工作作風存在天壤之別，其他領域可采用的“留用南京國民政府相關人才”的做法，在外交領域并不適用。

盡管秉持“量才為用”原則，新中國外交隊伍也吸納了部分國民黨外交人才，但這些人在新中國外交工作中僅能承擔輔助角色，無法擔任駐外大使這類關鍵職務。面對這一困境，中共中央經過慎重考量，將目光投向部隊高級干部。這些干部對黨忠誠、政治過硬、作風優良、善于決斷，且具備相對豐富的知識儲備，其中一部分人還擁有一定外語能力，或有過與外國人員交涉的經歷。

在外交人員缺口嚴重的情況下，對這些有經驗的軍隊干部進行外交培訓，讓他們擔負駐外大使職責，已是當時最具可行性的選擇。于是，1949年11月新中國外交部剛成立，各部隊便收到命令：每個軍調出1名師級干部、2名團級干部，轉任外交部工作。在各方催促下，人員到位后，外交部還沒來得及組織一場系統的緊急培訓，僅向這些將軍及他們的夫人傳授最基礎的外交知識與禮儀規范，便匆忙將他們派往各國履職。

那么，這些倉促上任的將軍大使，能否擔負起對外展示新中國形象、打開新中國外交局面的歷史使命？

事實上，最初就連這些將軍大使自己，對倉促轉崗后能否做好工作也心里打鼓。不少人收到調令后，都曾向上級表達對外事工作一竅不通、擔心干不好的疑慮。盡管外交部組織了培訓，但起初這些培訓不僅沒能讓將軍們增強從事外事工作的信心，反而加深了他們的擔憂。習慣了與資本主義勢力斗爭、習慣了艱苦樸素的革命作風，如今要學習資本主義世界的行為方式，將軍們都深感不適應、不情愿。

不過，當組織向他們剖析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后，這些將軍的態度很快發生轉變。作為堅定的愛國主義革命戰士，他們認定：既然祖國有需要，無論前方有多少困難，都要想辦法克服。思想轉過彎后，將軍大使們的學習熱情迅速高漲,常常天還沒亮就起來背誦外交知識，互相演練外交禮節，僅用半年時間便完成了外交基礎培訓。

正式就任后，將軍大使們懷著一腔愛國熱忱積極工作，為新中國外交打開局面。當時國際上，外交職業化傾向已十分明顯，新中國的將軍大使在外交界堪稱特例。但將軍們的長期軍旅生涯，也為他們帶來了獨特優勢。面對外交職業水平不足的短板，將軍大使們另辟蹊徑：將軍旅生涯中形成的作風習慣與外交活動相結合，形成獨特外交風格，展現出新中國別樣的外交風貌。

在各國普遍對新中國缺乏了解的背景下，他們巧妙利用將軍這一特殊身份名片，與駐在國人員拉近距離，借機打開外交局面；不知如何管理外交隊伍，便沿用部隊的組織管理模式，同時將部隊中“注重調查、積極學習”的傳統在外交戰線上發揚光大，帶領新生的新中國外交隊伍出色完成了祖國賦予的使命。

與此同時，這些將軍大使及他們的夫人，在遵守外交禮儀的基礎上，盡可能保留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男不戴勛章，女不戴首飾，展現出與眾不同的外交風貌。盡管這與西方傳統外交界的氛圍不符，但這種時時處處恪守節儉的做法，依舊贏得了各國的尊重與敬佩。因經驗不足、語言不通、知識水平有限等客觀條件限制，不少將軍大使在駐外工作初期確實鬧過笑話，甚至引發過外交小事故。

不過，將軍們在戰場上練就的良好判斷與決策能力，讓他們能及時發現問題并糾正。面對將軍大使們真誠的道歉，駐在國了解情況后也均予以諒解，這些失誤并未造成嚴重不良影響。隨著時間推移，將軍大使們在履職過程中不斷積累經驗，同時通過與駐在國外交同行交流學習更多外交知識，這類外交失誤便逐漸減少乃至不再出現。第一屆將軍大使任期結束后，部分人因身體欠佳、不適應駐外生活等原因退出外交戰線，或重回部隊，或投身新中國國家建設；但更多將軍大使選擇繼續為新中國外交事業奮斗，為外交工作作出更大貢獻，成為新中國外交界的中堅力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即便那些不適應外交官生活、不喜歡使館環境的將軍大使，在任職期間也出色完成了國家賦予的職責使命：他們積極開展各類外交活動，深化與駐在國及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為國家建設營造了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同時，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駐外使節，他們在工作中積極總結實踐經驗、大膽開拓創新，為新中國培養職業外交人員提供了豐富范例，還順帶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外交人才。隨著新中國教育體系不斷完善，新中國外交也很快走上職業化道路，不再需要從軍隊抽調人才。

當年的將軍大使們逐漸老去，將軍大使這一特殊群體也慢慢退出歷史舞臺，但中國外交人永遠不會忘記：新中國成立之初，當外交事業因各國誤解與美國封鎖而舉步維艱時，是將軍大使們為新中國外交事業奠定了堅實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