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幾十年國運毀于一旦

文 | 難得君

我常想，歷史有時候就像我們普通人過日子。一個選擇做錯了，后面可能就要用一輩子來還。

國家也是這樣，一步走錯，幾代人都要跟著受苦。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日本在二戰前的那段日子，看看他們是怎么一步步從光明大道走向萬丈深淵的。

一

日本這個國家，曾經真的讓亞洲人揚眉吐氣過。

黑船事件后，他們沒有自暴自棄，反而奮起直追。明治維新那幾十年，日本真是拼了命在學習。他們從小農經濟國家，硬是把自己變成了工業強國。

甲午戰爭贏了，日俄戰爭也贏了——這可是有色人種第一次打敗白人國家。

那時候的日本，在亞洲人眼里就像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就連被他們打敗的螨清，都不得不服氣，派了很多留學生去日本學習。

這些留學生到了日本，不光學知識，還偷偷組織了什么興中會、華興會、同盟會。

誰能想到，這些組織的活動，最后竟然把螨清給推翻了。

歷史就是這樣，你永遠不知道今天撒下的種子，明天會開出什么花。

日本軍隊里有個叫石原莞爾的參謀，這個人看事情看得很遠。他提出了“石原構想”，說日本應該吞并滿蒙地區，這樣才有戰略縱深。

關東軍聽了他的話，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三省。但石原這個人很清醒，他說見好就收吧，別再繼續擴張了，特別是別去招惹美國。

石原還想了更遠的。他說對中國要慢慢來，資助各地的軍閥反對蔣介石，把中國分成幾個小國，這樣日本就能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現在回頭看，要是日本真的按石原的想法走，歷史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了。

可惜啊，石原的想法沒人聽。他反對全面侵華，反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結果被東條英機排擠，最后被踢出了軍隊。人微言輕，再好的主意也沒用。

我深夜寫文章，寫到這些地方就會停下來想想。要是日本當時守住了滿洲，專心經營，不和美國鬧翻，不加入軸心國，那今天的亞洲格局會是什么樣？

日本可能不會成為戰敗國，臺灣、東北、朝鮮可能還在日本手里。在另一個平行世界里，日本說不定真的成了亞洲第一強國，代表亞洲進了聯合國五常。

但歷史沒有如果。

大和民族選錯了路，走上了侵略擴張的不歸路。這條路不僅給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也讓日本自己掉進了深淵。

道路即國運，選錯了路，再努力也白費。

二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了珍珠港。

從戰術上看，這場偷襲打得漂亮；但從戰略上看，這簡直是自尋死路。已經在中國戰場泥足深陷了，還要去招惹美國？這不是瘋了是什么？

那么問題來了：難道當時的日本政治家都是傻子嗎？他們看不出這是在找死嗎？

其實不是。

決策層里很多人都知道這仗打不贏，但誰都不敢站出來反對。

政治壓力、個人利益、害怕被罵賣國，種種原因讓他們選擇了沉默。大家都指望別人當出頭鳥，自己搭便車。

結果就是集體裝睡，一起往火坑里跳。

這種事兒在歷史上太多了。當靈道的利益和民眾的利益脫節的時候，就會做出這種又蠢又瘋的決定。

1941年10月16日，近衛文麿首相突然辭職。第二天，天皇召見東條英機，讓他當首相。這個決定連東條自己都沒想到。

在近衛內閣中，東條英機作為陸相，整天嚷嚷要對美國強硬。但其實決策圈里的人都明白，就算日本海軍和陸軍加起來，也打不過美國。

當時的數據擺在桌面上：美國的石油產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是20倍，銅是9倍，鋁是7倍。

開戰的話，日本每年要損失140萬噸戰艦，根本補不回來。打到第三年，日本的民用船只都得消失。

近衛文麿是個貴族出身，做事總是猶猶豫豫，想平衡各方利益。陸軍和海軍為了搶資源，天天逼他。

東條英機就靠著“反美”口號，贏得了大批支持者。在那種軍國主義氣氛下，“反美”就等于“愛國”，這種道德正確比什么道理都有號召力。

中層軍官特別喜歡東條。這些人大多出身貧寒，全靠自己拼命才在軍隊里混出點名堂。他們覺得上面那些文人都是投降派，應該下臺，讓他們這些“愛國者”來干。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軍隊里的暗殺和政變都被美化成“愛國行為”，這讓很多年輕軍官前赴后繼。

決策層的人都怕被這些“憤青”誤會，所以沒人敢公開反對戰爭。在東條的步步緊逼下，近衛最后只能選擇辭職，我干不了，你來吧。

三

讓東條英機當首相，這里面其實藏著壞心思。

那些人心里可能在想：你不是能嗎？讓你也嘗嘗近衛受過的壓力，看你敢不敢真的和美國開戰。

可惜，和平的機會就這么錯過了。

東條當上首相，他自己也難受。他心里清楚，日本和美國開戰就是自取滅亡。但以前大話都說出口了，現在怎么收場？

以他的地位和見識，本不該這么糊涂。但人有時候就是這樣，大話說多了，連自己都信了。

問題的根子早在“七七事變”后就種下了。日本陸軍以為能速戰速決，結果陷在中國戰場出不來。戰爭消耗太大，連皇宮的鐵欄桿都拆下來煉鋼了。

為了轉移矛盾，有人出了個餿主意：進攻東南亞。那邊有橡膠和錫，還能威脅荷屬東印度的石油供應，順便切斷中國的物資補給線，逼蔣介石投降。

但那是列強的地盤，美國能不管嗎？

果然，日軍剛露出點苗頭，美國就下令石油禁運。這下日本慌了，他們的儲油只夠用一年。要么趕快向美國屈服，要么就硬著頭皮打。

其實美國也想和日本講和。羅斯福總統已經決定要對德國開戰，不想同時和日本打。他愿意展示實力，同時也留有余地，想促成和平。

但東條首相太要面子了，他怕被人說“反美”是裝出來的。談判時，他在措辭上斤斤計較，細枝末節寸步不讓。

其實美國提出過大幅讓步的方案，可惜日本方面沒理解。日本后來也提了讓步方案，美國同樣沒理解。

直到日本軍機起飛那一刻，美日之間還有和平的可能。

要是沒有設置那么緊的倒計時，日本的外交官本來可以做得更好。羅斯福總統甚至說過：“朋友之間總有商談的余地。”但負責最后調解的來棲知道，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如果日本能在面子上稍微讓步，本來可以保住實實在在的利益。但怎么跟國內的“戰狼”們解釋呢？

想要里子又想要面子，結果兩頭落空。

四

在沖向戰爭的過程中，日本有好幾次機會可以剎車。

第一個是裕仁天皇。

他是反戰的，還因此遭遇過暗殺。面對開戰的提議，他問了一連串問題，問得將軍們無話可說。但明治維新以來，天皇從沒否決過內閣的決定，這個傳統讓他最后選擇了退讓。

第二個是海軍。

山本五十六堅決反戰，但他沒勇氣直接反對上級。他提出“要打贏就先動手”，其實是在備戰上花的心思，比在反對錯誤決策上花的多。

在決定開戰的內閣會議上，海軍居然把預計年損140萬噸戰艦的數據壓縮了一半，說日本的造船能力能補上損失。負責人解釋說：反正天皇會否決。

第三個是東條英機自己。

他靠“反美”口號上臺，但內心未必完全認同。可是大權在握后，面對各方送來的好消息和那個看似完美的“偷襲珍珠港計劃”，他不敢輕易否定。

否定這個計劃，他就失去了政治基礎，他用口號綁架了日本，口號也綁架了他。

第四個是日本的外交官。

來棲、野村這些人，在國際上聲譽很好，都反對戰爭。但他們太謹小慎微了，寧愿眼看著國家沉淪，只要自己安全就行。

還有日本的自由派，他們也堅決反戰。可惜這些人在朝中沒人，在民間應者寥寥，最后成了擺設。

大正年間，日本自由派主導的社會曾經相當自由開放。但后來，社會上的戾氣越來越重。

那時候日本經濟發展快，社會階層變動劇烈。但上層相對封閉，老百姓覺得利益被剝奪了，心里憋著一股火。沒有正常的政治表達渠道，這股火就變成了對外界的仇恨。

在學校和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愛鍋主義”成了極端思想。人們透過這面扭曲的鏡子，看到的是一個完美無缺的日本，而對外界的仇恨成了這種“愛鍋”的支撐。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老百姓把國家的問題都歸咎于“賣國賊”，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了靶子。

近衛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園寺公望提拔起來的，但兩人的政見后來分歧很大。

雖然都反對戰爭，但近衛是覺得打不贏，西園寺是基于“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價值觀，反對為了本國利益放棄道義。

歷史證明，西園寺是對的。在“偷襲珍珠港”決策過程中，高層都從功利角度考慮，沒人從道義上提出異議，這種缺乏道義高度的決策，最終導致了日本的失敗。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為什么西園寺的自由主義思想在日本沒有獲得更廣泛的認同和支持？

五

寫到這兒，天都快亮了。我對著電腦屏幕發呆，心里五味雜陳。

歷史就像一面鏡子，照見的都是人性。那些日本決策者，哪個不是聰明人？

但在集體瘋狂中，聰明人也變得愚蠢。為了面子不要里子，為了短期利益忽視長遠發展，為了集團利益犧牲國家命運，這樣的悲劇，歷史上演過太多太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