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不敢消費不是愛存錢！劉元春直言分配失衡的痛與破局路

在第八屆虹橋國際經濟論壇的聚光燈下，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的發言如同一記重錘，敲碎了關于中國消費市場的種種 “幻覺”。他沒有絲毫避諱地指出 “中國消費率過低是既定事實”，更將矛頭直指 “強政府、富企業、窮居民” 的分配結構 —— 這不僅是一組冰冷的經濟數據，更是億萬普通人 “賺錢難、存錢累、花錢怕” 的生活縮影。當我們在討論經濟增長、產業升級時，這份 “分配之痛” 從未如此尖銳地擺在公眾面前，迫使每個人思考：我們的經濟，到底為誰而增長？

一、“消費不足是因為百姓愛存錢？” 別用謊言粉飾殘酷現實

長久以來，“居民儲蓄率過高抑制消費” 的論調在輿論場反復出現。部分專家將消費疲軟簡單歸因于 “中國人天性愛存錢”，仿佛居民口袋里的每一分積蓄都是 “消費惰性” 的證明。但劉元春的剖析卻撕開了這層自欺欺人的偽裝：不是百姓不愿消費，而是他們真的沒錢消費，或是不敢消費。

從分配結構看，“企業拿得多、居民分得少” 的失衡局面早已不是秘密。在經濟蛋糕的分割中，企業利潤留存占比居高不下，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始終滯后于經濟發展速度。這種失衡直接導致消費市場的 “供血不足”—— 當企業把利潤持續投入生產擴張，居民卻連基本的消費升級都捉襟見肘，消費市場的活力從何談起？

更值得警惕的是二次分配的 “失效”。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中，政府通過稅收調節、轉移支付等手段，能有效縮小初次分配的貧富差距（通常可降低 40% 左右）。但在中國，再分配僅讓貧富差距下降了 12%。當富人階層的消費需求早已飽和，低收入群體卻連基本的生活改善都力不從心，消費市場的 “馬太效應” 便愈發顯著：富人錢花不完，窮人想花錢卻沒錢花。

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更是讓居民的 “儲蓄行為” 蒙上了一層無奈的底色。養老、醫療、教育等領域的不確定性，迫使普通家庭不得不 “存錢防身”。這種 “被迫儲蓄” 并非消費意愿的缺失，而是在缺乏兜底保障下的生存策略 —— 畢竟，誰也不敢拿未來的風險賭當下的消費。

二、“重投資輕消費” 的發展路徑，為何在今天難以為繼？

回溯中國經濟 40 年的發展軌跡，“重投資、輕消費” 的模式曾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在工業化初期，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和企業驅動的產能擴張，快速搭建起經濟發展的骨架。企業把利潤投入設備更新、規模擴張，政府把資源投向鐵路、公路、港口，這種 “投資驅動” 的邏輯，在特定階段確實推動了經濟的騰飛。

但時移世易，當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這套邏輯的弊端開始顯現。一方面，投資回報率持續走低，許多領域的基建從 “補短板” 變成了 “過剩”；另一方面，消費市場的潛力卻因居民收入不足而長期被壓抑。這就形成了一個詭異的循環：企業拼命生產，卻發現產品賣不動；政府繼續投資，卻發現對經濟的拉動越來越弱。

本質上，這是經濟發展階段的必然轉型 —— 從 “投資驅動” 轉向 “消費驅動”。但消費驅動的核心是 “人”，是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當分配結構不調整、社會保障不健全，“消費驅動” 就只能是空中樓閣。就像一輛汽車，前端的 “生產引擎” 再強勁，后端的 “消費車輪” 轉不動，終究無法駛向遠方。

三、破局之道：讓 “居民有錢花、敢花錢”，需要一場深刻的改革

劉元春的建議，直指問題的核心，更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氣：

在企業端，必須打破 “利潤優先于居民收入” 的慣性。尤其是國有企業，其壟斷利潤不應僅僅留在企業內部循環，而應以分紅等形式更多地回流到居民手中。當員工能從企業發展中切實獲得收入增長，消費的第一動力才能被真正激活。

在政府端，轉型迫在眉睫。從 “投資型政府” 轉向 “服務型政府”，意味著資源配置的重心要從基建投資轉向民生保障。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保障性住房供給，降低教育、醫療的負擔，這些舉措看似是 “花錢”，實則是在為居民 “松綁”—— 只有解除了對未來的擔憂，居民才敢把儲蓄轉化為消費，讓錢真正流動起來。

在社會層面，需要重建對 “分配公平” 的共識。經濟增長的目的不是造就少數富豪，而是讓大多數人共享發展成果。當 “強政府、富企業、窮居民” 的結構持續固化，不僅消費市場會持續低迷，社會的凝聚力也會受到侵蝕。

劉元春的 “敢言” 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共鳴，正是因為他戳中了中國經濟最敏感的神經，也道出了無數普通人的心聲。這不是對現有發展模式的全盤否定，而是在提醒我們：在經濟發展的下半場，唯有讓 “居民口袋鼓起來、消費膽子大起來”，中國經濟才能走出一條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續的道路。

這份 “敢言” 的價值，不僅在于指出問題，更在于喚起思考 —— 當我們談論 GDP 增速、產業升級時，是否也該問問：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了嗎？他們的生活壓力減輕了嗎？他們敢不敢放心地消費、踏實地生活？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才是中國經濟未來的真正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