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陽：我們為什么寫作？女性作家給予了另辟蹊徑的回答

我們為什么寫作？這幾乎是每位作家都要問自己的問題。但是捫心自問之時，女性的回答可能獨辟蹊徑，也更加與眾不同。

“女性文學短經典”叢書

1947年7月3日，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言，“生活中的一切我都想要。我想是女人，也想是男人，想有很多朋友，也想一人獨處，想工作和寫出很棒的書，也想旅行和享樂，想只為自己活著，又不想只為自己活著……你看，要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殊為不易。”77年之后我讀到這段文字，心生感慨，我想，也許寫作可以做到，寫作使得我們暫時拋開性別，在“既是…”“也是…”的結構中打破界限，使得“想”“也想”和“又不想”三者能夠同時兼有而包容，從而避免波伏瓦所言的“瘋狂”，因為她緊接著下面一句話就是：“要是做不到，我會氣瘋。”

至于寫作的狀態，1976年5月在回答波爾特的關于寫作與電影并行的創作問題時，瑪格麗特·杜拉斯給出的言說似乎有些欲言又止：“只有當我停止寫作，我才停止，是的，我才停止某種……呃……說到底，發生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寫作。但我最初寫作的理由，我已經不知道是什么了。”這一回答模棱兩可，但它肯定了一件事：寫作，“是發生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事情”。杜拉斯曾專門有一部書名曰《寫作》，這種生命的糾結，令我想起1985年由法國巴黎圖書沙龍向世界各地作家提出的問題及其答復，在上海文化出版社選編的中譯本《世界一百位作家談創作》中，關于“為什么寫作”莫衷一是，五花八門，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回答是“對此我一無所知”；而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多麗絲·萊辛的答案是：“因為我是個寫作的動物”。一晃，這場問答已是40年前的事了。然而，問題似乎仍在我們心底，成為糾纏。

寫作的動物。本能的表達。有些像杜拉斯書中轉述的法國史學之父米什萊所謂的女巫？“因為孤寂，對今天的我們而言無法想象的孤寂，她們開始和樹木、植物、野獸說話，也就是說開始進入，怎么說呢？開始和大自然一起創造一種智慧，重新塑造這種智慧。如果您愿意的話，一種應該上溯到史前的智慧，重新和它建立聯系。”其實，杜拉斯于1976年5月的答波爾特問，關于居所中寫作的主題，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1928年寫就的《一間自己的房間》已有類似答案。然而從1928年到1976年的48年過去，這個問題仍然能夠在另一國度的女性寫作者中產生共鳴，其意深遠。

重新和它建立聯系。沒到終點。時間上也沒有終點。事實是，距杜拉斯1976年之答問20年后，1996年，蘇珊·桑塔格在一篇題為《給博爾赫斯的一封信》的短文中，表達了她對寫作的認識：“你說我們現在和曾經有過的一切都歸功于文學。如果書籍消失了，歷史就會化為烏有，人類也會隨之滅亡。我確信你是正確的。書籍不僅僅是我們夢想和記憶的隨意總括，它們也給我們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認為讀書只是一種逃避，即從‘現實’的日常生活逃到一個虛幻的世界、一個書籍的世界。書籍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它們是一種使人充分實現自我的方式。”

一種充分實現自我的方式。是寫作的意義所在。對于女性尤其如此。同時，一個作家寫作的同時，也是以夢想與記憶的方式，創生著人類及其歷史。這是寫作者的信仰，也是寫作者面對的最大現實。

但人類歷史創生進程中，女性所起的作用往往并不常得到應有重視。正如馬克思在《致路·庫格曼》中講，“每個了解一點歷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女性的進步是社會進步的尺度和鏡子，女性更是創生人類及其歷史的重要力量。這封信寫于1868年12月12日的倫敦。可惜157年后的今天，這一思想仍然有待于人類全體的再度發現和更深認知。

在《社會變革中的女性聲音》中，我曾表達這樣一種觀點，中國女性在20世紀經歷了三次思想解放。1919年新文化運動，1949年新中國成立，1978年改革開放，每次解放都激發了作家的創造，活躍、敏感的女作家及其智慧、靈性的表達，已成為人類文化書寫力量中更為強大的一部分。

今日中國，正經歷著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作為中國社會變革的見證者、人類文化進步的推動者、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記錄者，中國女作家們對于時代變革與文化進步的書寫所留下的精神檔案，彌足珍貴。

“女性短經典”的集結，是中國女作家歷經20世紀三次思想解放基礎之上新的思考與收獲。當然，每部書從不同側面各各回答了“我們為什么寫作”的問題，同時，它們在藝術和心靈層面帶給讀者的，也比此前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女性的寫作成果都更富足和豐碩。

成為這一成果的親證者與創造者，十分幸運。

期待著您的加入。

（作者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