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將福克納提前捧上神壇的“圈內人”，如何重塑?20世紀美國文學

近期共讀

??點擊查看??

26期春夏季，即將開營

相關付費文章：

熱門專欄：

通過推崇如今已被視為經典的作家如威廉·福克納，馬爾科姆·考利重塑了美國文學經典。

現在看來難以想象，但在1944年，威廉·福克納的17本書全部絕版，只有他為支付房貸而寫的驚悚小說《圣殿（Sanctuary）》除外。

他當時不過四十多歲，但事業已陷入低谷。備受尊敬的斯克里布納出版社編輯麥克斯韋爾·珀金斯（Maxwell Perkins）曾斷言：“福克納完了。”福克納的出版商更是將他進一步推向湮沒無聞的境地，將其部分小說的印刷底板捐出熔鑄以支持戰爭，好像也沒人需要這些了。

當時絕版的書中，包括幾部寫于1929年至1942年間、相互關聯的小說：《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和《去吧，摩西》。每部小說都以虛構的密西西比州約克納帕塔法縣為背景。

如今，它們都被公認為20世紀最重要、最具生命力的長篇小說之一，但在當時遠非如此。福克納的作品一直銷量不佳，并且早已被《紐約客》的克利夫頓·法迪曼（Clifton Fadiman）等知名評論家批得一無是處，他們認為福克納的作品令人困惑且乏味。

這時，馬爾科姆·考利登場了，他是杰拉爾德·霍華德這部細致、資料翔實且富有洞察力的新書《圈內人（The Insider）》的主角。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考利已經歷了多重人生。他曾于20年代旅居巴黎，是所謂“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員，并在其回憶錄《流亡者歸來（Exile’s Return）》于1934年出版后，或許成為了這一代人最好的記錄者。他廣受好評的第一本詩集《藍色的朱尼阿塔（Blue Juniata）》于1929年出版。

在19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他擔任《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雜志的文學編輯，從埃德蒙·威爾遜手中接任，當時這個職位在美國文學界是一個影響力巨大的權力要津。

大蕭條使考利變得激進。盡管不是共產黨員，但他也差不多是了。用霍華德的話說，他“為每一座應該攻占的街壘而戰”，成了“一個文學行動派”。他非常善于演講。考利是最后一批認識到斯大林主義罪惡的人之一。

他失去了編輯職位，并被權勢人物視為內敵，聲譽永久受損。

當時他住在鄉下（如果你認為他在康涅狄格州謝爾曼鎮擁有七英畝土地的農舍算是鄉下的話）。正是在那里，他編纂了《便攜式福克納讀本（The Portable Faulkner）》，這本書將使福克納重獲聲望并重塑美國文學。

霍華德寫道，這是“美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拯救行動之一，或許只有20世紀早期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作品在經歷數十年湮沒無聞后被重新發現可與之相比。而且令人欣慰的是，福克納當時還活著，能夠享受重新被發現帶來的成果。“

維京出版社啟動其”便攜文庫“系列，初衷是為戰爭時期士兵提供閱讀材料。考利此前已編輯了《便攜式海明威讀本（The Portable Hemingway）》（1944年），這本書修正并擴展了那位作家的聲譽，并且，用霍華德的話說，或許最重要的是，“使得海明威的作品可以被用于教學”。

福克納則更難推銷。維京出版社內部幾乎沒人認為這本書值得做。作為一位長期享有盛譽的資深圖書編輯，霍華德在書中解釋了考利如何內外兼施，為這部選集的出版鋪平道路。考利幾乎認識所有人，并且能夠將自己關于福克納的論文發表在知名雜志上，這無疑幫了大忙。

《圈內人》的副標題是“馬爾科姆·考利與美國文學的勝利”。霍華德提出，通過將福克納的成就置于更廣闊的文學背景中，考利使得人們首次能夠全面審視美國文學的成就。數以百萬計的美國研究和美國文學課程正呼之欲出。

1946年出版的《便攜式福克納讀本》并非簡單的精選集。關鍵在于，它提供了整個約克納帕塔法世系故事的時間線，它展示了所有內容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該書出版于1946年。四年后，福克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霍華德的書并非一部嚴格意義上的考利傳記。那樣的傳記已經存在，盡管尚未完成：學者漢斯·巴克（Hans Bak）計劃寫作兩卷本考利傳記，其第一卷已于1993年出版。第二卷尚未面世。霍華德更感興趣的，并且頗有成效地，是向我們呈現一系列重點場景，并追溯一系列思想觀念。他的書，如同考利的《便攜式福克納讀本》一樣，是一部心血之作。他認為考利常常被誤解和遺忘。

考利（1898-1989）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鄉村長大，父親是一位順勢療法醫師。他在學校成績優異，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獎學金，但在社交層面，他僅被部分人接納。

本書最精彩的場景之一是關于考利與詩人哈特·克蘭（Hart Crane）之間親密而復雜的朋友關系。實際上，考利的第一任妻子曾與克蘭有過一段戀情，她顯然是這位同性戀詩人有過性關系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女人。他們是真正的相愛。當克蘭從韋拉克魯斯開往紐約的船上跳海自殺時，她也在那艘船上。她是克蘭那首感人詩篇《破碎的塔（The Broken Tower）》的靈感來源。

馬爾科姆·考利

另一個精彩的場景是考利對杰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的推崇，以及他在屢遭退稿后最終促成其出版的努力。他還在斯坦福大學教授寫作時發現了肯·凱西，并出版了凱西的第一部小說《飛越瘋人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霍華德關注的是作為文學中間人的考利，關注他如何運作權力杠桿，不僅作為編輯和出版商，而且作為與作家療養地雅斗（Yaddo）、古根海姆基金會以及無數其他基金會和獎項委員會有聯系的重要人物。

我希望《圈內人》能再短一百頁左右。這本書超過500頁，有時讓讀者陷入細節的草叢中而缺乏一把割草的鐮刀。我也希望霍華德能讓我們更貼近考利這個人本身，比如他穿什么、吃什么、抽什么煙、喝什么酒，從他書桌前能看到什么。書中缺乏許多這類樸實無華卻又至關重要的細節。

我還希望霍華德能向我們展示更多考利作為《新共和》周刊圖書評論家時的多個側面。他寫道：“考利在30年代與書籍的關系，就如同寶琳·凱爾（Pauline Kael）在70年代與《紐約客》電影評論的關系：在知識圈里，你必須對他的觀點有自己的看法。”我本希望看到更多考利日常評論文章的例子，他的好惡，他的批評氣質；我未能從他身上感受到那位充滿無盡主見的凱爾的影子。

考利非常珍視友誼，但也得罪了不少人。海明威在他的短篇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1936年）中，描述“那個美國詩人，面前放著一摞碟子，土豆臉上帶著愚蠢的表情，談論著達達主義運動”，指的就是在巴黎的考利。埃德蒙·威爾遜在一封信中稱考利“有點傻”。

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是他一生的敵人。大多數紐約知識分子也是如此，他們像龍蝦一樣對他群起而攻之。霍華德暗示，考利更為鄉土，說話慢條斯理，與他們都市化的氣質格格不入。

我對霍華德這本書的批評是溫和的。他是一個敏銳的鑒別者；他將許多陳年論戰從檔案的塑料封套中取出，讓它們重新煥發生機。

我喜歡有精彩致謝辭的書。以下是霍華德致謝辭中的一段：“我要大大地‘不感謝‘聯邦調查局那些馬虎的官僚們，他們要么無視我查閱考利檔案的請求，要么，天哪，告訴我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檔案。幸運的是，我在紐貝里圖書館找到了那份檔案。總之，啥也沒幫上，謝了。”

作者：Dwight Garner

編輯：蠻蠻

來源：紐約時報

文章內容僅供個人閱

讀、交流

不代表平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