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石墻樹，如何讓城市與自然共生？

紀錄片《從前有座森林》

樹木是最常見的植物之一，我們熟悉的樹普遍扎根于土地，而有一類特殊的樹生長在石墻縫隙之間，它被稱為“石墻樹”。

石墻樹主要分布在香港島中西區山坡及舊建筑群，最大樹齡超過 120 年。生活在香港的自然科普專欄作者王婷留意到她家門口的石墻樹，通過翻閱資料，她了解到香港石墻的歷史可追溯至 19 世紀中葉，現存的三類石墻的砌筑方式皆為樹木提供了生長條件。由于好奇石墻樹的生態情況，王婷還帶著熱成像儀進行實地考察，慢慢拼湊出這類特殊生境的生物圖譜。在這座繁華大都市里，石墻樹與人類居民、野生動物存在著復雜的共生關系。

2025 年單讀與SEE 基金會共同發起了，《石隙生境》是該計劃發布的第二篇作品。這篇作品中，王婷詳細介紹了香港的石墻和石墻樹的情況，并在一手資料中穿插過往案例與科普知識，幫助更多人了解石墻樹存在的意義。無論是從歷史源頭發現文化與技術的延續，還是在實例中探尋更好的管理方法，這篇文章希望能將石墻樹與城市的共生作為一種啟示，引領人們尋找與自然更恰當的相處之道。

石隙生境：香港石墻樹與城市共生的百年啟示

撰文：王婷

01

山城之下，樹從何來？

初到香港的人，往往會被這座城市的“垂直性”震撼：高樓林立，道路曲折，山城氣質撲面而來。有人笑言，“在香港，不能穿高跟鞋”，因為上坡下坡實在太多。而當抬頭張望，只見玻璃幕墻與廣告牌，很少發現樹影婆娑的街景時，便會有人疑問：“香港的樹都去哪了？”

其實，有一種樹一直都在，只是它們不在公園，也不在廣場，而是——長在墻上。這類在砌石擋土墻縫隙中扎根生長的植物群落，正是香港特有的城市景觀：石墻樹。

香港地勢陡峭，城市建筑自開埠以來便要與山地搏斗。為開出道路，殖民政府選擇“削坡就路”，在山體邊緣開鑿道路，再以石墻加固，防止山泥傾瀉。這些石墻，便是擋土墻，是城市得以依山而建的基礎設施。

最早的石墻可追溯至 19 世紀中葉，由客家打石工人以傳統“箱形砌法”建成。它們細致緊密，石塊整齊排列，用石灰與沙漿粘合，造價高昂，因此多用于重要建筑的基座。接下來的幾十年，石墻的風格隨著技術演進而發生變化，從不規則的火山巖砌墻，到加設水平和加固石條的混合墻體，再到逐漸取代原始石砌結構的現代混凝土墻體。

而自然植物，正是在這些時代的縫隙中找到了生根的機會。石墻樹是自然對城市規訓的無聲抵抗。它們既非純粹野生，也非完全人造，而是人類文明與自然力量相互妥協的產物。

堅尼地城的一棵石墻樹長在擋土墻的拐角 圖源：王婷

02

石墻的前世：山體、工程與殖民的遺產

根據《香港樹木等級冊》資料，全港共有 264 棵石墻樹，其中中西區占 188 棵。而這些石墻樹里，列為古樹名木的共有 35 棵。我家樓下正位于香港中西區石墻樹最集中的區域——西營盤。

西營盤最初只是一座山，是英國殖民時期的軍營所在地。為了安置不斷涌入的居民，自 1851 年起，這里成為香港首個有規劃的住宅區。沿山開路，裁坡建街，街道布局規整，先開設東邊界與西邊街這兩條縱向街道，用于連接山上與山下的區域。隨后在兩者之間依次開拓了四條橫街：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與高街。這些街道的兩側，都是以石墻為基礎拓展出的平臺，用于樓宇建設，也成為石墻樹密集生長的地帶。

石墻也許千篇一律，外觀平凡，常常隱藏在高樓之間，被建筑遮蔽。然而，它們建造自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僅是城市發展的基石，更是香港百年歷史的見證者。通過采訪本地石墻研究者張朝敦，我了解到，香港現存的石墻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察其建造方式，比如從用材與工藝的細節中，便可推測出石墻建造的年代：

1. 1840—1860年代：系梁墻

這類石墻采用中式“箱形砌石”工藝，類似傳統中國城墻的構筑方式，由當年來港的客家打石工人引入。墻體表面光滑，是由形狀規則的石塊縱橫交錯排列而成，俗稱“一丁一順”結構。其中，縱向的石條被稱為加固石條，貫穿整個墻面。石塊切割整齊，縫隙之間以輕薄的石灰和砂漿精細粘合。

由于這種工藝制作與運輸成本高，耗時費力，實際使用時間很短，現今只在少數高檔建筑的基座上還能見到。在西營盤的爹核里仍可找到一堵舊石墻。

第一代石墻的結構 圖源：Feralogue 野敘創意設計工作室

2. 1860—1910 年代：石砌墻

這一時期的石墻多使用不規則的火山巖或方形石塊砌成，結構上分為前、中、后三層。前后兩層為石塊堆疊，中間則填充小石塊和泥土。這種石砌墻必須采用一層一層堆疊的方式來建造，在當時尚無機械設備的年代，其施工如同金字塔般，由無數工人的汗水與勞力凝聚而成。

盡管排列方式多樣，但幾乎所有此類石墻都使用了當時進口的英國水泥進行三角封邊處理。由于火山巖形狀不規則，墻體常有縫隙，成為石墻樹生長的天然“溫床”。隨著時間推移，水泥封邊老化，留下的空隙更為植物提供了生長空間。

第二代石墻的結構 圖源 Feralogue 野敘創意設計工作室

3. 1910—1930 年代：水平石條加固的石砌墻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一時期的石墻在砌筑方式上更為講究，常在石墻表面加入水平石條，以加固結構。這些石條通常由混合石灰與泥土，或早期混凝土制作而成，像一道道橫梁貫穿墻面，增強穩定性。

1930 年代以后，石墻的使用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混凝土護土墻。混凝土墻體光滑無縫，不再保留縫隙，也就不再為植物提供生長的土壤和空間，石墻樹的生長也隨之減少。

第三代石墻的結構 圖源 Feralogue 野敘創意設計工作室

前三類石墻的一個共同特征是：石墻背后多有土壤支撐，這為樹木扎根提供了條件。只要仔細觀察石墻樹的根系走向，就能看出它們如何穿透石縫，循著水分、養分與陽光的方向延展。水流過的地方，便留下生命的痕跡。只要留心感受，就能讀懂它們的生長軌跡。這不只是對自然的觀察，更是對城市歷史的聆聽。

石墻樹的生長結構示意圖 圖源 Feralogue 野敘創意設計工作室

03

石墻樹的種類與生存哲學

石墻樹的生長，可以被視為一種非正式的“規劃”結果——一種源自自然，卻意外適應城市結構的生命策略。這種規劃，不靠設計圖紙，而靠時間的耐心。樹的種子通常并非人為種下，而是先被鳥類或蝙蝠吃下，在這些動物排便時，種子恰巧掉落在石墻的縫隙中。隨后，樹便在石縫中艱難地尋找水分與養分，開始萌芽，長成幼苗。

但這還只是開始。幼苗要經歷風吹雨打，還要面對人為清理的風險，挺過這一切，才開始進入小樹階段。這是一場真正的“植物冒險”。香港大學詹志勇教授在其著作《石墻樹保育》中提到，石墻樹平均需要 4.44 年才能成功地將根系穩定扎入墻體。

在這場石墻上的自然游戲中，最出色的“玩家”非榕樹莫屬，尤其是細葉榕和筆管榕。它們的秘密武器就是——氣根。這些氣根能夠向四面八方生長，主動尋找支撐物和養分來源。氣根不僅能固定榕樹本體，還能將吸收到的水分與養分輸送到上部枝葉，支撐其持續生長。而榕樹根部快速擴張的特性，也讓它們在石墻上如魚得水。

根據詹志勇教授 2014 年的研究，香港石墻上的主要樹種共有六種榕屬植物，包括細葉榕、大葉榕和筆管榕等。它們屬于本地的先鋒樹種，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果實是鳥類和蝙蝠喜愛的食物。動物們吃下果實后，種子隨糞便四處傳播。當種子剛好落入石墻縫隙，如能獲得足夠的水分和陽光，便會發芽，長成小樹，最終成為我們所見的石墻樹。

榕樹能在石墻上生長，除了依賴氣根，也得益于它的絞殺特性。在自然界中，榕樹原本是一種依附型植物，常在其他樹種上汲取支撐。成為小樹后，它會從側枝長出懸掛的氣根。這些氣根在空氣中搖擺，目的就是尋找一塊土壤扎根，獲取更多的資源。

一旦氣根找到土壤并固定扎根，它便開始吸收水分與養分，輸送至上方樹體。隨著光合作用增強，它會長出更多氣根，完成自我供養。這些氣根最終將木質化，逐漸纏繞寄主樹的主干，最終擠壓它，剝奪它的陽光和營養，直至絞殺致死。榕樹則取代寄主，繼續向上生長。

若要觀察榕樹絞殺特性在石墻上的展現，西營盤喬治五世紀念公園是不容錯過的地點。這里位于西營盤東邊界的盡頭，原為 1889 年為鄰近醫院病人休憩康復而開辟的用地，由山坡改造而成的石墻平臺，如今已成為一個足球場與體育公園。

這片石墻上分布著壯觀的石墻樹群，主要沿著醫院道與東邊界約 4 至 5 米高的石墻生長。行走其間，高大的榕樹遮蔽了陽光，林蔭之下，清涼宜人。入口處的石墻上原本還嵌有香港殖民時期的石刻“Hong Kong”字樣標牌，如今已被榕樹木質化的氣根層層包裹，僅能透過樹根之間的縫隙，隱約看到一角舊標，頗具歷史滄桑與時間的縱深感。

榕樹的絞殺特性，從自然角度看或許顯得殘酷，但當城市的石墻取代了“寄主樹”，為榕樹提供依托時，它便無需終結其他生命也能存活。在石墻上，它不僅延續了自己，也用繁茂的枝葉裝點了冰冷的城市街道，形成了一種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

喬治五世紀念公園入口處的石墻樹，樹根層層包圍“絞殺”著石墻 圖源：王婷

除了榕樹，另一個常見于石墻上的樹種是構樹。在西營盤余樂里的一段石墻上，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吸引了我注意。也許是小巷陰暗潮濕，這里沒有高大的榕樹，卻長出了許多蕨類植物，如鐵線蕨，還有一些小樹，比如構樹。這棵構樹，枝干纖細，一個主干插入石墻縫隙中，地面卻長出了 5、6 個側枝，呈螺旋狀向上攀生，生機盎然。

構樹是一個特別的物種，它似乎只在貧瘠的土壤中才能茁壯成長。我回憶起曾多次在陰暗、貧瘠的土地中見到構樹，而往往在肥沃的土壤里，它卻競爭不過其他植物。若說榕樹是憑借自身強大成為石墻樹，那么構樹則是憑借懂得“差異化競爭”——避開資源競爭激烈的土壤，選擇最適合自己的位置，從而在夾縫中脫穎而出。

我常在閑暇時分，在家樓下的石墻樹前散步。不只是因為樹木陰翳，更是因為這些它們每天似乎都在發生變化。并不是每棵樹都能長成參天的石墻樹。今年五月，在余樂里的一段石墻的入口處，我還看到一棵正在生長的黃葛樹，但到十一月再去時，它已經蹤影全無。石墻上的許多生命轉瞬即逝，有的消失得悄無聲息，有的則留下斷裂的樹根，仿佛在訴說著曾經的存在。

石墻樹不只是城市綠化的一部分，它更像是城市與自然博弈后的妥協，是縫隙中生長的生命，是石與樹、人類與自然之間，最樸素也最頑強的對話與共生。

2025 年 5 月石墻上的黃葛樹（左）于 2025 年 11 月份消失了（右）圖源：王婷

04

縫隙中的多樣生境

石墻樹不僅為人類提供了遮蔭納涼的街道空間，也為城市中的其他生物提供了棲息的家園。多次行走在石墻樹下，我都聽到“咕咕”“ 嘰嘰喳喳”的鳥鳴聲，但一抬頭，卻往往什么也看不到。漸漸地，我萌生了一個念頭：有沒有可能讓我們更容易觀察到棲息在石墻樹上的動物？

我想到動物保護人員有時會使用熱成像相機來追蹤野生動物的活動。于是，我向一位從事生態保護工作的朋友借來了熱成像設備，帶著實驗的心情，第一站前往香港堅尼地城著名的“網紅”石墻樹——科士街的一段高聳石墻。

這里近年來已成為香港旅游“City Walk”（城市漫步）的熱門打卡點，不僅因為這段石墻高達 9.5 米，墻上棲息著一整排巨大的石墻樹，其中有的高達 10 米，堪稱全港最巨型的石墻樹；也因為從旁邊的籃球場望出去，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香港城市景觀。

堅尼地城科士街沿街石墻樹打卡機位（左）與其平臺上向下拍攝的香港城市景觀（右） 圖源：王婷

我站在石墻樹下，開啟熱成像儀，果然在密密麻麻的樹冠中發現了一只鳥。鳥的平均體溫在 39° 到 43°，體溫高于周圍的樹葉和墻體，因此在畫面中呈現出黃紅色的輪廓。熱成像幫助我穿透榕樹復雜的枝葉網絡，在視線難以觸及的地方找到了這只“隱形”的鳥。

走近仔細觀察，原來是一只鴿子，白色的腹部配著黑色的羽毛，體態飽滿，顯得十分安逸。它時而發出低鳴，似乎在呼喚同伴。順著回應的鳥鳴方向，我發現更多的鳥類聲音來自石墻后方大片的坡地樹林。這些樹林與石墻樹的樹冠交織在一起，仿佛構成了一條天然的鳥類通道和生態廊道。

我繼續沿著坡道而上，才發現科士街的石墻并非僅有一排，而是由多面石墻構成的一個大型平臺。平臺上建有籃球場，場邊則被矮墻分割，使得石墻樹得以貫穿整片區域，延伸至各個角落。

據歷史資料記載，科士街的石墻建于 1892 年，當時是為了修建屠宰場、豬圈和羊欄而建。這一帶曾是港島的邊緣區域，因此許多“不宜進城”的設施都設于此，如垃圾場、屠宰場、甚至臨時瘟疫醫院。2008 年，隨著城市更新，這一地區的屠宰場被遷移，原址改建為運動場和休憩公園。盡管許多人已遺忘這段歷史，但這里的 27 棵石墻樹，仍默默地記錄著城市發展與變遷的痕跡。

科士街平臺上的籃球場也被石墻樹包圍 圖源：王婷

通過熱成像，我在石墻樹上還發現了麻雀和紅耳鵯的蹤影。在穿行一段矮石墻旁的樓梯時，聽到一陣嘈雜的鳥鳴聲。我用熱成像一掃，發現一群小鳥正聚集在石墻樹下的土壤中，靈活地跳躍著，低頭啄食，顯然是在覓食。

熱成像相機拍攝的麻雀聚集在石墻樹背后的槽里（上），實拍場景（下） 圖源：王婷

這些矮墻旁的石墻樹因緊鄰籃球場旁的花槽和空地，根系得以延伸至泥土中，使得榕樹既保留了石墻樹特有的“瀑布狀”垂根，又能像普通樹木一樣扎根于土壤中，更加穩固茁壯。

慢慢地，我也摸索出一種最有效的石墻樹觀鳥方法：先用耳朵辨別鳥鳴的方向，再用熱成像確定它們的具體位置，最后用肉眼或望遠鏡細看。若運氣好，還能在石墻樹下的臺階上發現許多鳥類掉落的羽毛，這印證了這里確為它們的聚集棲息地。

西營盤英皇臺臺階上掉落的鳥羽毛 圖源：王婷

當然，熱成像并不是萬能的。石墻樹上的許多生物它是無法辨識的，比如蝙蝠、壁虎、蟑螂、蜜蜂等。這些生命體活動于石墻的縫隙之間，可能比我們想象中更為豐富，競爭也更為激烈。

有一次抬頭，我竟然在一棵石墻樹上發現了一只老鼠的尸體。它不知通過何種方式爬上了石墻上的樹枝，但當我看到它時，它已死去多時，僅剩下懸掛的尸體，引來大量蒼蠅和黃蜂覓食。這一幕令人震撼，也提醒著城市生態中的生與死就在眼前。

死去的老鼠掛在石墻樹上，吸引來了蒼蠅和黃蜂 圖源：王婷

而熱成像相機也意外展現出一些石墻縫隙中水流的軌跡。這些水可能是居民生活用水，它沿著石墻平臺的排水結構流出。在熱成像畫面中，排水管常呈現出異常的熱量，不知是否是因熱水流動，還是因鳥類或其他小型動物聚集所致。這些“熱跡”也為石墻樹增添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石墻樹不僅是城市綠化的一部分，更是人與自然共存的見證。在這些石縫與枝葉之間，城市的生命悄然展開，隱藏著豐富且復雜的生態故事。借助科技，我們或許能一窺它們的秘密，也更懂得珍惜這不經意長出的、城市縫隙中的野性與生命力。

石墻樹上觀察到的物種與生態系統 圖源：Feralogue 野敘創意設計工作室

05

石墻樹管理與共生的博弈

從堅尼地城回西營盤的路上，我走上了連接西營盤與半山的般咸道。這里有五棵曾引發全港熱議的石墻樹，也是最能直觀展現石墻樹頑強生命力的地方。

從西營盤正街搭電梯一路向上，抵達坡道盡頭，便能看到一堵陳舊的石墻與階梯相嵌的街道里面。石墻上布滿痕跡，有的是由不規則的山巖堆砌而成，有的則使用整齊的石塊砌筑。墻縫中還涂抹著顏色不一的水泥與石灰，那些斑駁的修補痕跡，正是這些年來人為管理石墻樹留下的印記。

這堵石墻上如今長著四棵相對矮小的榕樹，高約五米。但它們并非原貌。在 2015 年之前，這里原本有六棵高大健壯的細葉榕。

2015 年 7 月，一場暴雨導致其中一棵百年石墻樹倒塌，緊鄰的一棵也受到牽連。出于安全考慮，路政署將其清除。這一幕就發生在一個巴士站前，幸好當日是周日，無人上下班上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然而，僅僅兩周后，在一個深夜，路政署又將剩下的四棵石墻樹一并砍除，理由是“公共安全”。住在對面大廈的居民們一覺醒來，窗外原本枝繁葉茂的樹木，已變成四根光禿的“樹樁”。樹根仍緊緊抱著石墻，仿佛誓言不離不棄，直至生命終結。

這場砍樹事件迅速引發社會爭議。有市民在被砍去的樹根上掛上紙折的白花，作為悼念；也有環保團體要求立法保護石墻樹，不再隨意砍除。在網絡與媒體上，越來越多聲音指出，石墻樹不僅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是香港獨特的自然與歷史融合的象征，承載著本地文化的連續性與集體記憶。

事件后，政府里的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加強了對全港石墻樹的普查，制定了更系統的石墻樹定期檢查制度，包括檢查樹體健康、根系對石墻結構的影響、墻體的穩定性。通過加強執行《樹木管理指引》，促進跨部門協作，石墻樹調查與風險評估，優化緊急處理機制，推動小區參與等措施。

最令人意外的是：四棵石墻樹，竟然“又回來了”。

事實上，在被砍不到一個月后，就有居民發現，般咸道石墻上的樹根竟然開始長出新芽。“這些根部長出來的是‘水橫枝’，是石墻樹的自救機制，”香港大學詹志勇教授解釋道，“它們源自樹體內部原本處于休眠狀態的‘潛伏芽’。當樹處于健康狀態時，這些芽不會生長；但當生命受到威脅，它們便會迅速‘爆出’，努力長出新枝葉，繼續進行光合作用，以維持生命。”

十年后的今天，望著這面石墻上再次長出的四棵石墻樹，我不禁感嘆：大自然的力量何其偉大，這些石墻樹，又是何其堅韌。

般咸道上被砍的石墻樹的生長變化，2015 年 8 月（上），2015 年 9 月（中），2025 年 5 月（下） 圖源：FB 群組&王婷

與我同行的是港大景觀建筑系的高級講師 Gavin Coates。他說，盡管這些樹奇跡般地長回來了，但它們的穩定性遠不如從前。“當初被砍伐時，樹的主根很多都受損，有的被截斷，有的已開始腐爛或中空化。如今它們重新長出來，要恢復過去的穩固狀態，還需要時間。”

我問他，有沒有辦法更好地加固這些石墻樹。他回答說：“現在我們主要靠工程手段，比如拉線支撐。但如果從根本上改善，就要想象一種為石墻樹量身打造的城市環境。” 他進一步解釋道：“比如，減少街道上的車道，騰出空間擴建種植槽，讓榕樹的氣根能夠落地扎根，繼續生長。這樣，它們才能像在自然中那樣穩固并健康地成長。這是最自然、最有效的加固方式。”

但他也坦言，這種做法在現實中存在挑戰，尤其是在土地資源極度稀缺的香港。

石墻樹的管理，最終變成了一場復雜的博弈：生態價值、歷史文化與公共安全之間的平衡。它們是大自然在城市縫隙中的奇跡，是歷史與生命的交界。但在現代城市治理的框架下，它們也必須面對現實的評估標準——是否“安全”？是否“干擾市政”？是否“值得保留”？而每一個判斷背后，都牽動著政策、技術、市民情感，乃至于對“城市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根本想象。

06

石墻樹, 情感與信仰, 城市秩序

每天隨著城市建設與更新，香港的石墻樹也在日益減少。更多沒有列進古樹名錄的石墻樹，或者還在石墻上生長的小樹，經常就這么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比如西營盤爹核里的石墻樹是僅有的第一代技術的石墻，上面長了很多不同的植物種類。這里曾今一排都是這樣的石墻。但隨著沿街店鋪的修繕。石墻逐漸被水泥掩蓋。我第二次去得時候，工人正在改造墻面。石墻樹的生存空間也越發狹小，只剩下一些蕨類和苔蘚在有水分的管道下勉強存在。

很難說，這其中誰對誰錯。對于沿街的商鋪經營者來說，石墻樹有時是一種“障礙”——它們的根系可能破壞地基，遮擋招牌，落葉堆積，也許還會引來蚊蟲，阻礙裝修施工。在有限的街面空間內，商鋪需要招攬生意，翻新店面，清理墻體，而石墻樹的頑強生長，似乎總與這些需求背道而馳。可與此同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未必真的厭惡樹，只是當樹與生計發生沖突時，選擇變得艱難。

而石墻樹呢？它們從未表達反對，也從未請求保留。它們只是靜靜地長在城市的縫隙里，在磚石之間找到一點點濕潤的土壤、微弱的陽光，便倔強地扎根、蔓延。它們沒有語言，卻以根須寫下堅持；它們沒有位置，卻從不爭位。它們從不抗議，只是無聲地證明：城市不只是人類的。

西營盤爹核里的第一代石墻逐漸被水泥覆蓋 圖源：王婷

通過觀察和記錄我家門口的這些石墻樹與它們的生命史，我意識到，石墻樹帶來的不僅是生態學或物種保護的技術問題，更引發我們對城市“秩序”本質的深層思考：我們是否能容許非人類生命，以它們自身的方式在這座擁擠的都市中共處？

當市民為搶救一棵古榕樹奔走、呼吁，工程師在計算其倒塌概率時，石墻樹早已用它們盤根錯節的根系，寫下了另一種關于生存的答案。對石墻樹而言，“共生”從來不是一套由人類規劃好的藍圖，而是一場實時進行的、生機勃勃的談判。

榕樹的根沿著臺階邊緣延展，總能找到新的路徑和棲身之處。我們所能看到的，往往只是那外露的十分之一——還有九成的根系，深藏在石墻背后與地下，與城市的基礎結構交織在一起。而樹冠與根系的生長是互為支撐的：越是龐大的枝葉，背后必有越深遠的根。

很難說，人類與石墻樹比，誰更“智慧”。正如英國作家理查德?馬貝（Richard Mabey）在他的書《植物夜總會：四萬年的植物生活與人類遷徙》中所言，植物有能力解決問題，并從經驗中學習。它們理當擁有和動物一樣的道德地位。

堅尼地城科士街上的石墻樹熱成像攝影幫助發現鳥的蹤跡 圖源：王婷

保育石墻樹，其實也在照顧人和樹之間的關系。一棵樹在一個地方生長多年，日復一日地陪伴著街坊市民，它不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是一段情感的延續。也許樹還在的時候，我們未曾在意；但當它被砍除，人們在烈日或驟雨下忽然失去了遮蔽，才會感到一種突如其來的空虛。

石墻樹是自然與文化融合的遺產。石墻本身承載著文化記憶——它們是客家傳統技藝的結晶，由石匠一塊塊手砌而成，是中國傳統建筑智慧的體現。而石墻樹，也在現代社區的日常生活中繼續發揮文化功能。小巷里的石墻樹為街邊商鋪提供遮蔭；文武廟旁的石墻樹下，常有人擺放佛像與香爐。也許正因為榕樹在中國傳統中本就被視為神圣之樹、村落守護者，當般咸道石墻上只剩下樹根，人們過往在樹根處插下的燃盡的紫紅色香枝仍被留在原地。

無論榕樹是否有靈，它們必定有情。

文武廟附近的石墻樹上放滿了各種文化背景下的神像 圖源：Anson Wong，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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