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臺共”工委書記蔡孝乾叛變始末‖何立波

“臺共”工委書記蔡孝乾叛變始末

何立波

電視劇《沉默的榮耀》中的蔡孝乾

在臺灣共產(chǎn)黨的歷史上,蔡孝乾是一個重要人物。他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早年參加臺共,當選中央常委。曾參加過中央紅軍的長征,抗戰(zhàn)時期曾任八路軍政治部敵工部長等職。抗戰(zhàn)勝利后,他奉命潛返臺灣,擔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初期,蔡孝乾被捕叛變,出賣了臺共組織,最終導致整個臺共組織被偵破。蔡孝乾變節(jié)后長期在國民黨保密局從事“匪情研究”,被授少將軍銜。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經(jīng)歷令人感嘆。

一、走完長征路的唯一“臺共”干部

蔡孝乾1908年出生于臺灣彰化縣花壇鄉(xiāng),6歲進入彰化公學校(臺灣人子弟小學)。當時日本統(tǒng)治者強行在臺灣學生中推行日語教育,蔡孝乾在公學校學的是所謂的“國語”,即日語。1922年畢業(yè)后,留校任代教員一年。

1924年春,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由著名共產(chǎn)黨人鄧中夏創(chuàng)辦。瞿秋白、施存統(tǒng)、彭述之等著名共產(chǎn)黨人曾擔任系主任,蔡和森、惲代英、張?zhí)住⑹挸⑷五鰰r、董亦湘、李漢俊等人擔任教員。上海大學學生在瞿秋白等教師的影響下,特別重視社團活動。在這種氣氛的熏陶下,蔡孝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活動產(chǎn)生濃厚興趣,迅速成為臺灣左翼學生中的活躍分子。他積極參與組建各類學生團體,參加各種反對帝國主義和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活動。

1927年7月,共產(chǎn)國際通過布哈林起草的“有關日本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方針”,被日本共產(chǎn)黨當即采用為黨之綱領。其中第十三項“殖民地的完全獨立”中,將朝鮮、臺灣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指導,列為日本共產(chǎn)黨的重要使命。

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幫助下,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等7人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了臺籍共產(chǎn)黨人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建立臺共(當時稱“日本共產(chǎn)黨臺灣民族支部”)。彭榮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并領導這一重要會議,有研究者認為,這個“彭榮”就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的化名。4月18日,林木順、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當選為臺灣共產(chǎn)黨中央常委,蔡孝乾負責宣傳工作。

臺共成立后,加強了對工人和農(nóng)民的組織與領導。童養(yǎng)媳出身的謝雪紅在沖破封建羅網(wǎng)之后,也加入了這個團體。由于臺共的艱苦努力,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成就,但是臺共內(nèi)部矛盾重重。1928年4月25日,謝雪紅在上海法租界被駐滬日本總領事館警察逮捕,押回臺灣,6月初被釋放。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1928年8月下旬的一個夜晚,蔡孝乾與其他幾名臺共干部秘密乘船離臺,來到福建漳州,在石碼中學、龍溪女中任教。為了生活,蔡孝乾還當過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他與中共組織只有橫的聯(lián)系,在工作上直接受設在上海的臺共總部領導。

1932年4月20日,紅一軍團東征進入漳州城。4月24日,兩年前曾以“巡視員”身份和蔡孝乾聯(lián)系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蘇區(qū)執(zhí)行委員”李文堂找到蔡孝乾。李文堂是海南島人,海員出身,曾參加過1924年省港大罷工。他來找蔡孝乾,邀蔡到中央蘇區(qū)工作。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接見了蔡孝乾,對他說:“歡迎你到紅軍中來工作。我們紅軍和蘇維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蘇區(qū)物質(zhì)條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點苦,工作是愉快的。”羅榮桓接著告訴蔡,軍團政治部編印的一種刊物《紅色戰(zhàn)士報》,原來由他自己主編,現(xiàn)在要交給蔡負責主編。

在羅榮桓的安排下,蔡孝乾進入紅一軍團政治部工作,化名“蔡乾”。因工作上的關系,蔡孝乾開始和蕭華、舒同有所接觸。蔡孝乾還對“龍?zhí)度堋敝坏暮子泻芎玫挠∠?他后來回憶說:“胡底可稱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文化人,以前在上海從事‘左聯(lián)’戲劇活動。進入蘇區(qū)后,紅軍中的戲劇活動都由他領導。”多年后,蔡孝乾在回憶錄中寫道:“紅軍占領漳州,帶給我的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這不僅是屬于實際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屬于意識觀念方面的。從那天起,我就成為所謂‘紅色戰(zhàn)士’的一員了。”

1932年6月中旬,蔡孝乾等人抵達長汀。當時長汀是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離瑞金僅60華里。時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組織部長的任弼時曾任上海大學俄文教授,給蔡孝乾上過課,有師生之情。到長汀后第三天的清晨,周恩來拿出兩本日文書給蔡孝乾看:一本是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另一本是當時日共領導人佐野學的著作《國家論》,這是一本佐野學對列寧著作進行通俗闡釋的書。周恩來請蔡孝乾先把列寧著作譯出,蔡孝乾感到為難,因為身邊沒有日文辭典。周恩來說,到了瑞金葉坪中央教育部可借,那邊正籌建中央圖書館,有大批日文書剛從漳州運來。蔡孝乾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蔡孝乾等人遇見了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毛澤民見蔡孝乾等人走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便叫蔡孝乾等人輪流騎他的馬。1932年6月23日,中央蘇區(qū)召開“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蔡孝乾被選為總同盟主任,張華為總同盟組織部部長,張愛萍為總同盟宣傳部部長,鄧穎超等35人為執(zhí)行委員。毛澤東的二弟毛澤覃這時也在“反帝總同盟”工作,蔡孝乾和毛澤覃經(jīng)常聊到深夜。

蔡孝乾在中央蘇區(qū)工作兩年多,接觸過不少黨政軍領導人,如周恩來、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在回憶錄中,蔡孝乾對當時中央蘇區(qū)的土地斗爭、查田運動、擴紅運動、財經(jīng)運動、勞動政策、文教工作、肅反工作、合作化運動,以親身經(jīng)歷與歷史相結合,寫出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34年10月,蔡孝乾參加了中央紅軍的長征。穿越草地是長征最為艱苦的階段之一,黨和紅軍干部在途中大量死亡。憑著毅力,蔡孝乾追隨大部隊,完成長征,到達陜北。蔡孝乾由此成為唯一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臺共干部——這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長征途中,他與老一代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培養(yǎng)出革命感情,為其后來成為臺灣地下黨最高領導埋下伏筆。

蔡孝乾后來曾回憶他隨葉劍英指揮的中央縱隊長征的情況。他親眼目睹了紅軍慘烈的渡湘江戰(zhàn)役:“傷員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后面去……到這個時候為止,紅五師已經(jīng)有一個師參謀長、兩個團長、一個團政委相繼陣亡了,另有兩個團長和一個團政委受傷了,連、營級干部的傷亡更多……”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蔡孝乾隨八路軍總部赴山西抗日前線。1938年任八路軍總部政治部敵工部部長(至1939年),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戰(zhàn)斗在太行山前線,對日軍和汪偽軍隊進行心戰(zhàn)工作。后因前線形勢嚴重,在黨中央“保存干部”的政策下,蔡孝乾被調(diào)回延安。

1937年平型關戰(zhàn)役后,蔡孝乾(左)與戰(zhàn)友合影。

二、中共臺灣省工委的盲目樂觀

1933年,日共被日本政府查禁消滅。原本作為日共一個支部的臺共,在中共的協(xié)助掩護下,得以存活。二戰(zhàn)結束后,臺灣重歸中國版圖,臺共納入中共黨組織,成為直接受中共領導的省級黨組織。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指定臺籍干部蔡孝乾為負責人。蔡孝乾向組織請調(diào)林英杰、洪幼樵和張志忠(臺灣嘉義人,時在新四軍工作)等人潛返臺灣。

1946年5月,中共臺灣省工委在臺灣正式成立,蔡孝乾任書記,陳澤生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洪幼樵任宣傳部部長。陳澤生和洪幼樵成了蔡的兩個最重要助手。(抗戰(zhàn)前陳澤生在左翼作家聯(lián)盟時就加入了中共,奉命隨蔡來臺時,已是有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了;洪幼樵抗戰(zhàn)時在福建打過游擊,具有武裝斗爭的經(jīng)驗。)7月,蔡孝乾回到臺灣,開始全面主持中共臺灣省工委的工作,地下黨正式在臺運作。

由于蔡孝乾離臺已有十八載,家鄉(xiāng)人事全非。他對戰(zhàn)后初期臺灣的政治和社會情況頗為生疏,因此只好側重于聯(lián)絡老臺共黨員以發(fā)展組織,但成效并不顯著。據(jù)國民黨情報治安部門公開出版的資料顯示,遲至1947年臺灣“二二八”起義爆發(fā)前夕,臺灣省工委所招收的黨員不過70余人,在起義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此后組織發(fā)展迅速。截至1949年底,所屬黨員已達1300多人。

1949年時,以蔡孝乾為領導的中共臺灣省工委一面采用合法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路線,將組織滲透到國民黨政府各機關里面去,發(fā)動工潮和學潮,引起臺灣社會秩序的動蕩,以孤立國民黨的統(tǒng)治;一面想采取游擊戰(zhàn)術,利用臺灣人民的反蔣情緒,在各地建立武裝組織,即成立“武裝工作隊”發(fā)動起義,奪取政權,來達到推翻國民黨統(tǒng)治的目的;同時在黨的建設方面,積極發(fā)展組織,借以壯大隊伍。

隨著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臺灣的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1949年春,中共臺灣省工委向各級地下黨同志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zhàn)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zhàn)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zhàn)時機構。”

中共臺灣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臺建議書》:“如果我們的攻臺計劃,需要考慮季節(jié)風勢的話,則攻臺日期應以明年(1950)4月最為適當。”

1949年12月,中共臺灣省工委又發(fā)出了題為“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zhàn)”的指示,指出:“臺灣的解放更接近了,臺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為期是不遠的。臺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臺灣組織的任務是很迅速很切實地來準備力量配合解放軍作戰(zhàn)。”

三、“老鄭”第一次被捕,記事本暴露“吳次長”

但是局勢很快急轉直下。1949年12月,臺灣當局建立“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經(jīng)國出任主任,國民黨軍警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展開有效破壞。從1950年1月起,軍警相繼捕殺多名臺共地下黨員。

1949年7月,有人撿到一份臺共刊物《光明報》,轉交國民黨臺灣省主席陳誠。蔣介石大為震怒,限期破案。高雄警察局很快抓到4名持有《光明報》的臺大學生,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約談4名學生。學生戴傳李承認,報紙是從妹妹戴芷芳處所得,而戴芷芳的上線是基隆中學校長、臺共基隆工委書記鐘浩東。《光明報》就是基隆市工委的宣傳刊物。谷正文馬上逮捕了鐘浩東,并搜出《光明報》的印刷器材及宣傳資料。鐘浩東被捕后自知一死,慷慨地說:“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臺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的死去!”夜以繼日的訊問,讓鐘浩東瀕臨崩潰,恍惚間,他問審問他的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老鄭怎么樣?”這句話猶如導火索,引發(fā)了另外44名地下黨員的被捕。鐘浩東及其夫人蔣碧玉,以及部屬羅卓才、張奕明等7人在臺北被槍決。

“老鄭”就是蔡孝乾,但鐘浩東并未透露誰是“老鄭”。這引起了谷正文的警覺,意識到“老鄭”是個大人物。很快,臺共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黨員李汾被保密局特務抓捕。谷正文為了“釣大魚”,故意釋放了李汾。1949年10月中旬,為求自保的李汾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送情報。李汾告訴谷正文,他的上級和他約好,10月31日在高雄市農(nóng)會前碰面。這樣,中共臺灣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民被捕。特務在陳澤民身上搜出記事本,里面又出現(xiàn)了“老鄭”的名字。陳澤民不愿意供出老鄭是何許人,只說他見過老鄭幾面。特務刑訊逼供,陳澤民熬不住,被迫說出了老鄭落腳處的地址:臺北市泉州街26號。保密局立刻派出一組人員在屋內(nèi)外隱秘處輪班守候,埋伏了整整一個多月沒有任何結果。

在高雄逮獲陳澤民以后,保密局又把矛頭指向中共臺灣省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1949年12月29日,張志忠在臺北萬華區(qū)老松公園被捕。1950年1月29日,化名“老鄭”的蔡孝乾被捕。“老鄭”只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卻要求提供美餐。被稱為軍統(tǒng)“活閻王”的谷正文晚年曾撰寫《蔡孝乾吳石系列潛匪案偵破始末》一文,在文中他回憶第一次審訊:“當時,蔡孝乾是一個相當自負的中年男子,在他心里,總認為共產(chǎn)黨很快就會將奄奄一息的國民黨趕入海中。而在解放臺灣的任務上,居功最大的,無疑地便將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無法相信自己竟會落入國民黨手中這件事。”谷正文承認:“我并不期望這種友誼攻勢很快就能收買蔡孝乾,因為我了解,他和臺大四名學生不同,他的黨齡很深,黨性很強,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點之前,友誼攻勢的效果是有限的。不過,我并不心急,只要他——我直覺他若不是臺共的頭號領導人,至少也是領導人的左右副手——在我手中,肅諜的工作很快就會結束了。”

谷正文認為,“老鄭”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天天給他買餃子。一周后,“老鄭”終于說出“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的話,并指定要到臺北最高檔的波麗露餐廳買。吃完后,“老鄭”說:為表示感謝,可帶他們找共產(chǎn)黨的一個據(jù)點。立功心切的3個小特務便讓“老鄭”帶路,結果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老鄭”突然跑掉。

蔡孝乾被捕時,公文包里記事本上的一串名單中有“吳次長”三字,“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直接暴露。由于吳石身居高位,又與保定軍校同學陳誠及時任參謀總長的周至柔是莫逆之交,保密局并未輕舉妄動。蔡孝乾叛變后,保密局還在他身上一張拾元的新臺幣鈔票上發(fā)現(xiàn)了兩個電話號碼,其中一個便是他直接聯(lián)系的華東局特派員朱楓。1950年2月底,保密局特務闖進吳石寓所,稱有人指控他是共產(chǎn)黨,請他去隊部問話。吳石當面駁斥,特務搜查后帶走其夫人王碧奎。經(jīng)訊問,王碧奎承認“老鄭”曾多次到吳家,吳石的地下黨身份暴露。1950年3月1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吳石。

吳石是如何潛伏進國民黨高層的呢?1947年至1948年間,國防部史政局局長吳石中將因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tǒng)治,傾向革命。同鄉(xiāng)好友、地下黨員吳仲禧介紹吳石參加進步組織“民聯(lián)”,直接受中共地下黨員何遂(建國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長)領導,單線聯(lián)系。1948年6月淮海戰(zhàn)役前夕,吳仲禧改任國防部中將部員,被派往“徐州剿匪總指揮部”。吳石親筆寫信給他的學生、“剿總”參謀長李樹正,請李多加關照,給予方便。吳仲禧到任時,出來接待的李樹正見信格外客氣,親自帶他到總部的機要室看作戰(zhàn)地圖。吳仲禧暗中把部隊駐地、番號、兵種及主要部署記錄下來,托病回后方就醫(yī),趕到上海把情報向潘漢年匯報。

1948年秋,白崇禧、陳誠指示將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保存的500箱重要軍事機要檔案運送臺灣,吳石對此表示反對,建議暫移福州,理由是福州有“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臺便捷”之利。吳石當時已知自己將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打算一旦時機成熟就發(fā)動起義,將這批絕密資料悉數(shù)獻給新中國。于是吳石派隨從參謀王強等人押送,于1948年12月下旬將機要檔案運抵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內(nèi)。1949年5月吳石正式到任后,國民黨高層又電促速將福州存放的軍事機要檔案運臺。吳石以“軍運緊,調(diào)船難”為借口,僅以百余箱參考資料、軍事圖書充數(shù)運臺交差。同時,他又下達緊急命令,將絕密檔案全部轉移到位于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藏匿。

1949年6月,蔣介石親自在福州召開軍事會議,提出固守福州、協(xié)防臺灣。吳石成功阻止了蔣介石提出的在福州修筑半永久性城防工事的方案,使市民免遭勞役之苦。他通過謝筱廼送出許多重要情報。1949年7月,吳石經(jīng)廣州輾轉香港,找到吳仲禧,告知:他已被調(diào)任臺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仲禧曾請他考慮,如果不去,可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qū)。吳石堅決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jīng)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xiàn)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么。為了避免嫌疑,他將攜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兒女一同去臺,留下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在大陸。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無損的298箱軍事絕密檔案呈獻給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在筆記中用真姓實職記錄重要聯(lián)絡人,這是隱蔽戰(zhàn)線的大忌。作為老資格臺共領導人的蔡孝乾,是不應該犯如此低級的錯誤的——他的這一低級錯誤讓壯志未酬的吳石付出了血的代價。

不久,谷正文得知逃跑的蔡孝乾躲在嘉義農(nóng)村,便派看押過他的特務去查找。特務們換上農(nóng)民服裝,到當?shù)睾蟊阍卩l(xiāng)間路上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特務一看,正是“老鄭”。原來蔡孝乾在鄉(xiāng)下躲藏兩月清苦難耐,想到鎮(zhèn)上西餐館解饞。1950年3月中旬,蔡乾第二次被捕,馬上叛變,愿交代所有地下組織。他只提出一個條件,即讓已同他姘居兩年的16歲的妻妹馬雯娟來監(jiān)獄同住。谷正文滿口答應。

20世紀50年代初,蔡孝乾妻子馬惠玲(前中)在大陸與臺共黨員合影。

四、第二次被捕,供出特派員朱楓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供出了分布島內(nèi)各地的地下黨員名單,其中包括華東局特派員朱楓。那么,朱楓是如何來臺的呢?

1949年10月24日,解放軍三野十兵團攻擊金門古寧頭,由于情報失準,戰(zhàn)斗連連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團進攻舟山群島中的登布島,也因情報失準而嚴重受挫。連續(xù)兩次失利,使中共高層領導決定,盡快派人赴臺搜集重要軍事情報,為解放臺灣做好準備。華東局社會部對于派誰去臺灣執(zhí)行這一任務頗費心思。女情報員朱楓成了第一號理想人選。朱楓忠誠、機警、成熟,她的繼女陳蓮芳和女婿王昌誠住在臺灣,而且王昌誠又是保密局電訊處處長,他們一直不知道朱楓的真實身份。

但華東局社會部有關領導卻對此猶豫了好一會兒。因為他們深深了解朱楓十余年來在敵人心臟出生入死的經(jīng)歷——在她即將從香港調(diào)回上海,實現(xiàn)一家人團聚的時候,又讓她擔此風險,于心不忍。但也確實沒有別的合適人選。組織經(jīng)過慎重考慮,終于找她談話,并征求她的意見。朱楓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組織決定。

1949年10月,朱楓給丈夫朱曉光寫信:“我常想念你們,只要腦子一有空,無論在船上、車里,或在夜深人靜時,都念念不已……我徹底體驗到‘人非木石’這句話的真義。”去臺灣執(zhí)行潛伏任務前,她以“兄”的口吻寫信向朱曉光告別:“兄尚須去菊處小住,須兩月方與妹聚首……個人的事暫勿放在心上。”

朱楓到臺灣后,住在前夫女兒女婿的基隆家中。第二天,蔡孝乾到基隆與朱楓見面。幾天后,朱楓又見到了吳石。在臺期間,朱楓與吳石前后7次秘密會面,吳石將《臺灣戰(zhàn)區(qū)戰(zhàn)略防御圖》,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置圖》,各防區(qū)的《敵我態(tài)勢圖》,臺灣海峽、臺灣海區(qū)的海流資料,臺灣島各戰(zhàn)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現(xiàn)有海軍基地并艦只部署、分布情況,空軍機場并機群種類、飛機架數(shù)等絕密情報拍成微縮膠卷交給朱楓。朱楓又按約定把這些情報交到中共華東局社會部特別交通員——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間的“安福號”海輪上一位大副手中,順利轉到了華東局社會部和總參作戰(zhàn)部。

40多天后,任務完成了。此時,朱楓接到上級指示,命她速回。她買好了回香港的船票,還托好友給上海的家人帶去一封即將返回的信。不料,這封信竟成了朱楓的絕筆。

蔡孝乾被捕后,供出朱楓特派員的身份。這時,朱楓已憑借吳石簽署的特別通行證,潛回舟山。毛人鳳立刻致電保密局駐舟山蘇浙情報站站長沈之岳,立即逮捕朱諶之,押解回臺灣。保密局對朱楓實行“生活上優(yōu)待、談話上安慰、接觸上溫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勸降方針,但朱楓始終不曾屈服。

保密局的報告在提及朱楓時這樣寫道:“……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yōu)良之女匪干,擔任交通聯(lián)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朱匪于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干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效法之處……”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蔡孝乾投靠國民黨后,共有400多人以“匪諜”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臺灣省工委成立以來的毀滅性打擊,組織幾乎全部瓦解。1950年春夏,中共臺灣省工委重要干部幾乎被一網(wǎng)打盡。蔡孝乾、張志忠、林英杰、計梅真等,全部被關押在保密局臺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此后,中共臺灣省工委下屬組織全部破壞,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

1952年4月25日,重整后的臺灣共產(chǎn)黨在苗栗山遭到破壞,400余人被捕。從此,中共在臺灣的活動轉入低潮。同時,中共臺灣省工委在臺灣建立的武裝基地也遭到破壞。最后一個“鹿窟武裝基地”隱蔽堅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務會同軍警的進攻下也被摧毀。

五、監(jiān)獄里對蔡孝乾展開“批判”,為時已晚

中共臺灣省工委之所以遭受如此大破壞,有對解放軍渡海時間估計過于樂觀和島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觀因素,但主觀指導失當及領導者個人品質(zhì)是主要原因。保密局檔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對本案綜合檢討”說:“……共匪各級組織與忠實程度均不夠,一經(jīng)破壞追捕,即全面動搖,終至瓦解……臺共與匪中央缺乏直接聯(lián)系,與匪華東局聯(lián)系時,亦時斷時續(xù),迄‘臺灣省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臺尚未建立,即可概見。而軍事干部缺乏,部隊又未經(jīng)政治教育,工農(nóng)群眾毫無斗爭經(jīng)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蔡孝乾從艱苦的延安返臺后,因臺灣當?shù)氐慕?jīng)濟水平遠高于大陸,他開始癡迷于生活享樂,熱衷于聯(lián)絡臺灣當?shù)厣蠈庸ど倘耸俊Ｆ拮尤ナ篮?蔡孝乾便同14歲的妻妹馬雯娟同居,錢不夠花時便挪用組織經(jīng)費。1949年,蔡孝乾竟向臺灣一些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聲稱贊助經(jīng)費的話臺灣解放后必予關照。

谷正文在回憶中還提到了蔡孝乾被捕后的情況。他說,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等幾名地下黨干部被捕之后,曾在牢房中集體批斗蔡孝乾。張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罵,指責他生活腐敗,引誘14歲的小姨子;侵吞一萬元美金工作經(jīng)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廳吃山珍海味,吃過晚飯上永樂町看戲……完全是一副資產(chǎn)階級的嘴臉,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chǎn)黨在臺灣的領導人。

谷正文在評論蔡孝乾時說:“一個人說話是不是誠懇,從他的雙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來。而蔡孝乾被捕后的最初幾天,應訊雖然大方,但是眼神卻閃爍不定,所說的內(nèi)容大抵不著邊際,這點,我暫時不與他計較。從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質(zhì)生活,這種人,如果能充分滿足他的物質(zhì)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個時候,他什么話都會說。”

谷正文在評價臺共失敗原因時說:“我認為,共產(chǎn)黨在臺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于樂觀,以致行跡過于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假如當初共產(chǎn)黨派來臺灣領導地下活動的人有幾分周恩來或羅榮桓的品質(zhì),那么,歷史的演變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以隱蔽戰(zhàn)線最基本的常識判斷,蔡孝乾的作為確實存在多項致命的缺點。按照陳澤民、張志忠等人對蔡孝乾的指控,蔡孝乾不僅沒有資格領導地下黨隱蔽戰(zhàn)線的工作,他甚至連當一個共產(chǎn)黨員都不夠格。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報紙發(fā)表了一份公開自首聲明,并在電臺廣播。蔡孝乾叛變后,任職于“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情報局等情報單位,授予少將銜,上級交付其任務為專事寫作及研究分析工作。1982年10月,蔡孝乾因病在臺北病逝,終年74歲。

蔡孝乾叛變后與小姨子結婚,育有一子。

除了蔡孝乾的個人品質(zhì),中共臺灣省工委對形勢估計錯誤造成指導方針偏差也是招致大破壞的原因。毛澤東在抗戰(zhàn)期間曾提出過黨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針,即“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周恩來在總結中共南方工委1942年遭破壞的教訓時也強調(diào),地下黨不能同時兼搞武裝斗爭,因為二者的指導方針是矛盾的。眾多實踐都證明,搞武裝斗爭需要廣泛發(fā)動群眾,勢必不能隱蔽組織和領導者,而中共臺灣省工委違背隱蔽方針,急于建立武裝訓練基地,在工人學生中不經(jīng)嚴格審查大力發(fā)展黨員,恰恰為敵特提供了機會。

六、張志忠 :谷正文眼中“唯一的硬漢”

中共臺灣省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被捕后,堅貞不屈。一次,蔣經(jīng)國親自到監(jiān)獄里勸降張志忠:“張先生,你有什么困難需要我?guī)椭膯?”張志忠干脆地回答:“你如果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原臺灣地下黨臺北學委會書記吳克泰,在“二二八”事變后前往大陸,擔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他在回憶文章中也認定張志忠是臺灣地下黨的鐵漢。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在臺北市川端町刑場英勇就義。中共中央組織部經(jīng)過長期調(diào)查核實,于1999年1月將張志忠和夫人季沄定為烈士。

谷正文對張志忠的評價甚高,他在回憶文章中說:“在我與這些人的交手經(jīng)驗里,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志忠后來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卻最高;至于洪幼樵則是一個溫和的書生;而原籍廈門的陳澤民,則給我深刻的好印象。”

谷正文認為,在臺共黨員兩千余人中,張志忠可稱唯一硬漢:“蔡孝乾久經(jīng)中共長征及對日抗戰(zhàn),吃盡苦頭,故返臺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動搖,失去領導能力。張則堅持其武裝斗爭作風,搜羅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處武裝基地。此做法為中共中央所否決,認為臺省山林不深廣,交通又方便,不宜游擊戰(zhàn)。張與蔡不和,四人先后被捕后,蔡、陳、洪皆投降,唯張一人不降,雖多方誘導,但堅持一死。后蔡、陳、洪全為保密局聘為‘匪情研究室’研究員,張則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臺共黨員二千余人中,可稱唯一硬漢。”

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楓以及“聯(lián)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jiān)”陳寶倉中將、親信隨員聶曦上校四人在臺北近郊馬場町英勇就義。吳石遙望大陸,深情地說:“臺灣大陸都是一家人,這是血脈民心。幾十年后,我會回到故里的。”臨刑前,吳石寫下了一首絕筆詩,后半部分為:“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yè)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1973年,根據(jù)周恩來的建議,民政部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

朱楓就義時,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綠色碎花雙縐旗袍,外罩深藍色毛線上衣。她的頸上和肩頭,是一道道勒緊的繩索。行刑時,朱楓身中7彈,英勇就義,時年45歲。這一案件是國民黨退守臺灣后的第一大案,震動了整個臺灣島。

朱楓就義照片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楓家屬頒發(fā)了《革命烈士光榮證書》。由于多種原因,朱楓烈士的骨灰長期流落臺灣。2010年12月,在國家有關部門的協(xié)助和臺灣有關方面的配合下,朱楓烈士的骨灰終被迎回大陸,寄放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被送回寧波鎮(zhèn)海革命烈士陵園內(nèi)的朱楓烈士靈堂。

來源：鴻漸風

作者：何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