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是否真的志大才疏？從宋希濂回憶能看出，此人實在狡詐難纏

1938年臘月的一天，西安城外雁塔余雪未融，宋希濂陪同胡宗南檢閱第七分校新生。胡突然低聲問一句：“宋兄，倘若給你三萬青年，能否與共軍支部硬碰？”宋希濂一怔，答不上話。短短一句，卻點明了胡宗南此后十余年的布局——他深知槍桿子終要落到能被思想掌控的人手里。

黃埔一期出身的胡宗南，早年并不耀眼。1927年與陳賡同班，課堂成績只能算中上，可他擅長察言觀色。北伐途中，他屢次送蔣介石急需的情報，蔣對這位浙江同鄉愈發信任。1931年升任第一師師長，1936年兼第一軍軍長，短短五年位階層層高攀。就連周恩來也評價“最能替蔣出主意的，首推胡宗南”。

紅軍北上長征時，第一軍是絆腳石。曾有“恐胡癥”之說，并非捕風捉影。甘肅會寧一帶，紅四方面軍的偵察兵夜里繞到第一軍火力點試探，竟連開三槍皆被機槍網壓回，這在裝備相差懸殊的年代實屬罕見。彭德懷后來自嘲：“打慣雜牌，忽遇精銳，拳腳不夠長。”然而山城堡一役，彭德懷抓住胡部輕敵，將七十八師打殘，也算彼此都嘗過對方厲害。

抗戰爆發，胡宗南奉命東調淞滬。兩個月鏖戰，他折損近半主力，被迫撤回關中。表面看是敗績，實則給了他一個“獨立王國”。關中平原糧草充裕，地形四塞，胡藉此擴編整訓。最精巧的一步，便是在1940年開辦黃埔軍校第七分校。蔣介石常以“黃埔姓蔣”自居，其他戰區想要分校都被擋回，胡卻得到了核準，原因在于他講出了“以組織對組織”的那番話。蔣心里明白，對付延安，單靠槍子兒不夠，還得靠“干部機器”。

三萬多青年學生陸續畢業，分散在西北各省、軍政機關和胡部各旅。宋希濂回憶，這些人“吃得苦、鉆得細”，學我黨方式發展“青年軍盟”。其中尖子熊向暉還被胡視為“未來的第七分校校長候選”，可這位高足暗中早已與周恩來接上線，成了解放軍在西北最珍貴的情報來源之一。胡宗南自詡心思細密，卻終究漏了這一環，足見事情之諷刺。

1946年夏，全面內戰爆發。蔣介石原先計劃借閻錫山、傅作義在北線牽制華北，我軍主力尚在山東、東北，故對延安“劃圈圍困”即可。胡宗南不甘閑坐，越過黃河北上，結果連吃晉冀魯豫野戰軍伏擊，不得不退回關中整頓。到了1947年春節，蔣才下定決心令胡直取延安。彼時胡手握二十四萬，彭德懷只有不足兩萬正規兵。按賬面實力，延安似乎穩如囊中之物。

事實卻不似賬面。胡宗南步步為營，先以五個旅迂回子長、安塞，企圖割裂邊區交通線，沒料到西北野戰軍利用靈活機動連續出擊，青化砭、高家堡、羊馬城三戰把胡的先遣部打得狼狽。這時胡宗南的反應很“胡宗南”——既不冒進，也不后撤，而是加重特務封鎖，切斷陜甘寧外援通道。他從后方抽調運輸旅改裝為“機動輜重兵團”，專事搶糧斷鹽，延安雖然在三月被攻占，可邊區軍民的生活壓力才是更嚴峻的威脅。

到了1948年秋天，遼沈戰役打響，蔣介石反復催促胡宗南北援，但胡只抽了五個團象征性地進入晉中，自己則把主力繼續縮在西安、寶雞一線。蔣介石惱火，卻也無可奈何，西北龐大地盤還得靠胡看著。宋希濂后來感嘆：“胡的算盤并非保蔣，而是保胡。”這種謹慎，外界看成“志大才疏”，其實更像賭桌上的老手——輸一把可以，不能把老本搭進去。

1949年渡江戰役后，胡宗南被迫全線西撤。他先在漢中架設三條防線，掩護主力回川；再利用對機場的掌控，把核心幕僚空運重慶，臨走前仍不忘指示參謀處銷毀軍校學生底冊。5月成都局勢緊張，又轉移到昆明；7月下旬，飛抵西昌。直到1950年3月26日人民解放軍逼近西昌機場，他才把指揮權交給羅列，自身乘機南逃臺灣。有人譏笑他丟下數萬將士，其實在胡的邏輯里，“活著才能東山再起”，他從不當悲劇英雄。

臺灣歲月，胡宗南被排擠得只剩“戰略顧問”虛銜，還一度遭同僚彈劾。蔣介石礙于舊情庇護了他，卻再未給重任。失意之余，胡向友人苦笑稱：“做團長也好，師長也行，大將軍這頂帽子壓得我透不過氣。”這番話后世常被解讀為自省，細想或許仍是推諉——若非擔得太重，豈會落得如此？

宋希濂在回憶錄里寫道：“胡宗南知兵善養兵，能韜光，也能斂跡。若非對手強過常人，誰敢說他志大才疏？”是役西北，決勝在于戰略重心，而非單就一將之勇。胡宗南的狡詐和難纏，實實在在拖住了解放軍十幾萬兵力和大后方的物資。只是布局再深，也敵不過大勢。1950年以后，他的故事翻頁，但狡詐難纏的評語，卻被不少老國軍一直掛在嘴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