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張明等：特朗普2.0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影響及中國應對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面臨廣義“特里芬難題”難以克服、美國國內政策外溢效應顯著增強、美元“武器化”趨勢加劇三大結構性缺陷，這嚴重制約了其穩定性與可持續性。在特朗普2.0背景下，國際貨幣體系面臨全球金融秩序重構、多邊主義退潮、美元霸權數字化等方面的沖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對加密貨幣的支持開辟了“新美元循環”，正在成為傳統金融市場的“數字美元流動性”補充。新變局之下，國際貨幣體系可能會朝著美元、歐元、人民幣“三分天下”的態勢發展，并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演進趨勢相匹配的方向發展。未來人民幣國際化可探索采取人民幣區域化與國際化并進的策略。在區域層面，可考慮建設亞洲金融安全網絡、推動貿易計價與清算本幣化、培育離岸市場基礎設施、打造區域性人民幣債券市場、在試驗區試行人民幣穩定幣；在全球層面，可考慮推動“新新三位一體”人民幣國際化策略、保持資本項目開放節奏可控、保持匯率靈活性、加快跨境支付結算基礎設施建設。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明，北京語言大學商學院講師陳胤默，文章發表于《經濟體制改革》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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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引發了全球對國際貨幣體系未來走向的廣泛關注，預示著“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傾向或將進一步強化，并對全球金融秩序施加更強烈的政治干預。隨后，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政策為本已動蕩的國際貨幣體系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美元作為全球性主導貨幣，不僅在于美國龐大的經濟規模，更在于其深度廣度兼具的金融市場和制度性優勢。美元地位的穩定性，使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享有“鑄幣稅”收益，賦予其以低成本融資和用本幣開展國際貿易的巨大便利。然而，這種結構性優勢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和財政赤字惡化，正在侵蝕美元的信用基礎；另一方面，美國濫用SWIFT系統（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進行金融制裁，正在引發全球對美元“武器化”的系統性擔憂。美國將金融“武器化”或美元“武器化”是對國際金融規則的根本性顛覆。美國及其盟國對俄羅斯實施金融制裁引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警惕。這是對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信用基礎的重大沖擊，暴露了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政治博弈中的脆弱性。這促使多國重新思考其外匯儲備配置策略，尋求規避美元風險的替代方案。自此，“去美元化”的趨勢不再僅僅是一種政治姿態，而是成為全球各國基于主權安全與資產安全的一種現實備選方案。

在貿易摩擦持續的背景下，美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意愿不斷降低。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利用美元在全球支付體系中的獨特作用來實現其非經濟目標。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于2024年11月撰寫的戰略報告《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以下簡稱“米蘭報告”）即是明證。這一系列變化加劇了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困境：一是長期以來美國靠資本流入降低其借貸成本；二是美國對美元幣值的善意忽視隱含強勢美元政策；三是美元避險功能與美債收益率相互影響；四是全球對美元的過度依賴也使得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外溢性增大。在避險資金高度集中于美元資產的背景下，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愈加顯著，使得其他經濟體的金融穩定被動地受制于美國的內部政策節奏，進一步加劇全球金融市場的脆弱性。上述問題的存在使得“傳統美元循環”體系逐漸走弱，國際貨幣體系呈現出碎片化趨勢。

與此同時，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正在快速發展。中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系統（CIPS）以及參與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mBridge）等方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雖然人民幣短期內難以取代美元的主導地位，但在特朗普2.0美式單邊主義和其貨幣霸權的刺激下，人民幣及其他非美元貨幣將獲得更多制度創新的空間。

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2.0對加密貨幣的政策轉向，可能對全球貨幣體系構成新的沖擊。與特朗普1.0對加密貨幣持批評甚至敵對態度不同，2024年后特朗普明顯轉向支持私人加密貨幣的發展，并多次公開表示比特幣等去中心化貨幣可作為“對抗政府濫權的金融工具”。該變化有可能促使美國成為全球加密金融的制度引領者，而加密貨幣則可能在新一輪的國際貨幣競爭中爭取制度地位.美國在2025年7月通過《指導與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Guiding and Establishing National Innovation for U.S. Stablecoins Act，簡稱《GENIUS法案》），標志著美國在加密貨幣監管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特朗普對加密貨幣的支持是美元全球戰略調整的一個重要體現。有研究發現，非主導貨幣（如歐元、人民幣）的發行更傾向于相應國家或地區早期貨幣數字化獲得先發優勢，而主導貨幣（如美元）發行國則傾向于延遲數字化，直到其貨幣主導地位受到私人數字貨幣或其他國家數字化貨幣的挑戰。加密貨幣作為超國家貨幣形態，其自由流動性與抗審查屬性，被認為可以在全球結算中部分替代傳統法幣地位。從現實情況來看，特朗普政府意圖通過美元穩定幣開辟“新美元循環”，以此補充傳統金融市場的“數字美元流動性”。若美國政府與私人資本共同推動以加密資產為基礎的新一代美元霸權，這將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形成深遠沖擊。為了應對該趨勢，一些國家（地區）開始加強對穩定幣的立法。如，2025年5月，中國香港通過《穩定幣條例》，標志著全球首個系統性規范穩定幣發行與運營的監管框架正式落地。

綜上，在特朗普2.0背景下，國際貨幣體系面臨全球金融秩序重構、多邊主義退潮、美元霸權數字化等方面的沖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對加密貨幣的支持開辟了“新美元循環”，正在成為傳統金融市場的“數字美元流動性”補充。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也可能成為打破美元壟斷格局、推動貨幣多元化的重要契機。本文的研究將為探索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路徑及制定中國方略提供新思路和新選擇。

二、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缺陷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面臨廣義“特里芬難題”難以克服、美國國內政策外溢效應顯著增強、美元“武器化”趨勢加劇等三大結構性缺陷，嚴重制約了美元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1.廣義“特里芬難題”難以克服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仍無法克服廣義的“特里芬難題”困境。為了滿足國際清償和儲備需求，美國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必須持續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動性。然而，該機制要求美國不斷擴大對外支出和債務，從而削弱美元本身的信用基礎，引發外部投資者對其可持續性的周期性擔憂。典型表現為近年來美國國債的評級被持續下調。2025年5月，穆迪評級公司（Moody’s Ratings）宣布將美國的信用評級從最高級別的Aaa下調至Aa1。自此，美國已被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全部降級。劉東民和宋爽（2024）指出，在市場條件下，美國政府不斷加重的公共債務成為導致美元國際信用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元國際信用下降與其他國際貨幣的持續崛起將推動各國官方減持美國國債、降低美元儲備，從而引起美國中長期國債利率上升、財政壓力增大，最終形成國際貨幣體系從霸權走向多元的自我增強型循環。

2.美國國內政策外溢效應顯著增強

美國國內政策的強烈外溢效應暴露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非對稱性。美國依據本國經濟狀況制定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往往具有全球性影響，尤其在量化寬松或加息周期中，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造成資本流動沖擊和匯率大幅波動風險。2022年3月，美聯儲開啟陡峭的加息進程以來，全球金融環境趨緊，資本加速回流美國，引發了包括土耳其、斯里蘭卡等在內的多個新興市場國家的債務風險，部分國家甚至陷入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在外匯市場上，日元、人民幣、韓元、港幣、印度比索、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等出現大幅波動，多國地區央行為了穩定匯率陸續入市干預外匯市場。如，2022年9~10月，日本政府時隔24年重啟外匯市場干預，拋售美元以減緩日元貶值的速度。此舉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成效，使日元出現反彈，但在強勢美元背景下，日元的中長期貶值趨勢并未得到根本扭轉。李曉（2022）指出，美元體系本質上是美國國內政治與經濟秩序的擴張，是以“債務人邏輯”為核心的全球資本控制系統。該邏輯使美國得以通過持續舉債支撐其國際金融地位，而其他國家則被動承擔其負面溢出后果，形成制度性的不公和脆弱。

3.美元“武器化”趨勢加劇

美元“武器化”趨勢加劇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碎片化風險。美國將美元“武器化”的行為由來已久，俄烏沖突后愈發嚴重。如，美國長期對伊朗實施金融制裁，2012年起切斷其與SWIFT系統連接，并禁止美元交易，凍結海外資產。由于石油貿易依賴美元，伊朗財政受重創，通脹飆升，被迫探索本幣結算與“去美元化”。俄烏沖突后，美國及其盟友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并將其金融機構排除出SWIFT系統，標志著美元金融工具日益被用于地緣政治目的。這不僅動搖了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信用基礎，也使發展中國家開始重新審視外匯儲備安全問題。余永定（2024）認為，美元“武器化”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朝著集團化、碎片化方向演進，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對美元資產的戒備心理和規避行為。這反映出傳統的外匯儲備分散化的做法已經無法保證在非常時期外匯儲備的安全；發展中國家必須盡可能減少外匯儲備的持有量，或者使自己的海外資產與負債處于平衡狀態。

盡管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弊端叢生，但由于美國崩盤所帶來的系統性沖擊可能超過其霸權本身的代價，世界多數國家仍被“綁架”在該體系之內。這種顯性或隱性的結構依賴，使得美國在維系美元霸權方面擁有巨大回旋空間。這是美國可以通過顯性或潛在的違約行為打擊、損害債權人利益的根本原因，也是當下特朗普可以恣意妄為地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深刻背景。羅納德·麥金農（2013）指出，在21世紀，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家，并一舉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因此，中美之間達成某種形式的暫時妥協，一個真正的兩國集團或簡單稱之為“G-2”在重建美元本位制的過程中顯得至關重要。

三、特朗普2.0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沖擊

當前，特朗普2.0通過債務工具制度化、多邊主義退潮及數字貨幣重構戰略，發起對戰后國際貨幣體系的系統性挑戰，這可能引發新一輪全球金融體系的重構。在全球經濟秩序尚未從多邊主義向多極分化完成過渡的歷史節點上，正對國際貨幣體系構成深刻沖擊（見表1）。

1.通過“全球對等關稅”挑戰比較優勢原則與WTO秩序

特朗普政府再度推行全球對等關稅理念，實際上是對WTO以最惠國待遇和比較優勢為核心的自由貿易原則的根本性否定。在特朗普看來，貿易順差國家通過非對稱關稅和技術壁壘“占了美國的便宜”，從而必須以對等征稅“矯正”失衡。該邏輯忽視了國際貿易中資源稟賦與產業結構的差異性，同時也將美元作為全球結算貨幣、美國作為全球消費終端的制度性成果視作“被占便宜”。該政策所引發的不僅是關稅壁壘的升級，更是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扭曲，其背后所潛藏的是美元結算體系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下的脆弱性。這種政策導致各國在對美出口、外匯儲備結構與資本配置方面的戰略調整，從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倡導的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與可持續國際收支平衡目標構成沖擊。

2.試圖重構美國國債的國際角色

米蘭報告提出，通過所謂“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將美國的債務負擔外部化，即推動貿易伙伴將美國短期國債轉換為低息或無息的超長期債券，同時通過與美聯儲的貨幣互換協議解決其流動性問題。其本質是在重構以美元國債為核心的全球儲備資產體系，企圖通過與美聯儲的貨幣互換協議，為外國央行持有的美國超長期債務提供名義面值的流動性支持，以換取其長期持有承諾。此舉雖然在短期內緩解了美國財政對外負擔，但在制度邏輯上動搖了美債“安全資產”地位，因其流動性與可變現性嚴重受限。

特朗普政府還可能動用《國際緊急經濟力量法案（IEEPA）》，對持有美國國債的外國官方機構征收“使用費”，將美債轉化為一種“有條件”的主權資產。這種制度設計進一步削弱了主權債券的無歧視性原則，加劇國際投資者對美國資產的規避傾向。該策略也標志著從“美元霸權”向“美元束縛”的范式轉變，即通過強制性金融安排維持美元需求，而非依靠市場信任。這不僅弱化了IMF在全球貨幣體系中對儲備資產和外匯穩定性的監管權威，也加劇了全球對美元流動性及可預期性的擔憂。正如米蘭報告所指出的，這種安排相當于將美元的流動性外包給美聯儲的互換額度，從而將利率和信用風險轉嫁給他國央行和納稅人，這是一種制度性風險再分配。

美國此舉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非常不友好。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另一方面，大多數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難以加入美聯儲貨幣互換網絡。事實上，在20世紀60年代至今美國三次較大規模貨幣互換中，美聯儲都傾向于選擇與其經濟、貿易、金融、軍事關系密切的發達國家建立貨幣互換協議；在新興市場國家中，僅有巴西和墨西哥能有機會與美國建立貨幣互換協議。美國逐漸在IMF之外構建一套新的全球流動性供給機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格局，并事實上形成了排除中國在外的國際貨幣金融聯盟。由于大多數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難以參與到美聯儲貨幣互換網絡格局之中。若美國在未來的金融實踐中通過美聯儲的貨幣互換協議，為外國央行持有的美國超長期債務提供名義面值的流動性支持，以換取其長期持有承諾，則大部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將被徹底排除在該游戲規則之外。

3.通過取消國際開發署削弱全球援助機制

在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經濟政策中，終止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運作無疑是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決定。該舉措不僅是對美國長期以來作為全球發展援助領導者角色的主動放棄，更是對戰后建立的全球援助體系的一次系統性削弱。

一方面，此舉將削弱美元支持的全球援助網絡，動搖美元軟實力，從國際貨幣體系角度看，這可能間接削弱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軟性支撐基礎。USAID等援助機制是美元國際使用的一部分（如以美元結算的援助項目、發展融資等），取消這類機制意味著削弱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依附關系。特朗普政府關閉USAID，相當于切斷美國對這些機構的財政支持管道，大大削弱它們在發展援助與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操作能力與財政后盾。與此同時，作為全球最主要的以美元計價和支付的援助渠道之一，USAID的終止運作也意味著美元在全球發展融資中所享有的壟斷性開始減弱。

另一方面，當傳統援助體系收縮時，加密貨幣或新型金融技術體系可能成為“替代性貨幣主權”的實驗場。在某些援助匱乏的新興市場，去中心化金融（DeFi）、加密貨幣等可能趁機填補金融服務空白。這對美元主導的傳統援助機制構成長期威脅。

4.給IMF施壓削弱多邊機制

特朗普2.0對IMF施加了顯著壓力，要求IMF回歸核心使命，并對中國等國家采取更強硬的立場。美國財政部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公開批評IMF過于關注氣候變化、性別平等和社會問題，認為這些“使命漂移”分散了對全球經濟失衡的關注，尤其是對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的審視。美國對IMF等多邊機制的敵意及甚至撤資的情況，體現出美國從全球宏觀經濟治理中的撤退意愿。這可能會削弱IMF的國際政策協調能力。作為IMF的主要出資國，美國的退場可能導致多邊應對機制失靈，全球在面對金融沖擊時更難形成統一有效的舉措。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通過G20機制協調政策、擴展美元互換網絡，為全球提供了關鍵的美元流動性保障。更有甚者，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后，美聯儲主導的雙邊美元互換機制再度擴展與強化，甚至可能升級為能夠與IMF相提并論的全球流動性供給機制，這使得美國可以從IMF體系內部（美國對IMF貸款決策偏好干預）和外部（美聯儲主導的雙邊美元互換機制）兩個層面加強其國際影響力。如果特朗普政府削減甚至撤銷對IMF網絡的支持，并強化美聯儲貨幣互換網絡的效力，歐亞各國將在未來美元荒時失去穩定機制，并更多依賴美聯儲貨幣互換網絡的支持。這可能會導致新興市場陷入資金短缺、貨幣貶值及資本外逃的困境。

5.通過戰略比特幣儲備策略鞏固數字美元霸權

在特朗普政府構想下，美國計劃將比特幣納入國家戰略儲備，建立一個以數字美元霸權為核心的“三位一體”體系。該新結構意圖通過整合去中心化加密資產、穩定幣與數字金融基礎設施，鞏固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一方面，比特幣被賦予“數字黃金”的角色。比特幣不僅具有抗通脹、去中心化的金融屬性，還因其全球流動性和稀缺性，被視為能夠對沖法幣貶值風險的戰略性資產。美國政府將比特幣納入國家儲備，將意味著美國試圖在官方層面認可其資產地位，從而引導全球資本的投資注意力，進而提升美元定價權。另一方面，通過美元穩定幣（如USDC），美國可在區塊鏈層面延伸美元的流通半徑，實現無國界、高效率的支付清算體系。穩定幣與現實世界資產（RWA）緊密關聯。RWA作為穩定幣的底層資產，為其提供價值支撐和收益來源，提升穩定幣的穩定性和可信度。通過將國債、房地產、應收賬款、黃金、企業股權等實體資產數字化，穩定幣實現了虛擬資產與實體經濟的連接，增強了流動性和融資效率。由此，形成“鏈上美元”與“鏈下美元”的雙重通道，強化其在跨境交易、數字資產市場中的主導地位。

此外，美國主導的一系列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也為上述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支持。美國立場轉變背后的戰略指向很可能是構建“三位一體”的數字時代美元霸權體系，該體系的三大基石是比特幣戰略儲備（SBR）、美元（錨定）穩定幣和美國可控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在該體系中，比特幣戰略儲備或將扮演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協定中黃金儲備的角色。比特幣作為“數字黃金”占據核心價值錨地位，將為美國帶來先發優勢、金融穩定新工具、提升美元體系在數字時代的競爭力、強化美國標準在數字金融時代的話語權、遏制潛在競爭對手的加密資產發展等五方面的潛在戰略優勢。

四、特朗普2.0試圖通過美元穩定幣打造“新美元循環”

特朗普政府對美元穩定幣的支持使其有望成為美國在數字金融時代強化其國際貨幣地位的關鍵工具。相較于以石油貿易與SWIFT系統為基礎的傳統美元霸權體系，美元穩定幣開辟了一種依托區塊鏈技術的“新美元循環”，并成為傳統金融市場的“數字美元流動性”補充。

1.市場重要性日益突顯

第一，穩定幣已經成為廣泛使用的支付工具。2024年，穩定幣交易量達到27.6萬億美元，交易規模超過了VISA和萬事達支付規模的總和。美元穩定幣作為錨定美元的鏈上資產，廣泛應用于跨境支付、數字資產交易和DeFi生態，構成了全球范圍的“鏈上美元流通網絡”。該網絡不再依賴傳統銀行賬戶體系，而是通過加密錢包與智能合約系統，使美元在新興市場國家乃至高通脹國家中“再國際化”。

第二，美元穩定幣在市場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在穩定幣市場中，美元穩定幣是加密市場資金出入的主要通道。其中，USDT和USDC占據最大份額。近年來的市場占有率分別在70%及20%左右。加上其他類型的美元穩定幣，美元穩定幣占比超過了90%。雖然，錨定歐元、澳元、英鎊、加元、港元的穩定幣都已推出，但其規模還較小。從整體上看，美元穩定幣在穩定幣市場的占比，遠遠超過了美元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的使用占比（截至2025年3月，美元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為49.08%）。

第三，美元穩定幣儲備資產絕大多數投向了美國國債。持有大量美國國債已成為穩定幣維持信用和流動性的關鍵。截至2025年3月，Terher發行的泰達幣（USDT）等穩定幣規模接近1500億美元，其儲備資產中持有的美國國債接近1200億美元（包括貨幣市場基金和逆回購協議的間接敞口），占比80%左右。截至2025年3月，Circle發行的美元幣（USDC）等穩定幣規模超過600億美元，其儲備資產超過80%投資于短期美國國債。2025年4月，花旗銀行發布的報告顯示，2030年穩定幣發行人持有的美國國債將超過1.2萬億美元，超過任何單一國家持有的美國國債規模。與此同時，穩定幣發行機構需以高質量美元資產為儲備支撐，這些儲備普遍投向美國國債、逆回購協議與商業票據等本土金融資產，在提升美元流通效率的同時，增強了美國對全球儲蓄資源的吸附能力。

2.“新美元循環”初見雛形

相較于以石油貿易與SWIFT系統為基礎的傳統美元霸權體系，美元穩定幣開辟了一種依托區塊鏈技術的“新美元循環”，并成為傳統金融市場中“數字美元流動性”補充。交易者利用美元購買美元穩定幣——美元穩定幣廣泛用于加密資產、跨境貿易結算、金融交易結算——美元穩定幣儲備投資美國國債和金融資產流回美國國內。“新美元循環”將扭轉美元在“傳統美元循環”下的走弱趨勢，即美國增加美元發行——貿易赤字帶動美元流出——貿易順差國將美元投向美國金融市場，通過“美元雙循環”提升了美元的國際地位。與此同時，穩定幣的全球化特征和向實體交易快速擴張，其影響的不僅是美元在跨境貿易與金融投資中的使用，還將美元滲透到各個國家境內的商品服務支付和金融交易中。

3.制度性基礎得以強化

美國通過立法強化“新美元循環”的制度性基礎。2025年7月，美國通過《GENIUS法案》，該法案旨在建立美國首個穩定幣監管框架，涵蓋穩定幣的發行、儲備要求、透明度和消費者保護等方面。《GENIUS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僅允許獲得聯邦或州監管機構批準的實體發行穩定幣；穩定幣必須100%由美元現金或短期美國國債等高流動性資產支持；未獲許可的外國穩定幣發行人若不符合美國監管要求，可能被禁止在美國市場流通。《GENIUS法案》體現了美國主導全球穩定幣市場發展的思路，美國的穩定幣市場發展既要實現美元穩定幣主導，也要實現美國發行人主導。

五、新變局下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可能方向

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進入一個轉型期。特朗普2.0政策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催化劑。面對該變局，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可能呈現出多極化、區域化與數字化三重特征的融合發展趨勢。全球或將迎來一個以美元、歐元、人民幣為支點的多極貨幣格局。一個以區域金融機制為主的多層金融安全網體系，以及一個數字化與現實貨幣并行的混合支付生態即將出現。該體系的最終穩定依賴于跨區域合作機制的重建，而非單邊主義與技術霸權的延伸。

1.多極化

從多極化角度看，美元主導地位雖仍占優勢，但已面臨前所未有的制度性挑戰。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義與金融單邊主義政策（如取消USAID、削弱對IMF支持以及推行美元鏈上資產戰略）正在瓦解戰后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遺產。尤其是對美聯儲互換協議的排斥，進一步削弱了“全球南方”國家應對美元流動性沖擊的能力。這迫使這些國家調整外匯儲備囤積，從而形成結構性資本外流和“自我保險”驅動的順差格局，進而強化了當前美元霸權的悖論。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國家積累美元儲備并非出于重商主義，而是因為對IMF援助機制和美聯儲流動性支持的普遍不信任。新形勢下，美元“武器化”帶來的美元不可依賴的心理，將在未來進一步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碎片化和多極化。

2.區域化

國際貨幣體系的區域化趨勢日益顯著，蒙代爾提出的“全球金融穩定性三島”正在由假設逐漸走向現實。美元、歐元與人民幣逐步成為三大貨幣極。這背后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日益區域化的結構性調整。在該過程中，人民幣國際化面臨制度約束與技術路徑的雙重挑戰。但在特朗普政府削弱美元全球化功能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也可能獲得相對發展空間。在地緣政治動蕩與外部壓力下，歐元區也出現內部凝聚力增強的現象。當前，歐元的政治經濟基礎正在夯實，多極化體系中的“歐洲支柱”趨于穩定。因此，中美歐三元結構正逐步形成，全球貨幣體系或將從以美元為核心的一體化體系走向“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未來的國際貨幣格局中，美元、歐元、人民幣等貨幣將在相互競爭的過程中發揮國際貨幣功能，以多極化貨幣體系配合區域化的國際分工體系。

3.數字化

數字化趨勢正在重塑國際貨幣體系的競爭邏輯。特朗普政府通過比特幣戰略儲備政策、推動加密貨幣引導式監管、發展美元穩定幣，意圖打造“比特幣戰略儲備—美元穩定幣—加密數字基礎設施”三位一體的數字美元霸權,并通過美元穩定幣建構的“新美元循環”去補充傳統金融市場的“數字美元流動性”。此舉雖在短期內穩固了美元在數字金融生態中的地位，但長期來看，這也形成了“數字脫鉤”的可能。一方面，私人加密貨幣依賴美元信用作為起點，但若其內在信用機制得以確立，可能反過來侵蝕美元本身的信用基礎；另一方面，美國主導數字金融規則制定，雖在國際清算銀行（BIS）、IMF等場域爭奪話語權，卻也促使中國、歐盟和發展中國家推進本國央行數字貨幣發展及跨境支付合作。上述做法將在制度層面為美元之外的貨幣體系搭建基礎設施支撐。如，數字人民幣參與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歐盟的數字歐元試點。未來一段時期，央行數字貨幣與私人加密貨幣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影響將進入動態博弈階段。

六、特朗普2.0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

特朗普2.0將給中國帶來四個方面的沖擊。一是美元“武器化”升級。美國可能進一步利用美元的主導地位，通過制裁、資產凍結、美元清算體系封鎖等方式，借助“新美元循環”，對中國及其他國家施壓。二是財政赤字風險溢出。特朗普政府可能繼續通過大規模減稅和擴張性財政支出，進一步推高美債水平，誘發通貨膨脹、美元貶值或債務違約等風險。中國是美債的最大持有者之一。美債風險上升將給我國外匯儲備帶來一定的風險。三是全球貨幣體系不確定性上升。美元信用的下降將激發對多極貨幣體系的需求，同時削弱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性。四是關稅不確定性上升。特朗普政府將關稅作為實現“美國優先”目標的談判籌碼，導致全球關稅不確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將減少中美商品往來，降低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使用。同時，金融脫鉤和審查可能限制中企海外融資，削弱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

上述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較為嚴峻的內外部新挑戰。一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悖論”。在尚未完成資本項目自由化、利率市場化和金融風險有效管理的情況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會加劇外部沖擊風險。二是國際慣性與制度障礙。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高度路徑依賴IMF、SWIFT等機構的治理機制對人民幣使用存在內在制度性排斥。三是國內金融市場發育不足。以人民幣計價的高質量金融資產供給不足，制約其作為價值儲藏和投資貨幣的功能發揮。四是經濟基本面須更加穩定和可持續。只有中國經濟實力足夠強，才能增加人民幣對他國的吸引力，從而使他國越來越多地盯住（或參考）人民幣匯率。當前，經濟基本面承壓使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放緩風險，出口放緩、對外投資減少也壓縮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亟須通過穩增長與深化金融開放來進一步增強國際信任。

七、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建議

結合特朗普2.0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沖擊，可以預見未來國際金融格局將更加分裂與對抗。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路徑需作戰略性調整，從“單向全球化”逐漸轉向“區域先行，全球聯動”的策略，提升人民幣的影響力，增強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未來人民幣國際化不是線性推進的全球擴展，而更可能是一種區域支點驅動、多維功能協同、制度與市場并重的發展模式。這既是對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現實回應，也是大國戰略自主性提升的重要體現。

1.“區域先行”策略

人民幣國際化在“區域先行”過程中可以考慮從如下五個方面開展：第一，建設亞洲金融安全網絡。充分利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清邁倡議多邊機制（CMIM）等區域合作機制，推動亞洲貨幣基金模式雛形形成。一方面，在CMIM的基礎上重啟東亞地區的區域金融合作；另一方面，強化與東盟、中亞、西亞等地區的本幣互換與本幣結算安排。第二，推動國際貿易計價與清算本幣化。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鼓勵大宗商品采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第三，培育離岸市場基礎設施。在中國香港、新加坡、倫敦等金融中心拓展清算行網絡，增強人民幣交易結算吸引力。第四，打造區域性人民幣債券市場。構建亞洲債券市場人民幣板塊，鼓勵周邊國家發行“熊貓債”，實現儲備貨幣功能突破。第五，穩步推進人民幣穩定幣的試點試驗。一方面，以中國香港為試點，依托其《穩定幣條例》確立的合規機制，在離岸區域推動人民幣穩定幣的有限試點與跨境應用；另一方面，上海浦東臨港新片區作為國家級改革開放高地，可將其納入人民幣穩定幣的試點區域，構建與數字人民幣并行的多元化數字貨幣路徑。

2.“全球聯動”策略

人民幣國際化在“全球聯動”過程中可考慮從四個方面展開：第一，推動“新新三位一體”的人民幣國際化策略。在結算功能方面，推動人民幣在跨境大宗商品（能源、糧食）交易中的使用；在投資功能方面，擴大以人民幣計價的高質量金融資產的供給，完善債券通、股票通、 REITs 通等制度；在清算功能方面，強化 CIPS （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與 SWIFT 替代體系聯動，鼓勵在中國香港使用穩定幣進行交易結算，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體系建設。第二，保持資本項目開放節奏可控。不宜用人民幣國際化倒逼資本賬戶全面開放，應審慎開放資本賬戶。第三，保持匯率靈活性以降低人民幣國際化投機因素。讓匯率由市場決定，以此減少人民幣國際化投機因素?？紤]到短期內難以實現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建議在過渡期內設立人民幣籃子匯率的年度寬幅目標區制度。第四，加快跨境支付結算基礎設施建設。應加快 CIPS 建設，盡快實現 mBridge 項目的落地與擴容，通過建設傳統渠道與數字渠道的國際支付清算體系，緩解美國潛在金融制裁的沖擊。（注釋略）■

文章發表于《經濟體制改革》2025年第5期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