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了解中國，從重新了解鄉村開始

“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梁漱溟。

我們討論的只是鄉村問題嗎？不。鄉村問題，只是中國復雜問題的投影，因為鄉村問題的投影面積最大且鄉村最弱勢，所以看起來問題也最多。而這些問題，并不僅僅是鄉村一個人的問題。

中國近代史核心命題，其實只有一個：如何從一個農業國家轉變為現代工業國家，如何將一個傳統文明融入現代文明，以實現中華之崛起。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強國。

“四個現代化”三缺一，除了農業還處于“半現代化”，其余工業、國防、科技，都位列全球數一數二，發展雖不平衡，但現代化基本實現。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夢寐以求的目標，大致實現了。

一問：推動民族前行的下一個目標、下一種思想在哪里？

一般認為，至2018年，經過改革開放40年高速增長后，中國經濟的工業化已經完成：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鞠建東教授指出，除了成就，另一個關鍵指標是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的轉移已基本完成——青壯年農民已基本從農業轉向工商服務業，工業企業對剩余勞動人口的吸納能力基本停滯。“以2018年為分水嶺，中國經濟從工業化時代進入知識化時代，中國經濟發動機從工業化時代制造、裝配，需要轉換成創新、高科技服務、知識服務”。

二問：時代已變，你的思想是否也開始轉變？

一個民族一百多年的思維慣性是強大的，以現實中的感受看，答案并不樂觀。多數人還在用工業化、城市化思維和視角看問題，“大國大城”式的集中、規模化思維，工廠生產標準化、科層制管理思維，去鄉村化、城鄉二元對立思維，市場化優勝劣汰、貧富分化理所應當的思維……依然是主流。

譬如鄉村及其承載的傳統文明，在百余年歷史進程和文明反思中，始終被認為是封建、愚昧、貧窮的化身，始終與民族“劣根性”緊緊捆綁，始終上不得現代化的臺面。真是這樣嗎？

你看到了工業產能過剩、城市內卷、超級老齡化、社會價值虛無與精神空洞了嗎？你看到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而不只是規模）的向往了嗎？你看到鄉村的變化了嗎？

君不見，迎面而來的數（數字化）智（人工智能）文明時代，移動互聯網、社交革命、去中心化、分布式存儲、大數據、云服務、人工智能……在幾百年工業文明“集中”的基礎上，正在將社會資源與話語權壟斷、階層固化再次打散，而這種數智化，正與農業文明的分散、自足、自立產生一種文明的“隔代親效應”。

君不見，工業化制式教育、專業化教育早已跟不上知識型企業和時代發展需求，大學生失業率高企、收入趕不上農民工了嗎？

君不見，伴隨著互聯網、數字化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對社會分化及其不平等、科層制、集權、精英主義，所采取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躺平、不婚、不孕的現象了嗎？

君不見，逐漸走偏的所謂的“現代化”，對人性的壓抑已到了全民反思的新時期了嗎？

三問：你或許看見了潮頭，或激動或困頓，但你看見了時代大潮下的潮涌了嗎？

當然，這本書討論的，還是鄉村振興問題。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出鄉村振興國家戰略。提出歸提出，那一年，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房地產銷售再達高峰，一年賣出13萬億，全民炒房熱情高漲。

11月，特朗普訪華，中美兩國企業共簽署合作項目34個、總金額2535億美元，創歷史新紀錄。特朗普還特意掏出平板電腦，展示外孫女阿拉貝拉用中文演唱歌曲、背《三字經》的視頻，這一幕和諧景象，讓全球市場都松了一口氣，翹首以盼良性中美關系下新的全球繁榮。

2018年，情勢急轉直下。3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對中國大量商品加征25%關稅，挑起中美貿易爭端，國人一下都懵了，繼而大量聲音出現，抱怨中國政府為什么不繼續韜光養晦，“忍一忍”。而與我們的驚詫莫名形成鮮明對比，美國主流社會十分淡定，對他們來說，這只不過是一場遲到20年的必然的事情。

早在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小布什就批評克林頓的中國政策，首次提出將中美“戰略合作”關系改為“戰略競爭”關系，到他當選，未及兌現這一承諾，就遇上“9·11恐怖襲擊事件”，不得不轉為對華合作。此后則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奧巴馬先是對華合作，一緩過勁來就轉為遏制。直至特朗普上臺，美國政界一旦稍微平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祭出這一板斧。

百年大變局時期，世事紛紛擾擾。除了政府推動的脫貧攻堅戰役，鄉村振興？引不起多大關注。

隨后就是2019年底開始的三年疫情了，人們更無暇顧及。好在，在不間斷的封閉和切膚之痛中，城市人開始對鄉村民宿、營地、親子、自然教育之類的文旅內容產生興趣，哪怕只是去鄉下逃避一下，心情也要好一些。

雖然經營節奏不斷被封閉政策打斷，但這三年，堪稱鄉村文旅從業者們的黃金期，各種經營主體生意火爆。

轉折出現于2023年。疫情解封，按說生產力要出現長期壓抑后的大爆發，但爆發并未到來，反而驗證了疫情期間人們的調侃——“疫情解封后，就真的沒有借口了”。一切恢復正常后，人們發現，城市真的沒有什么機會了，而熱門高科技，普通人不但難參與，反而工作崗位被科技逐漸取代，以房地產、金融、互聯網大廠為代表的批量生產中產的行業，失業潮一再來襲。

未來何去何從？不論城市中產，還是商人、投資人、企業主們，迷茫中，開始主動關注鄉村振興了。畢竟，城市真的卷，高科技一般人又參與不了，城市，真的沒什么機會了。

但搞了這些年，究竟什么是鄉村振興？

恐怕很少有人能講清楚。甚至，很少有人去認真思考和講述，尤其是用老百姓、社會和市場能聽懂的語言去講述。他們要是不明白，又如何參與進來呢？

21世紀以來的鄉村建設，主要由兩種力量推進。一種是國家力量，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鄉村大基建，到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國家進行了大范圍基層動員，投入了巨額財力物力，為中國的廣袤鄉土補齊了短板。

今天，哪怕我們到云南、西藏、新疆的邊遠山村也會發現，水泥路通了，樓房蓋好了，網購和快遞都有了；新農保基本覆蓋，“退休”農民每月能領一兩百元的保底“退休金”，新農合也基本覆蓋，農村再也不會出現生病只能拖著等死的命運；很多家庭還有小汽車了，發動汽車去趟縣城逛個街、購個物、看場電影，一般一兩個小時就夠了（離縣城2小時車程外的村莊，多數將慢慢收縮、淘汰）——一兩個小時，北上廣深的打工人還在上班路上。

所以，中國的鄉村其實已經振興了，眼見的城鄉差距，早已不像人們印象中的那樣巨大：鄉村不再灰頭土臉，農業生產不再依靠蠻力，農民并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只要不是非得進城買房，可比城市人更自由。

第二種力量，是城市知識分子下鄉。

21世紀以來，一批城市知識分子，比如大學教授、建筑設計師、藝術家、媒體人，開始對城市生活進行反思，逐步走向鄉村找答案。他們或建鄉村工作室，或搞鄉村公益，或辦大地藝術祭，或建民宿，逐漸帶動更多的知識分子、富裕人群或城市中產進入鄉村。

2010年前后，隨著以湖州莫干山為代表的第一波民宿之風興起，市場力量開始介入，國家鄉村大基建之外，中國鄉土迎來了第一波市場化力量。第二波熱潮則發生在2015、2016年左右，隨著房地產催生的一批城市中產變現，一些人轉向鄉村投資，民宿迎來熱潮，目前市場上我們所見的許多民宿/鄉村酒店連鎖品牌，大多誕生于那幾年。第三波熱潮是2018年國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直接將文旅、民宿推向高潮，一時間，政府投文旅，民間搞民宿，成為社會參與鄉村的不二門路。隨之三年疫情，封閉中，人們對周邊游、鄉村游、現代文旅的需求進一步激發，大文旅迎來井噴。

任何產業，都有其自然周期，民宿、文旅也一樣。經過十余年發展、疫情期間投資過熱，許多地區的民宿、文旅產業逐漸進入產能過剩、產業升級階段。隨之，知識分子群體短板畢現——畢竟，他們其實沒什么錢，市場認知、開拓能力，社會資源整合等能力都不足，又容易受傷，逐漸陷入困頓。

因此，當下中國鄉村振興的瓶頸，本質是政府大投資后難以市場化盤活，及城市知識分子能力不足卡殼了。所以我們的鄉村振興，只走完了上半場，即硬件的振興。那么下半場，重點就應該轉至“軟件”和人的振興，只有建立市場盤活和社會參與機制，實現人與資源的雙向流動，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振興。

學者與專家不同，專家可以偏向于學術、把問題越研究越深，學者則應偏重于把問題說明白，進而讓社會、民眾參與進來，而不是越描越黑，讓人只能旁觀。

鄉村振興總體是一個國家政策語言，要推動社會參與，就要用市場化、社會化語言進行“翻譯”。本書即致力于此，圍繞“Why”（為什么）與“How”（怎么干），盡力以直白的道理和實踐闡釋，讓讀者以較快的速度了解鄉村振興，以及讓參與者盡量少走彎路。鑒于篇幅和個人學術功底不深，從學術角度講，必然存在紕漏和不足之處。但我想，鄉村振興之類偏應用的人文科學，需要的更多的是實踐和總結，而非學術。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鄉村振興的實質，可以“翻譯”為——鄉村建設與運營。

“鄉村建設”由來已久，它始于上世紀初的鄉建運動，后面一章我們專門回顧。今天，我們的鄉村建設對比發達國家還有相當差距，但以一個百年歷史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脫貧攻堅以來的巨變來看，中國廣袤鄉村，基礎設施、農業生產初步實現現代化，縣鄉工業園四處開花，農民可以就近安居樂業，社會基本保障正在普及。一次調研中，一個農村老婦人就直言，“今天就是中國農民最好的時代”。

略滯后于城市建設，鄉村建設經過一二十年集中補課，生產、生活條件都大為好轉。當然，集中補課必然存在消化不良的弊端，在城市體現為房地產、城投債、大量閑置物業和廠房等，鄉村則是各種文旅項目、特色小鎮、民宿等資產閑置，以及部分農產品和勞動力過剩等，它們迫切需要市場化盤活和運營。

鄉村振興、城鄉融合，首要防止的就是過度區分城鄉。時代發展至此，城鄉命運早已相連。我們需要從大干快上、跑馬圈地、GDP大數字，到盤活海量閑置資產，實現資源再度優化配置，從轟轟烈烈的“重建設”時代，到細水長流的“重運營”時期，萬千小微企業、城鄉家庭，則需要從“更高更快更強”的躁動，到回歸底層、平平淡淡的小日子——時代再宏大，終究由這一個個市場主體和個體的生活和命運組成。

最后，如何探討鄉村問題？

鄉村振興的底層邏輯，是社會學+經濟學，我們要防止單純站在城市視角大談經濟常識，也要反對單純站在鄉村立場大談鄉土和文化保護。鄉村要振興，必然是兩者的平衡。

跟城鄉二元對立相匹配，長期以來，主流知識界也存在二元知識論。常見的是，從鄉土出發的社會學家，主要講多元性、文化保護、社會公平，但正如費孝通所擔心的，“過去有關社會學研究工作的最大的缺點是見社會不見人”（注2）；而從市場出發的經濟學家，主要講經濟常識、發展效率、自由競爭。如此，往往一談社會學就忽略經濟學，一說經濟學就瞧不起社會學，兩種聲音吵吵鬧鬧，時常吵著吵著就大搞左右之爭，令人更加不明所以。

但是，有誰規定，搞社會學就不能搞經濟學，搞經濟學就容不下社會學？沒有理論，老百姓就不能生活了嗎？是理論的純粹重要，還是民眾的現實生活更重要？

中國鄉土，是一種傳承了幾千年的文明體系，“不是只有經濟常識才是常識”，歷史、心理、生活習俗，差異性、多元化與鄉土自我保護，也是社會常識。單純套經濟學理論下鄉，必然四處碰壁。常見許多知識分子，小媳婦似的受不了委屈，反過頭來就一頓指責、居高臨下地批評，凡事直指鄉土“劣根性”、土地產權制度，誤己誤人。

譬如，常見的一種聲音——“有恒產有恒心”。經濟學者們批評鄉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下，農民無私產就無恒心，城市資本下鄉，也因為得不到私產，就沒有扎下來建設鄉土的恒心。這是典型的城市經濟視角——你有沒有想過換一種視角，站在鄉村角度看，今天的農民其實挺有“恒心”：

集體土地所有制+傳統鄉土文明，農民就地構成“鄉土命運共同體”。在這里，他們有自己的宅基地、土地、社會資源，可以內部調節、互助，且外力不能輕易剝奪。除了不能買賣，并沒有什么不好（賣了也未必好）；

外部紛擾，鄉村還保留著他們的精神依賴、心靈歸屬，所以，外出打工的農民們，可以忍受低工資、低福利，辛苦打工二十年，回鄉蓋房子、買輛小車過日子，有房有車、沒貸款，環境又好，不比城里舒服？

即便在縣城扎下根，“條件好的要回來，條件不好的更要回來。條件好的在農村建房，回鄉養老，為了落葉歸根。條件不好的，承擔不了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回來種點田、種點菜，養點雞、鴨、豬，基本生活有保障”（注3）。宅基地交出去了，也要回去在原址上搭個棚、拉根電線……

因了中國農民的“恒心”，有故鄉可退的安心，有好日子可盼的信心，他們才甘愿背井離鄉，忍受低工資、低福利、惡劣工作環境，而不至于動不動吵著加工資、交五險一金，不答應就鬧罷工；當城市陷入經濟危機，他們也大可不必賴在城市，加劇城市負擔，加重城市貧民窟、社會治安、環境惡化等問題。因此，中國工業化、城市化成本才能壓到最低，才能具備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城市才能擁有更好的營商環境、更低的社會治理成本——沒有農民的這份“恒心”，怎會有中國迅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增長和經濟繁榮？

經濟學不過200多年歷史，而經濟思維一直伴隨著人類發展。所以，一方面，現代社會需要經濟學的引領，另一方面，經濟學也只是社會的一部分。“存在即合理”，任何理論，首先都應該去解釋這種普遍性的“存在”——譬如倔強的鄉土，而非輕易以理論去否認、批判，否則，就容易陷入主觀主義、機械主義或偏見。

鄉土研究的根本，首先是社會學，但它不能封閉等靠要，而是要與城市市場經濟融合，否則很難持續發展。反之，鄉村也不能簡單套用城市市場經濟邏輯，用產權、契約、規模、產業大肆改造——一旦鄉土丟了其本源，對城市和社會整體來說，必然弊大于利。未來的鄉村振興，必然是城鄉趨于平等地雙向奔赴：社會學更好地擁抱經濟學，經濟學更開放地融合社會學。大家先從思想上擺脫非此即彼、居高臨下的城鄉二元制思維，才能真正推動城鄉融合。

任何一種新思想，都是伴隨著對現狀的反思、追問出現的，鄉村振興亦如此。如果你還沒有反思過，或者“反思”的結果都是“別人不對”、“外因問題”，那我建議你讀到這里就把書放下，去看個劇、淘個寶、刷會兒短視頻，因為，人間真的挺值得的。

就像那廣袤鄉土，也值得你去認真看一看，想一想。

作者 劉子

｜投稿 tougao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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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專欄作家，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鄉建者小會”發起人。新書《鄉村三部曲”——《歸鄉村記》《大地上的中國》《鄉村振興與時代覺醒》努力銷售中。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

1、鞠建東、李思佳：《縣里辦大學——產業升級與貨幣產業政策》，2022年4月；注

2、費孝通：《社會學講義》，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第170頁；注

3、董磊明、謝梅婕等：《故鄉可安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4，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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