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帝國的功過是非

其實，“秦制帝國”也并非一開始就“一無是處”。任何新生事物在剛出現的時候往往都體現一定的“進步性”，比如今日看起來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伊斯蘭教，比如自從大清滅亡后已經被掃進歷史垃圾堆里的秦制帝國。

由于在工業革命之前漫長的歷史時期，代表更先進文明的“農耕文明”的生產和戰斗是分開的，而代表更落后文明的“游牧文明或者漁獵文明”其生產和戰斗是重合的，“進行生產本身就是在進行戰斗訓練”，所以 “游牧文明或者漁獵文明”雖然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農耕文明”，但在“戰斗力”上更強， 所以往往會出現“野蠻戰勝文明”這樣的局面。歷史上有很多農耕文明被游牧文明或者漁獵文明所征服的案例，比如十三世紀的“蒙古征服”以及“滿清入關”。

一個文明提高戰斗力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發展科學技術，一種是提高組織能力。發展科學技術是非常難的，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漫長的歷史時期，人類的科技進步幾乎是“停滯”的，一個生活在秦始皇時代的人如果睡了一千年到了唐朝醒了過來，他會發現世界沒什么不同；而“提高社會的組織能力”則會讓社會的“戰斗力提升”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很快。

“秦制帝國”就是這么一個以“提升社會組織能力從而增強社會戰斗力”的“社會治理范式”。在漫長的“技術進步幾乎停滯”的時期，這種范式是有積極意義的，成功抵御了“游牧民族、漁獵民族”對“農耕文明”的侵略。大清覆滅之前的中國只發生了兩次“文明被野蠻征服”，就是元、清的勝利；而在沒有建立“秦制帝國”模式的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野蠻對文明的征服”現象比中國要慘烈得多。比如歐洲，蠻族滅亡西羅馬帝國之后，歐洲進入了長達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紀”，這種“漫長的黑暗”在“秦制帝國”的東方沒有發生。在歐洲的“黑暗時期”，富庶繁榮的東方在歐洲人眼里是“天堂一樣的存在”。

“秦制帝國”的特點就是“以天下奉一人”，從制度上、思想上維護皇權統治，讓皇權可以支配帝國的每一粒糧食、每一塊銅錢、每一個人的意志。這種能讓“全國的人財物資源”隨時被一個人調遣的“組織能力”確實很可怕，也很強大。“秦制帝國”發展到極致就是“巫妖王模式”，只有皇帝這個“巫妖王”具有唯一的“自由意志”，別人都是行尸走肉，對“巫妖王”隨時令行禁止，這種“天災集團”的戰斗力，只要“巫妖王”不死，那是非常強悍的。

但“秦制帝國”的劣勢也非常明顯：這種“以培養對皇帝一個人絕對忠誠和服從為目的”的模式會扼殺除了皇帝之外所有人的“自由意志”。而一個社會的“創造力”與“自由度”高度正相關，人民越享有更多“自由”的社會，這個社會的“創造力”越高；反之，人民越沒有“自由”的社會，這個社會越沒有創造力。

所以，在工業革命之前漫長的“人類社會的技術進步幾乎停滯”的時代，秦制帝國是領先的；工業革命之后，“技術創新”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或民族強大的“關鍵因素”，“秦制帝國”就不可避免地“落后”了。

面對帝國已經不適應新時代的情況，“秦制帝國”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放棄“秦制帝國”模式，但這樣會讓“既得利益集團”失去特權地位。有些帝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比較開明，主動放棄特權，擁抱時代，這樣的“轉型”是對國家、人民包括“既得利益集團”自己長期來講都“有利”的。當然也有些帝國的“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放棄特權地位，但在“覺醒的人民”的努力下，將“既得利益集團”掀翻在地，也覆滅了“秦制帝國”模式。

另一種選擇就比較悲觀了。如果“既得利益集團”非常強大且不愿放棄特權，或者整個社會受“秦制帝國”思維模式的“余毒”影響太深，就會認為“帝國在新時代之落后”是因為帝國的“秦制”還沒加強到更高的層次，于是，社會開始變得越來越“秦”。這樣，社會的“創造力”會越來越萎縮，民眾越來越貧窮、愚昧，長期來講，包括“既得利益集團”在內的所有人都是輸家。

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在一個“更長期”的視角，沒人能阻擋社會的進步。帝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再頑固再強大，仍然抗拒不了“歷史的潮流”和“文明進步的趨勢”，比如大清，滿洲貴族集團再“心不甘情不愿”、再怎么想賴在特權的躺椅上“不肯下來”，最終還是覆滅了。

歷史進步的規律就是這樣，哪怕“秦制帝國”模式曾經是“先進的”，但當這個模式“不合時宜”，那就會被歷史“殘酷無情地拋棄”，任何想躺在“功勞簿”上“賴著不走”都是做不到的。就像有人害了眼疾有一段時間“暫時失明”，他需要一根拐杖，等他復明了，他第一個扔掉的就是拐杖。這里，必須承認拐杖在他“失明”的那段“歷史時期”的貢獻，但“有貢獻”不是拐杖一直“賴著不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