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街頭巷尾,關羽的形象隨處可見。
理發店的招牌上,他紅臉長須持刀而立;商鋪的神龕里,他是護佑生意的武財神;甚至海外華人的聚居地,關帝廟的香火也從未斷絕。
《三國演義》把他塑造成“義薄云天”的戰神,清朝更是將他封為“武圣”,與文圣孔子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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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些年,質疑聲越來越多。有人說他戰績摻水,有人說“武圣”是清廷為壓岳飛硬捧的,甚至直言他“名不副實”。
褪去演義的光環,正史中的關羽究竟是什么模樣?他的“猛”是真刀真槍拼出來的,還是后人附會的神話?
一、亡命徒到開國將:被忽略的早年歲月
關羽的人生起點,沒有半點“圣”的光環,反而帶著江湖氣的決絕。
《三國志·關羽傳》開篇就六個字:“關羽字云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 沒有顯赫家世,沒有英雄出世的異象,只一句“亡命奔涿郡”,藏著少年時的血氣方剛。
東漢末年的河東解縣,也就是如今的山西運城,是鹽運重鎮,民風彪悍。據清代《解梁關帝志》考證,關羽年少時因打抱不平,失手打死當地惡霸,為避官府緝拿,才更名換姓逃到涿郡。
這一逃,逃成了他人生的轉折點。在涿郡,他遇到了正在招兵買馬的劉備。
當時的劉備,還是個靠織席販履謀生的沒落皇族,既沒錢糧又沒兵馬。關羽卻一眼認定了他,與張飛三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從此開啟了半生征戰的生涯。
亂世之中,多數人擇主而事如走馬燈,關羽卻從一開始就賭上了身家性命。這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底色,為他后來的忠義之名埋下了伏筆。
早期的關羽,只是劉備麾下一名普通將領。他跟著劉備打黃巾、討董卓,輾轉各地,屢敗屢戰。這段歲月沒有驚天戰績,卻讓他在刀光劍影中練就了一身硬本領。
當時的名將公孫瓚曾評價他:“勇而有義,雖出身微末,然臨陣不退,可堪大用。” 這份評價,不是看在劉備的面子上,而是關羽在戰場上拼出來的。
二、萬人敵的鐵證:白馬坡前的雷霆一擊
關羽真正一戰成名,是在公元200年的白馬之戰。這一戰,讓他“萬人敵”的名號,刻進了正史。
當時袁紹與曹操在官渡對峙,袁紹派大將顏良圍攻白馬城,曹操派張遼和關羽率軍馳援。《三國志》里記載的戰況,比演義更具沖擊力:“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
這短短二十多個字,藏著三個驚人的細節。
其一,是目標精準。顏良作為袁軍主帥,身邊必然有層層護衛。關羽在亂軍之中,一眼就鎖定了主帥的“麾蓋”,這需要極強的戰場洞察力。
其二,是動作迅猛。“策馬刺良”的“刺”字,說明他用的不是演義里的青龍偃月刀——這種重兵器難以實現突襲。結合東漢兵器特點,他極可能使用的是矛或槊,一擊致命后立刻斬首,整套動作行云流水。
其三,是威懾力十足。斬殺顏良后,他提著首級在袁軍陣中往返,“紹諸將莫能當者”。要知道,袁軍當時有兩萬多人,卻沒人敢上前阻攔,這份威懾力,絕非尋常猛將能比。
戰后,曹操立刻上表朝廷,封關羽為“漢壽亭侯”。這個爵位不是曹操私封,而是經過漢獻帝認可的,是東漢官方對他戰功的蓋章認證。
有人拿呂布的“虓虎之勇”來對比,可呂布的戰績實在經不起推敲。他曾與董卓部將郭汜單挑,刺傷對方后卻被隨從救走,而郭汜在當時只是二流將領。
反觀關羽,白馬坡一戰是實打實的“陣斬主帥”,在冷兵器時代,這是足以改變戰局的決定性戰功。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特意重述了這段史實,可見其認可度。
三、忠義難兩全:千里走單騎的真相與風骨
關羽的“義”,比他的“勇”更讓后人推崇。而“千里走單騎”,就是這份忠義最生動的注腳。
白馬之戰后不久,劉備被袁紹打敗,逃往汝南。關羽則因兵敗,暫時投降了曹操。曹操對他極為看重,“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甚至送他美女、金銀,想留住這位猛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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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關羽心里很清楚,他與曹操只是“權宜之計”。《三國志》記載,他曾對曹操的部將張遼說:“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
這句話道出了他的底線:感恩曹操的厚待,但絕不背叛劉備的知遇之恩。他要先立戰功回報曹操,再瀟灑離去,既守義,又盡禮。
當他得知劉備在汝南的消息后,立刻兌現承諾。他把曹操賞賜的金銀珠寶全部封存,留下書信告辭,帶著劉備的家眷啟程前往汝南。
演義里“過五關斬六將”的情節是虛構的,但正史中“千里尋兄”的艱難絲毫不減。當時中原戰亂,道路不通,曹操的部下又多有阻攔,關羽帶著家眷,一路闖關過卡,最終成功與劉備會合。
曹操的部下曾勸他派兵追擊,曹操卻擺擺手說:“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連對手都為他的忠義折服,這比任何戰功都更能說明問題。
這種“富貴不能淫”的氣節,在亂世中尤為可貴。三國時期,武將換主是常事,呂布“三姓家奴”的罵名流傳千古,而關羽用行動證明,有些底線,永遠不能破。
唐代詩人杜甫曾寫過“侯印不聞封李廣,他人丘壟似天山”,感慨李廣的不公。但他在另一首詩中提到關羽時,卻用“關公萬古英魂在,試看文祠血尚斑”來贊頌,可見其忠義在后世文人心中的分量。
四、帥才而非猛將:水淹七軍的戰略智慧
很多人只知關羽勇猛,卻忽略了他的另一面——頂級的軍事統帥才能。水淹七軍,就是他帥才的巔峰之作。
公元219年,關羽鎮守荊州,發動了襄樊之戰。曹操派大將于禁率領七軍馳援襄樊,副將龐德隨行。這七軍不是小數目,據《三國志》注引《魏書》記載,總兵力約五萬人,而關羽的守軍只有三萬左右,兵力懸殊。
面對強敵,關羽沒有硬拼,而是先觀察戰場環境。他發現襄樊一帶地勢低洼,又恰逢夏季多雨,漢水極易泛濫。于是,他做了兩個關鍵部署:一是提前趕造戰船,訓練水軍;二是把軍隊轉移到高處,等待時機。
果然,不久后漢水暴漲,“平地水數丈”。于禁率領的七軍駐扎在低洼處,瞬間被洪水淹沒。關羽趁機率領水軍出擊,輕松將敵軍分割包圍。
于禁走投無路,最終投降。副將龐德拒不投降,被關羽斬殺。這一戰,關羽俘虜了三萬曹軍,繳獲無數糧草兵器,聲勢大振。《三國志》用“威震華夏”四個字來形容他當時的影響力——這是整個三國時期,唯一獲此評價的武將。
曹操嚇得甚至想遷都,以避關羽的鋒芒。《資治通鑒》記載,曹操與群臣商議:“今劉備、關羽得志,孫權必不喜。可遣人勸權躡其后,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能讓曹操如此忌憚,足見關羽的軍事威懾力。
有人說,水淹七軍是靠天吃飯,算不上真本事。這種說法顯然站不住腳。
早在戰國時期,孫子就說過“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利用天時地利,本就是軍事指揮的核心能力。于禁作為曹操麾下的名將,卻沒能預判到洪水風險,這正是他與關羽的差距。
南宋軍事家陳亮在《酌古論》中評價:“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所以敗也。然其昭烈帝之季弟,而蜀之大將也,有大功于國,其可少哉?” 即便他認為關羽有缺陷,也承認其軍事功績。
五、從武將到武圣:跨越千年的封神之路
關羽的“武圣”封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近千年的演變。這背后,是官方推崇與民間認同的共同作用。
唐朝時,武廟的主祀是姜子牙,張良為亞圣,韓信、諸葛亮等為“十哲”,關羽連配角都算不上。當時的官方更看重戰略家,關羽這種“猛將型”將領,還排不上號。
到了宋朝,情況開始轉變。北宋面臨契丹、西夏的威脅,急需“忠義”的精神符號來凝聚人心。關羽“誓以共死”的忠義形象,恰好符合朝廷的需求。
宋徽宗對關羽尤為推崇,先后四次追封他,從“忠惠公”到“義勇武安王”,把他從侯爵提升到王爵。民間也開始為他立廟,關羽的信仰逐漸普及。
元朝時,元雜劇興起,《單刀會》《千里獨行》等劇目把關羽的形象進一步神化。關漢卿在《單刀會》中,用“偃月刀輕,青龍刀重,殺氣橫秋”的唱詞,讓關羽的猛將形象深入人心。
明朝是關羽地位躍升的關鍵時期。萬歷皇帝封他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正式將他與文圣孔子并列。這一時期,晉商的崛起也推動了關羽信仰的傳播。
晉商走南闖北,把關羽視為“誠信”的象征,每到一處就建關帝廟。他們的票號甚至以“關”字為招牌,承諾“一言九鼎”,關羽的形象從“忠義”延伸到“誠信”,更貼近民間需求。
清朝入關后,繼續推崇關羽。順治皇帝封他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乾隆、嘉慶等皇帝也多次追加封號。有人說清廷是為了壓制岳飛的“抗金”形象,這種說法并不全面。
岳飛的“忠”是“忠君愛國”,而關羽的“義”更具普適性——君臣、兄弟、朋友之間都能體現。清廷既需要關羽的“忠”來鞏固統治,也需要他的“義”來維系社會秩序。
到了晚清,關羽的“武圣”地位徹底穩固。武廟中,關羽取代了姜子牙成為主祀,與文廟的孔子遙相呼應,形成了“文武二圣”的文化格局。
六、爭議與真相:敗走麥城與形象誤區
推崇關羽的人,往往回避他敗走麥城的結局;質疑他的人,則把這一戰當作他“名不副實”的鐵證。客觀來說,敗走麥城是關羽的污點,但絕非能力不行。
襄樊之戰后,關羽的威望達到頂峰,但也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困境。孫權早就覬覦荊州,他派呂蒙、陸遜白衣渡江,偷襲關羽的后方。曹操則派徐晃率軍馳援,與關羽正面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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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致命的是,關羽的性格缺陷此時暴露無遺。他“剛而自矜”,看不起孫權,曾辱罵孫權的使者;他對部下苛刻,導致糜芳、傅士仁等將領背叛,拱手讓出荊州重鎮。
腹背受敵、部下背叛、糧草斷絕,在這樣的絕境下,關羽最終兵敗被殺。《三國志》記載,他“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一代名將就此落幕。
但敗走麥城不能否定他的軍事才能。當時他面對的是曹操、孫權兩大集團的聯合夾擊,這是整個三國時期任何將領都難以承受的壓力。換做其他武將,未必能比他做得更好。
除了敗走麥城,關于關羽還有兩個常見的形象誤區。
一是武器。演義中青龍偃月刀重達八十二斤,這是虛構的。東漢時期,還沒有這種重型長柄刀,實戰中主要使用矛、槊等兵器。“策馬刺良”的記載,也印證了他用的是刺殺型武器。
二是外貌。“紅臉”的形象是民間藝術的創造,正史中只說他“美須髯”,劉備稱他為“美髯公”,并沒有提到臉紅。紅臉的形象大概在宋元時期形成,象征他的“忠義”品格。
七、武圣之名:為何他能被推崇千年?
回到最初的問題:關羽配得上“武圣”的稱號嗎?答案是肯定的。
他的“武”,不是演義里的神話,而是正史中“刺良于萬眾之中”的勇猛,是“水淹七軍”的智慧,是數十年征戰的赫赫戰功。東漢末年名將輩出,能得到“萬人敵”評價的,只有關羽和張飛兩人。
他的“圣”,更不是朝廷硬捧的結果,而是他的忠義品格打動了后人。在亂世中,他守得住底線;在富貴前,他經得起誘惑;在絕境中,他寧死不屈。這種品格,是中華民族最看重的精神內核。
從官方角度看,他是“忠義”的象征,能幫助統治者維系秩序;從民間角度看,他是“誠信”的代表,商人拜他求生意興隆,百姓拜他求平安順遂;從軍人角度看,他是“勇武”的標桿,激勵著后人保家衛國。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評價關羽:“關羽之敗,敗于驕也。驕者,天之所惡也。” 他承認關羽的缺陷,但也說“夫關羽,可用之將也,非王之佐也”,肯定了他的軍事價值。
如今,關羽的形象早已超越了歷史人物本身。他不再只是三國時期的一名武將,而是融入了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文化符號。
在山西運城的關帝廟,每年都有無數人前來祭拜;在海外的唐人街,關帝廟是華人的精神家園;甚至在武俠小說中,“俠肝義膽”的精神內核,也能看到關羽的影子。
“武圣”之名,無關完美,而關乎傳承。關羽有他的缺陷,有他的敗績,但他身上的忠義、勇武、誠信,是值得永遠推崇的品質。
千年前,他在白馬坡的雷霆一擊,在襄樊的水淹七軍,在千里尋兄的堅定執著,都化作了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這樣的關羽,配得上“武圣”的稱號,更配得上千年的香火與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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