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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國家大使首次亮相資本主義國家,伯克槍換成了香檳酒,這是1950年新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舉辦國慶招待會后,西方媒體對中國大使的報道。作為新中國外交人員首次在西方社交界亮相,這場宴會引起了西方媒體的廣泛關注。
招待會上,中國大使耿飚簡樸干練的風格,與西方外交界衣香鬢影、奢華迷離的傳統氛圍截然不同,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神通廣大的媒體記者還發現,這位與眾不同的中國大使就在一年之前還是一位領兵打仗的將軍。
于是,第二天的報道中充滿了對“將軍大使”的討論與猜測。新中國為什么要讓將軍跨界擔任外交大使?這些臨時轉行的將軍們,能否擔負起打開國家外交局面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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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美西方國家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孤立與封鎖,中共中央通過“一邊倒”策略成功破局。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紛紛承認新中國后,美西方國家見孤立政策已難以為繼,英國為維護經濟利益,放棄所謂“陣營團結”,也在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認新中國。英國帶頭發聲后,冷戰中卷入程度較淺的北歐國家瑞典、芬蘭,以及中立國瑞士,也很快宣布承認新中國,甚至進一步提出與新中國互派大使、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提議。
然而,新中國在這件事上的反應卻顯得有些遲緩。在相關國家提出互派大使的建議后,
新中國外交部遲遲未能確定駐外大使人選,讓各國外交部門多少有些失望。事實上,出現這種情況并非新中國不重視外交,或對有關國家有意見,實在是外交人員嚴重匱乏。
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始終不是執政黨,沒有多少外交需求,僅與蘇聯有少量往來,并未形成專業外交隊伍。即便中共中央極具前瞻性地意識到外交的重要性,早早成立中央外事組、有意識地培養外交人才,但外交工作對人員知識水平要求較高。當時中國民眾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中共也不可能浪費人才,讓稀缺的知識分子掛著“外事組”的名頭卻無所事事。因此,在外交實踐極為有限的背景下,外事組的規模顯然不會太大。解放戰爭的推進速度超出中央預期,這對中國而言固然是好事,卻讓外交部門的人才困境雪上加霜。這意味著,新中國成立后,外交人才數量依舊極為有限,而這少量有經驗的人才還需支撐外交部的基本框架,無法大量外派。加之外交工作肩負對外展現國家形象的特殊使命,且國民黨與中共的政治立場、工作作風存在天壤之別,其他領域可采用的“留用南京國民政府相關人才”的做法,在外交領域并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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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秉持“量才為用”原則,新中國外交隊伍也吸納了部分國民黨外交人才,但這些人在新中國外交工作中僅能承擔輔助角色,無法擔任駐外大使這類關鍵職務。面對這一困境,中共中央經過慎重考量,將目光投向部隊高級干部。這些干部對黨忠誠、政治過硬、作風優良、善于決斷,且具備相對豐富的知識儲備,其中一部分人還擁有一定外語能力,或有過與外國人員交涉的經歷。
在外交人員缺口嚴重的情況下,對這些有經驗的軍隊干部進行外交培訓,讓他們擔負駐外大使職責,已是當時最具可行性的選擇。于是,1949年11月新中國外交部剛成立,各部隊便收到命令:每個軍調出1名師級干部、2名團級干部,轉任外交部工作。在各方催促下,人員到位后,外交部還沒來得及組織一場系統的緊急培訓,僅向這些將軍及他們的夫人傳授最基礎的外交知識與禮儀規范,便匆忙將他們派往各國履職。
那么,這些倉促上任的將軍大使,能否擔負起對外展示新中國形象、打開新中國外交局面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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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最初就連這些將軍大使自己,對倉促轉崗后能否做好工作也心里打鼓。不少人收到調令后,都曾向上級表達對外事工作一竅不通、擔心干不好的疑慮。盡管外交部組織了培訓,但起初這些培訓不僅沒能讓將軍們增強從事外事工作的信心,反而加深了他們的擔憂。習慣了與資本主義勢力斗爭、習慣了艱苦樸素的革命作風,如今要學習資本主義世界的行為方式,將軍們都深感不適應、不情愿。
不過,當組織向他們剖析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后,這些將軍的態度很快發生轉變。作為堅定的愛國主義革命戰士,他們認定:既然祖國有需要,無論前方有多少困難,都要想辦法克服。思想轉過彎后,將軍大使們的學習熱情迅速高漲,常常天還沒亮就起來背誦外交知識,互相演練外交禮節,僅用半年時間便完成了外交基礎培訓。
正式就任后,將軍大使們懷著一腔愛國熱忱積極工作,為新中國外交打開局面。當時國際上,外交職業化傾向已十分明顯,新中國的將軍大使在外交界堪稱特例。但將軍們的長期軍旅生涯,也為他們帶來了獨特優勢。面對外交職業水平不足的短板,將軍大使們另辟蹊徑:將軍旅生涯中形成的作風習慣與外交活動相結合,形成獨特外交風格,展現出新中國別樣的外交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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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國普遍對新中國缺乏了解的背景下,他們巧妙利用將軍這一特殊身份名片,與駐在國人員拉近距離,借機打開外交局面;不知如何管理外交隊伍,便沿用部隊的組織管理模式,同時將部隊中“注重調查、積極學習”的傳統在外交戰線上發揚光大,帶領新生的新中國外交隊伍出色完成了祖國賦予的使命。
與此同時,這些將軍大使及他們的夫人,在遵守外交禮儀的基礎上,盡可能保留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男不戴勛章,女不戴首飾,展現出與眾不同的外交風貌。盡管這與西方傳統外交界的氛圍不符,但這種時時處處恪守節儉的做法,依舊贏得了各國的尊重與敬佩。因經驗不足、語言不通、知識水平有限等客觀條件限制,不少將軍大使在駐外工作初期確實鬧過笑話,甚至引發過外交小事故。
不過,將軍們在戰場上練就的良好判斷與決策能力,讓他們能及時發現問題并糾正。面對將軍大使們真誠的道歉,駐在國了解情況后也均予以諒解,這些失誤并未造成嚴重不良影響。隨著時間推移,將軍大使們在履職過程中不斷積累經驗,同時通過與駐在國外交同行交流學習更多外交知識,這類外交失誤便逐漸減少乃至不再出現。第一屆將軍大使任期結束后,部分人因身體欠佳、不適應駐外生活等原因退出外交戰線,或重回部隊,或投身新中國國家建設;但更多將軍大使選擇繼續為新中國外交事業奮斗,為外交工作作出更大貢獻,成為新中國外交界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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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即便那些不適應外交官生活、不喜歡使館環境的將軍大使,在任職期間也出色完成了國家賦予的職責使命:他們積極開展各類外交活動,深化與駐在國及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為國家建設營造了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同時,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駐外使節,他們在工作中積極總結實踐經驗、大膽開拓創新,為新中國培養職業外交人員提供了豐富范例,還順帶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外交人才。隨著新中國教育體系不斷完善,新中國外交也很快走上職業化道路,不再需要從軍隊抽調人才。
當年的將軍大使們逐漸老去,將軍大使這一特殊群體也慢慢退出歷史舞臺,但中國外交人永遠不會忘記:新中國成立之初,當外交事業因各國誤解與美國封鎖而舉步維艱時,是將軍大使們為新中國外交事業奠定了堅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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