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將福克納提前捧上神壇的“圈內(nèi)人”，如何重塑?20世紀美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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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推崇如今已被視為經(jīng)典的作家如威廉·福克納，馬爾科姆·考利重塑了美國文學經(jīng)典。

現(xiàn)在看來難以想象，但在1944年，威廉·福克納的17本書全部絕版，只有他為支付房貸而寫的驚悚小說《圣殿（Sanctuary）》除外。

他當時不過四十多歲，但事業(yè)已陷入低谷。備受尊敬的斯克里布納出版社編輯麥克斯韋爾·珀金斯（Maxwell Perkins）曾斷言：“福克納完了。”福克納的出版商更是將他進一步推向湮沒無聞的境地，將其部分小說的印刷底板捐出熔鑄以支持戰(zhàn)爭，好像也沒人需要這些了。

當時絕版的書中，包括幾部寫于1929年至1942年間、相互關聯(lián)的小說：《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和《去吧，摩西》。每部小說都以虛構的密西西比州約克納帕塔法縣為背景。

如今，它們都被公認為20世紀最重要、最具生命力的長篇小說之一，但在當時遠非如此。福克納的作品一直銷量不佳，并且早已被《紐約客》的克利夫頓·法迪曼（Clifton Fadiman）等知名評論家批得一無是處，他們認為福克納的作品令人困惑且乏味。

這時，馬爾科姆·考利登場了，他是杰拉爾德·霍華德這部細致、資料翔實且富有洞察力的新書《圈內(nèi)人（The Insider）》的主角。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考利已經(jīng)歷了多重人生。他曾于20年代旅居巴黎，是所謂“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員，并在其回憶錄《流亡者歸來（Exile’s Return）》于1934年出版后，或許成為了這一代人最好的記錄者。他廣受好評的第一本詩集《藍色的朱尼阿塔（Blue Juniata）》于1929年出版。

在19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他擔任《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雜志的文學編輯，從埃德蒙·威爾遜手中接任，當時這個職位在美國文學界是一個影響力巨大的權力要津。

大蕭條使考利變得激進。盡管不是共產(chǎn)黨員，但他也差不多是了。用霍華德的話說，他“為每一座應該攻占的街壘而戰(zhàn)”，成了“一個文學行動派”。他非常善于演講。考利是最后一批認識到斯大林主義罪惡的人之一。

他失去了編輯職位，并被權勢人物視為內(nèi)敵，聲譽永久受損。

當時他住在鄉(xiāng)下（如果你認為他在康涅狄格州謝爾曼鎮(zhèn)擁有七英畝土地的農(nóng)舍算是鄉(xiāng)下的話）。正是在那里，他編纂了《便攜式福克納讀本（The Portable Faulkner）》，這本書將使福克納重獲聲望并重塑美國文學。

霍華德寫道，這是“美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拯救行動之一，或許只有20世紀早期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作品在經(jīng)歷數(shù)十年湮沒無聞后被重新發(fā)現(xiàn)可與之相比。而且令人欣慰的是，福克納當時還活著，能夠享受重新被發(fā)現(xiàn)帶來的成果。“

維京出版社啟動其”便攜文庫“系列，初衷是為戰(zhàn)爭時期士兵提供閱讀材料。考利此前已編輯了《便攜式海明威讀本（The Portable Hemingway）》（1944年），這本書修正并擴展了那位作家的聲譽，并且，用霍華德的話說，或許最重要的是，“使得海明威的作品可以被用于教學”。

福克納則更難推銷。維京出版社內(nèi)部幾乎沒人認為這本書值得做。作為一位長期享有盛譽的資深圖書編輯，霍華德在書中解釋了考利如何內(nèi)外兼施，為這部選集的出版鋪平道路。考利幾乎認識所有人，并且能夠將自己關于福克納的論文發(fā)表在知名雜志上，這無疑幫了大忙。

《圈內(nèi)人》的副標題是“馬爾科姆·考利與美國文學的勝利”。霍華德提出，通過將福克納的成就置于更廣闊的文學背景中，考利使得人們首次能夠全面審視美國文學的成就。數(shù)以百萬計的美國研究和美國文學課程正呼之欲出。

1946年出版的《便攜式福克納讀本》并非簡單的精選集。關鍵在于，它提供了整個約克納帕塔法世系故事的時間線，它展示了所有內(nèi)容是如何聯(lián)系在一起的。該書出版于1946年。四年后，福克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霍華德的書并非一部嚴格意義上的考利傳記。那樣的傳記已經(jīng)存在，盡管尚未完成：學者漢斯·巴克（Hans Bak）計劃寫作兩卷本考利傳記，其第一卷已于1993年出版。第二卷尚未面世。霍華德更感興趣的，并且頗有成效地，是向我們呈現(xiàn)一系列重點場景，并追溯一系列思想觀念。他的書，如同考利的《便攜式福克納讀本》一樣，是一部心血之作。他認為考利常常被誤解和遺忘。

考利（1898-1989）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鄉(xiāng)村長大，父親是一位順勢療法醫(yī)師。他在學校成績優(yōu)異，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獎學金，但在社交層面，他僅被部分人接納。

本書最精彩的場景之一是關于考利與詩人哈特·克蘭（Hart Crane）之間親密而復雜的朋友關系。實際上，考利的第一任妻子曾與克蘭有過一段戀情，她顯然是這位同性戀詩人有過性關系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女人。他們是真正的相愛。當克蘭從韋拉克魯斯開往紐約的船上跳海自殺時，她也在那艘船上。她是克蘭那首感人詩篇《破碎的塔（The Broken Tower）》的靈感來源。

馬爾科姆·考利

另一個精彩的場景是考利對杰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的推崇，以及他在屢遭退稿后最終促成其出版的努力。他還在斯坦福大學教授寫作時發(fā)現(xiàn)了肯·凱西，并出版了凱西的第一部小說《飛越瘋人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霍華德關注的是作為文學中間人的考利，關注他如何運作權力杠桿，不僅作為編輯和出版商，而且作為與作家療養(yǎng)地雅斗（Yaddo）、古根海姆基金會以及無數(shù)其他基金會和獎項委員會有聯(lián)系的重要人物。

我希望《圈內(nèi)人》能再短一百頁左右。這本書超過500頁，有時讓讀者陷入細節(jié)的草叢中而缺乏一把割草的鐮刀。我也希望霍華德能讓我們更貼近考利這個人本身，比如他穿什么、吃什么、抽什么煙、喝什么酒，從他書桌前能看到什么。書中缺乏許多這類樸實無華卻又至關重要的細節(jié)。

我還希望霍華德能向我們展示更多考利作為《新共和》周刊圖書評論家時的多個側面。他寫道：“考利在30年代與書籍的關系，就如同寶琳·凱爾（Pauline Kael）在70年代與《紐約客》電影評論的關系：在知識圈里，你必須對他的觀點有自己的看法。”我本希望看到更多考利日常評論文章的例子，他的好惡，他的批評氣質；我未能從他身上感受到那位充滿無盡主見的凱爾的影子。

考利非常珍視友誼，但也得罪了不少人。海明威在他的短篇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1936年）中，描述“那個美國詩人，面前放著一摞碟子，土豆臉上帶著愚蠢的表情，談論著達達主義運動”，指的就是在巴黎的考利。埃德蒙·威爾遜在一封信中稱考利“有點傻”。

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是他一生的敵人。大多數(shù)紐約知識分子也是如此，他們像龍蝦一樣對他群起而攻之。霍華德暗示，考利更為鄉(xiāng)土，說話慢條斯理，與他們都市化的氣質格格不入。

我對霍華德這本書的批評是溫和的。他是一個敏銳的鑒別者；他將許多陳年論戰(zhàn)從檔案的塑料封套中取出，讓它們重新煥發(fā)生機。

我喜歡有精彩致謝辭的書。以下是霍華德致謝辭中的一段：“我要大大地‘不感謝‘聯(lián)邦調查局那些馬虎的官僚們，他們要么無視我查閱考利檔案的請求，要么，天哪，告訴我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檔案。幸運的是，我在紐貝里圖書館找到了那份檔案。總之，啥也沒幫上，謝了。”

作者：Dwight Garner

編輯：蠻蠻

來源：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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